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文人多恃才傲物、蔑视权贵。这一基于自我中心的不良心理或人格缺陷每为我们作为优美精神来褒扬。恃才就是自大，之所以自大必是因为自卑。而蔑视权贵的先期行为，一定是阿谀权贵。
我的本领非常大，这是自己的感觉，要把这种感觉证明给别人看，就需要把自己变成权贵，“出人头地”。所以如李白的《上韩荆州书》，“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简直把韩朝宗捧上了天，他到处寻找门路，一再地巴结权贵。目的无非乞请提携，使我“一登龙门，声价十倍”、“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一旦应召入京，何等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京中，“当年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不仅没有蔑视权贵的意思，显然是以跻身权贵为荣而蔑视卑贱了。直到京城混不下去了，才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权贵是贪官，祸害了天下苍生才蔑视之，而是因为它“使我不得开心颜”而蔑视之。所以说，凡是蔑视权贵的话发得最狠的人，阿谀权贵的话也一定说得最肉麻。
另一个蔑视权贵的典型文人是徐渭。但是这种蔑视，同样表现于他失意之后，而不是得意之时和发达之前。发达之前，他致力于追逐“白马银鞍”，在科场上屡败屡战。20岁时不惜屈膝卑怜上书浙江学政副使，得以破格中举。得意之时，在胡宗宪幕府为天下共识的权奸严嵩80岁撰祝寿文，谀为“施泽积德”的“一代伟人”。失意后，蔑视李春芳、张元忭、刘县令、徐阶，而这4人，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奸臣。当然，对于他的或阿谀、或蔑视，我们都不能想得太坏，他既不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利益去阿谀清官、蔑视贪官，也不是为了祸害天下苍生去阿谀贪官、蔑视清官，而完全是为了个人“白马银鞍”的价值，不管这个权贵是清官还是贪官，有益于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则阿谀之，妨害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则蔑视之。
士人对权贵的态度则相反。以天下苍生的利益为出发点，他既尊重权贵，又不畏权贵，自谦而自信。苏辙的《上韩太尉书》，与李白的《上韩荆州书》恰可作为对比。苏轼对王安石、司马光是何等的尊重，但当王安石实行变法，苏轼认为新法有害于天下苍生，便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当司马光尽
文人多恃才傲物、蔑视权贵。这一基于自我中心的不良心理或人格缺陷每为我们作为优美精神来褒扬。恃才就是自大，之所以自大必是因为自卑。而蔑视权贵的先期行为，一定是阿谀权贵。
我的本领非常大，这是自己的感觉，要把这种感觉证明给别人看，就需要把自己变成权贵，“出人头地”。所以如李白的《上韩荆州书》，“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简直把韩朝宗捧上了天，他到处寻找门路，一再地巴结权贵。目的无非乞请提携，使我“一登龙门，声价十倍”、“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一旦应召入京，何等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京中，“当年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不仅没有蔑视权贵的意思，显然是以跻身权贵为荣而蔑视卑贱了。直到京城混不下去了，才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权贵是贪官，祸害了天下苍生才蔑视之，而是因为它“使我不得开心颜”而蔑视之。所以说，凡是蔑视权贵的话发得最狠的人，阿谀权贵的话也一定说得最肉麻。
另一个蔑视权贵的典型文人是徐渭。但是这种蔑视，同样表现于他失意之后，而不是得意之时和发达之前。发达之前，他致力于追逐“白马银鞍”，在科场上屡败屡战。20岁时不惜屈膝卑怜上书浙江学政副使，得以破格中举。得意之时，在胡宗宪幕府为天下共识的权奸严嵩80岁撰祝寿文，谀为“施泽积德”的“一代伟人”。失意后，蔑视李春芳、张元忭、刘县令、徐阶，而这4人，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奸臣。当然，对于他的或阿谀、或蔑视，我们都不能想得太坏，他既不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利益去阿谀清官、蔑视贪官，也不是为了祸害天下苍生去阿谀贪官、蔑视清官，而完全是为了个人“白马银鞍”的价值，不管这个权贵是清官还是贪官，有益于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则阿谀之，妨害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则蔑视之。
士人对权贵的态度则相反。以天下苍生的利益为出发点，他既尊重权贵，又不畏权贵，自谦而自信。苏辙的《上韩太尉书》，与李白的《上韩荆州书》恰可作为对比。苏轼对王安石、司马光是何等的尊重，但当王安石实行变法，苏轼认为新法有害于天下苍生，便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当司马光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