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通论（4）
2015-01-01 19:25阅读：
第二节 社会环境
《论语·子罕》中有一段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话，其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跟朋友说很想到君子居住的“九夷”生活，那么这位文化圣人十分向往的这个“九夷”到底在哪里呢？
《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千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可见，“九夷”是中国古代在东方生活的诸多部族的通称。“九夷”之称，典籍恒见，而且其俗“仁”字当头，是众人敬仰的君子之国。《墨子·非攻》曰：“九夷之国，莫不宾服”，《说文解字》说：“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说文解字》释“夷”为“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而清段玉裁为注曰：“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班固《汉书·地理志》也云：“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后汉书·东夷传》说：“《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正义》云：“子欲居九夷，与乘桴浮海，皆谓朝鲜”，又《南史•夷貊》“东夷条”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犹为礼乐云”。这就是在远古时期朝鲜半岛上的“
东夷族”称谓的来龙去脉。至于韩国的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
李浚庆在《录遗许太史朝鲜风俗》中概括的非常精辟：
朝鲜为壤，檀君肇国，箕子受封，皆都平壤。汉置四郡、二府，自是三韩瓜分，马韩统五十四国，辰、卞韩各统十二国。厥后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鼎峙。新罗之地，东南至海，西至智异山，北至汉水；高句丽东至海，南至汉，西北踰辽河；百济西南至海，东至智异山，北至汉。新罗灭高句丽、百济，及其衰也。弓裔据铁原，称后高句丽；甄萱据完山，称后百济。高丽始祖统合三韩，西北以鸭绿为限，东北以先春岭为界。至我康献大王，建都汉阳，定为八道（《东皋遗稿》卷五）。
韩国被称誉为“礼仪之邦”、“君子之国”，朝鲜古人更是崇尚礼节，仁义尤佳。张显光在《青邱图说》中云：“（国人）形貌端直，性情平顺，质兼刚柔，德备中和。君子多而小人从，男子唱而妇人和。俗尚礼让，士笃学问”（《旅轩先生续集》卷四）。而这种礼节、仁义和忠孝的根基与依据来源于儒家的“三纲五常”。毋庸置疑，“三纲五常”的精神理念在朝鲜半岛深深地扎了根，浸润了韩国先民，儒教与伦理思想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不仅如此，几千年来传统的农耕文化所带来的保守性注定了韩国先民重视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和上下秩序，而且鼓励人们为兴邦定国做出应有的贡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每一位儒士的崇高理想和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每一位儒生为了达到“立身扬名”、“立身出世”的最终目的，皓首穷经，奋发图志，把“仁”、“义”、“礼”、“智”、“信”发挥得淋漓尽致。
要说到韩国的传统文化，不得不说“孝”和“孝道”。“孝”是韩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而且最提倡的美德。权近在《本朝笺文类》中曰：“窃以孝为百行之源，是帝王教化之先务”（《阳村集》卷二十五），《东文选·鱼进士孝行序》云：“孝为百行之源也，人得养生丧葬之宜，以尽事亲之道，然后可谓孝也”（《东文选》卷九十二）。在韩国历史上，感人至深的孝子、孝女事迹比比皆是，而有关歌颂孝道的故事如“孝女知恩”（或“贫女养母”）、“孙顺埋儿”、“沈清救父”等著名的传说故事在韩国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关于“孙顺埋儿”的故事，奇大升在《天使许国、魏时亮问目条对》中曰：“孙顺，新罗兴德王时人。父殁家贫，与妻佣作人家以养母。顺有小儿，每夺母食，顺谓妻曰：‘儿夺母食，儿可得，母难再求。’乃负儿归，掘地欲埋。忽得石钟，甚奇，未妻惊怪。试撞之，舂容可爱。妻曰：‘得异物，殆儿之福，不可埋也。’顺以为然，将儿与钟还家，悬钟于梁，撞之。声闻王宫，王闻之，谓左右曰：‘西郊有钟声，清远异常。’即令寻得之曰：‘昔郭巨埋子，天赐金釜，今孙顺埋儿，地出石钟，前后同符。’乃赐家一区，岁给米五十石”（《高峰先生续集》卷二）。奇大升向中国使节们介绍了在《三国遗事》中早已记载的韩国版的“郭巨”故事，使异国客人倍感亲切。
沈清是在韩国民间故事与小说作品中被刻画为“孝女”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并且在被誉为韩国国粹的“盘韶里”（Pansori）艺术中屡屡上演，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许。宋晚载在诗《观优戏》中说：“娥孝爷贫愿舍身，去随商舶妻波神；花房天护椒房贵，宴罢明眸始认亲”，李建昌在《明美堂集》中也云：“灵光裴喜根伶人也，作《沈清歌》悲壮感慨，近所罕有”，又在其诗《赋沈清歌》中说：“裴伶一曲句沈娘歌，四座无端唤奈何。”可见在当时，《沈清歌》以特有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深入人心。“沈清”故事在当时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又是说书人“传奇叟”喜欢讲唱的一部作品。赵秀三云：“传奇叟，叟居东门外。口诵谚课稗说，如《淑香传》、《苏大成传》、《沈青传》、《薛仁贵》等传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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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清”故事说：
黄州桃花洞住着盲人沈鹤圭。他家世寒素，膝下有一个女儿叫沈清。沈清七岁时，母亲不幸去世。父女二人只能相依为命，如影随形。沈清非常孝顺，为了畸零无侣的父亲，她从小开始端着水瓢顺街讨饭，又给别人做家务，用微薄的收入尽心地侍奉父亲。沈鹤圭也是老牛舐犊般疼爱女儿，虽然俩人生计窘迫，但心胸舒畅，笑口常开。
有一天，沈鹤圭去迎接讨米回来的沈清时，不慎落入水中。危机关头，幸好被路过的梦云寺化主僧救起。僧人对沈鹤圭说，只要向梦云寺中的佛祖敬施大米，赤诚祈祷，会使他的眼睛重见天日，饱尝眼福。沈鹤圭听了顺耳，不假思索地在“劝善帐”上签了名。事后自己才想到家里是清贫如洗，为此沈鹤圭是愁眉锁眼，悔恨迭起。沈清得知后，悄悄地把自己卖给了准备驶往南京的商人，以此来报答父亲的鞠养之恩。毫无察觉的沈鹤圭立刻把女儿卖身得来的三百石大米恭顺地献给了寺庙，而可怜的沈清将要成为商人们祭献海神的供品。当沈鹤圭得知真相时，悔恨不已。沈家父女为此抱头痛哭，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而供奉的大米也没有给沈鹤圭带来丝毫的光明。
带着沈清的商船行驶在临堂水，这时突然狂风大作，波涛冲天。惊慌失措的船主无情地把沈清推入大海。沈清的一片孝诚感动了海龙王，他没有置之不理，而是把她包在荷花里，然后又送还人间。路过的商人们发现了沈清，就把美丽的荷花献给了国王。这时，荷花被满满地被打开，从中走出了沈清。国王被沈清的美貌和感人事迹所打动，封她为王后。沈清渴念父亲，设盲人宴来寻找父亲的心愿得到国王的准许。在宴会上，沈清深情地呼喊着父亲，沈鹤圭欲睁眼看女儿，没想到眼睛真的能睁开，可以重见光明。历尽磨难、久别重逢的父女开始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沈清美丽、勤劳、纯朴、刚毅、乐观。虽然生活贫窭，但她总是乐观向上。比如遇到常人无法承受的困境时，沈清毫无怨言，自始自终忘我地侍奉盲父，甚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来换取父亲的幸福生活。她对父亲尽孝道，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纯洁无瑕，因此可以得到桃花洞村民们的交口称扬。沈清对盲父的孝道是根基于骨肉之情，而艰难的生活环境下形成的父女情谊和相互的同情之心，促使这种孝道达到了极致。因此，沈清的这种孝道和那些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带有麻木、虚伪的“忠孝”和“愚孝”有本质的不同。
沈清在韩国古代劳动人民心目中，是理想人格的化身，沈清故事的主题也是围绕着一个“孝”字展开的。通过沈清的尽孝故事，反映了劳动人民在任何逆境中也始终保持着美好孝行的伦理道德。“沈清”故事对现代人的民俗文化生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国全罗南道谷城郡梧谷面就有沈清村。每年的十月份，包括沈清村在内的谷城郡举行规模盛大的“沈清祝祭”活动。来自韩国各地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友人会聚在这里，并通过表演歌剧等方式隆重纪念这位以“孝”为德的美丽少女。同时，又经评委的严格筛选，选拔出现代生活中的“沈清”，以此歌颂人间美好的伦理道德，以示后人。
沈清、知恩、孙顺的孝道可以与中国的黄香、郭巨相媲美。汉朝时期“黄香温席”的事迹广布天下，使黄香戴上了“天下无双，江夏黄香”的光环。高丽文人也对黄香的孝道进行了歌颂，并结合自己的孝行创作出了诗歌。李奎报的“怜渠独扇蚊飞枕”和李穑的“扇枕孝思动，拂衣归意忙”就是尽孝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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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李奎报十分相念远在尚州的母亲，所以发出了“燎须随病妺，扇枕忆慈颜” [3]
的慨叹。
为了弘扬孝道，高丽和朝鲜朝政府也十分重视书籍的刊行。高丽末，权溥、权准父子“哀集历代孝子，凡六十四人，使壻李齐贤着赞，名曰《孝行录》，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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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朝鲜朝时期，又陆续发行了《三刚行实图》。1432年，“集贤殿新撰《三刚行实》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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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艺文大提学郑招承命制进《三纲行实图跋尾》。其辞曰：‘右《三纲行实图》所载忠臣、孝子、烈女各一百十人，纪行图形，仍赞以诗，刊板已竟，命臣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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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上曰：‘三纲人道之大经，君臣、父子、夫妇之所当先知者也。肆予命儒臣编撰古今，并付图形，名曰《三刚行实》。俾锓于梓，广布中外。’于是命中枢院使尹淮制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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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朝政府的这种举措下，行善、尽孝、谦让、恭敬、节义等这些伦理思想深入人心，并牢牢地镶嵌在人们的大脑中，成为人们行动的唯一准则。即便是不断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现代韩国社会中，也十分重视有关孝道的教育与实践，甚至还有与“孝”有关的歌曲《不孝子在哭泣》
[8]
，此歌曲一经传唱， 红遍了整个韩国。
在韩国的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还有忠义观和节义观，执行的也非常彻底和果断。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就例举了“壬辰倭乱”中涌现出的几位英雄豪杰，其云：“赵宪金浦人。出自寒微，力学登科，躬耕养母。每以国事为忧，汲汲如狂，前后上疏，指陈时政者累十万言。时倭使玄苏等求和，宪抗章请斩玄苏平义智头，悬之藁街，人目以狂妄。至壬辰，议者悔不用其谋。且善天文，一日闻东南有大声如雷，泣谓人曰：‘此名天鼓，倭众今渡海矣。’其言果验。闻乱即聚兵，传檄讨贼，远近响应。竟赴敌死，同死者七百人，盖性于忠义者也。”又云：“高敬命，号霁峰，光州人。壬辰家居，闻倭寇至，列邑望风，慷慨发愤。传檄远近，聚兵讨锦山之贼。战败，与子因厚死焉。其长子从厚誓复父仇，奋义起兵，拒贼于晋州，城陷而死。父子三人，同死国事，古今无二，呜呼烈哉。”又云：“宋象贤，壬辰为东莱府使。倭寇迫城，知不可守，手题扇面曰：‘孤城月晕，大镇不救，君臣义重，父子恩轻。’付家奴归报其亲，及城陷，冠带踞床。贼欲曳下，象贤骂曰：‘交邻有道，我不负汝，汝何至此。’贼大怒杀之，瘗尸城东，竖木以识其处。后贼语被掳者曰：‘尔国忠臣，惟东莱府使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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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壬辰倭乱”发生在朝鲜朝宣祖国王执政时期的1592年，因时值壬辰年，所以韩国学界称之为“壬辰倭乱”。当时，作为日本封建领主、“大名”的丰臣秀吉（《明史》称之为‘作平秀吉’）命约二十万军队入侵朝鲜，给整个朝鲜朝社会带来了最为严重的后果。对于它的灾难性的惨状，尹国馨在《闻韶漫录》中云：“壬辰乱后，人民离散，虽大家世族，举皆失业行丐。妇女无尊卑，见污贼手者甚多。表表立节者，朝廷方可访问旌异之。积尸遍野，收瘗者无几。父而卖子，夫而鬻妻。至于癸巳春，则人相杀食，斫尸争啖，骨肉亦有相戕者。自有东方变乱之祸，惨酷之甚，未有如今日者也。”
在前所未有的国难面前，朝鲜军民并没有吓到，而是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经过了“晋州大捷”、“闲山岛大捷”和“幸州大捷”等三大著名战役以后，于1598年最终击退了外敌，取得了保家卫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闻韶漫录》中记载的赵宪、高敬命和宋象贤等三人只不过是无数英雄人物英勇抗倭的一个缩影而已。自“壬辰倭乱”发生以后，涌现出的英雄豪杰可谓不胜枚举。比如《高宗实录》云：“至壬辰，秀吉以百万之众，蔽海而来，烧我宫室，辱我陵寝。呜呼痛哉！尚忍言哉？奉驾西迁，将欲内附，幸赖皇明之拯救，而亦有臣李恒福、李德馨、李舜臣、郭再佑等，皆中兴辅佐最著者也。论介、月仙以遐方贱妓，犹有向国之诚，能斩勇贼之首而摧其前锋。惟政、灵圭，以山中僧徒，亦知报君之心，以一当百，越海讨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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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录中可以看出，英雄人物不仅有李恒福、李德馨、李舜臣、郭再佑等著名的武将，而且还有僧侣惟政与灵圭，甚至还有论介、月仙等青楼女子。虽然论介和月仙的身份十分“卑贱”，但她们不愧为万人敬仰的巾帼英雄。
几千年延续而来的韩国传统社会，除了受到儒家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熏陶以外，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以及韩国固有的原始信仰也是一直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同时，古人读“四书五经”等经典，充实自己的人络绎不绝。尤其是在朝鲜朝时期，读儒家经典蔚然成风，甚至连乞丐、卖柴火的人都对典籍爱不释手而要“大饱眼福”。赵秀三在《福洪》中说：“福洪，不知何许人也。问其姓曰不知，问其名则福洪，年可五十余，而顾总角也。曰：‘乞食于城中’。排日而门，不失其次。夜则卧废廨中，覆籍乎一藁席。终夜诵《孟子》数不撤”，并赋诗曰：“湛晴鬅发鬼公如，排日人家一饱余；藁荐半衾兼半席，喃喃终夜诵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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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其《吾柴》云：“吾柴，卖柴者也。不日卖柴，而但曰：‘吾柴’。苦甚，风雪祈寒则循坊四而叫。余时则坐街上，适无来买者，出怀中书读之，则古本经书也”，并赋诗云：“风雪凌兢十二街，街南街北叫吾柴；会稽愚妇应相笑，宋椠经书贮满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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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卖柴火，很容易联想起安徒生的《买火柴的小女孩》中的感人情景。让我们倍受感动的是，吾柴在卖柴火时居然也不忘读书，说明他不甘落后，更不希望自己愚昧地度过一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都如此痴迷，可见韩国社会酷爱文史经典的文化风气彰明较著。
[1]
赵秀三：《秋斋集》卷七，《纪异》。
[2]
分别是李奎报的《代陈同年湜，和舍弟澕随父之东京，忆兄见寄》二首其一（《东国李相国集》卷八）和李穑的《送李进士归觐水原》（《牧隐诗稿》卷二四）。
[3]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六，《初入黄骊》二首其二。
[4]《高丽史节要》卷二十五，“忠穆王丙戌二年十月”条。
[5]《世宗实录》，1432年6月丙申条。
[6]
《世宗实录》，1433年2月戊申条。
[7]
《世宗实录》，1434年4月甲戊条。
[8]《不孝子在哭泣》（불효자는
웁니다）创作于1940年，由金英一作词、李在镐作曲。
[9]
李睟光：《芝峰类说》卷十五，《人物部·节义》。
[10]《高宗实录》，1882年5月4日条。
[11]
赵秀三：《秋斋集》卷七，《记异》。
[12]
赵秀三：《秋斋集》卷七，《记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