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为了尽可能保持论文的原貌，因此仍然以博士论文中的致谢作为本书的后记，这也最能体现我写作本书时的内心感受！
在本书完成的瞬间，对刚刚诞生的作品固然满怀喜悦之情，但涌上心头更多的却是感激。本书的写作既是一段特殊的心路历程，也是一种特别的田野经验；既是对人类学研究所谓“他者”文化的认识，也是对“自我”文化的观照。可以说，本书既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尝试和挑战，也是智识和田野实践方面的超越。然而，这种超越当归功于一路上给予我支持与鼓励的师长及亲朋好友。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符时，我知道，此刻我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也唯有这时，才没有了逻辑上的束缚和表述上的约束。无论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如何强调对民族志学者解释权的释放，或者呼吁“主观性的回归”，可是“他者”的注视与“自我”属位的确证始终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民族志学者，寻求两者的平衡成为民族志学者的不懈追求与精神困惑。当然，我也难以逃脱这种两难困境的苦闷，本书写作过程中的艰辛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切。然而此刻，我却想好好利用属于自己的、一点有限的“自由”和“权力”，跳出“象征、文化、阐释、模式”等术语和逻辑的拘囿，在“学术以外”表达自己的这一段心路历程。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柏贵喜教授，正是他，使我能在陌生的领域中，循序渐进地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前行之路。从论文选题、开题、结构、表述到最终定稿的全过程，无不倾注了导师太多的心血。入校伊始，导师就对我提出了严格要求，希望我“好做学问、做好学问”。对我而言，这种期冀既是信任和鼓励，又是压力和动力，让初涉民族学研究的我短期内经历了从感动、自信到彷徨、挫折、失望、坚持，再到自信的一个循环过程。也正是这样一段经历，让我找回了坚持民族学研究的信心和决心。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幕发生在2011年3月7日，这一天，我已经被论文选题和研究框架“折磨”得心神憔悴，也对自己曾经在学术上的自信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也就在这一天，导师的一席话“一语惊醒梦中人”。他结合我在城市规划和建筑
在本书完成的瞬间，对刚刚诞生的作品固然满怀喜悦之情，但涌上心头更多的却是感激。本书的写作既是一段特殊的心路历程，也是一种特别的田野经验；既是对人类学研究所谓“他者”文化的认识，也是对“自我”文化的观照。可以说，本书既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尝试和挑战，也是智识和田野实践方面的超越。然而，这种超越当归功于一路上给予我支持与鼓励的师长及亲朋好友。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符时，我知道，此刻我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也唯有这时，才没有了逻辑上的束缚和表述上的约束。无论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如何强调对民族志学者解释权的释放，或者呼吁“主观性的回归”，可是“他者”的注视与“自我”属位的确证始终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民族志学者，寻求两者的平衡成为民族志学者的不懈追求与精神困惑。当然，我也难以逃脱这种两难困境的苦闷，本书写作过程中的艰辛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切。然而此刻，我却想好好利用属于自己的、一点有限的“自由”和“权力”，跳出“象征、文化、阐释、模式”等术语和逻辑的拘囿，在“学术以外”表达自己的这一段心路历程。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柏贵喜教授，正是他，使我能在陌生的领域中，循序渐进地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前行之路。从论文选题、开题、结构、表述到最终定稿的全过程，无不倾注了导师太多的心血。入校伊始，导师就对我提出了严格要求，希望我“好做学问、做好学问”。对我而言，这种期冀既是信任和鼓励，又是压力和动力，让初涉民族学研究的我短期内经历了从感动、自信到彷徨、挫折、失望、坚持，再到自信的一个循环过程。也正是这样一段经历，让我找回了坚持民族学研究的信心和决心。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幕发生在2011年3月7日，这一天，我已经被论文选题和研究框架“折磨”得心神憔悴，也对自己曾经在学术上的自信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也就在这一天，导师的一席话“一语惊醒梦中人”。他结合我在城市规划和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