1278年冬，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服毒自杀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广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
进入江西时，文天祥就开始绝食，希望船到故乡吉安时饿死守节。由于押解人按着灌食，文天祥没能在家乡殉国，他便希望能有机会逃脱，即使死也不能死在荒山野岭，而要在世人的关注下悲壮地殉节。所以，他就“配合”押解他的元军继续北上。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唯恐他投降，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
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投降，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甘愿接受异族统治，但他们自己不愿意牺牲，却期待别人守节殉国。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王炎午。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做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不久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王炎午闻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一千八百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并誊写近百份，张贴于文天祥被押解途中可能经过的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等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一句话，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
王炎午之举并非个体行为，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被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 都希望他们能够以死守节。他们也许会善待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