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故事（五九）孛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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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罗营村在朝阳区，在东五环路与京沈高速公路相交的五方桥西南方向，就是孛罗营村，属王四营乡管辖。
没有在孛罗营那里生活、工作过的人可能都不太清楚，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它的名称来源于成吉思汗南下中原时，命大将军孛罗率领部队驻扎于此地。
有趣的是，“孛”字的读音曾引起争议。有网友认为，公交车的电子报站读作bó是错误的，应读bèi，因为《新华字典》只收这个读音，却未能指出口语读音“bó”，不全面。“孛”字读bó，是草木盛貌的样子。《现代汉语词典》收了“孛”字bó、bèi两音，但是，我在当地听到村民是用近郊方言读为“b”，故普通话中读为bó更合理。因为“孛儿只斤”在姓氏用语中之“孛”是音译，故只用口头读音为“bó”。在汉语中，文白异读现象在方言中较普遍，现代汉语中也有，但不是很多。这个字的读音还是要结合地名来历进行分析。
一般的方志上这样解释村名的来历：成吉思汗南下中原，命大将军孛罗率部驻扎于此，故名。我问了懂蒙语的朋友，他认为“孛罗”很可能是“Boro”的音译，为我不懂蒙语，只能用拉丁字母模拟发音；元朝经常以“孛”字对译“Bo”这个音节，如帝王姓氏“Borzigin”译为孛儿只斤。看来，孛罗营的“孛”字确实应读bó。可是，这位神秘的孛罗又是何许人也？方志中所述有限，我在《元史》找了半天，觉得最可能的便是孛鲁。孛鲁（1197年-1228年），也可译作博罗、孛罗，是成吉思汗十大功臣之一木华黎的长子，骁勇善战，善骑射。1227年，率军攻占金国多处要地，“师还，至燕，猎于昌平，民持牛酒以献，却之。”看来孛鲁到过现在的北京，还曾命“千户按札统大军驻河北，备金。”但资料奇缺，只能找到这么一点蛛丝马迹，不足以证明他就是使“孛罗营”得名的人。我向村民请教这个问题，大家也说不上来。
有趣的是，当地村民读为“b”，但是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应该读“bó”才正确。这也不奇怪，海淀区的白家疃的“疃”字，应该读“tan”，可是当地村民都读“tn”。这也是群众喜欢把姓氏读作第一声，为了响亮，也是习以为俗的事。
历史上在北京建都的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有四个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一方面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带进内地。所以在北京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街巷名称很自然地保留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接触的痕迹。
元朝时期，孛罗营是作为驻军之地而存在的。据资料记载，成吉思汗南下中原时，曾命令大将军孛罗率其中一部驻扎于此，因此得名孛罗营。
在《元史》中，孛鲁被认为是最可能的使“孛罗营”得名的人。孛鲁是成吉思汗的十大功臣之一木华黎的长子，骁勇善战、善骑射。公元1227年，西夏末帝李睍（xiàn）投降蒙古，在萨里川，约在今陕西榆林与内蒙古交界处遭到杀害，西夏灭亡。在这一年，孛鲁率军攻占金国多处要地，“师还，至燕，猎于昌平，民持牛酒以献，却之。”尽管在《元史》中只找到了这些信息，虽然孛罗营的命名与孛鲁有关，但关于孛罗其人却所知甚少。他是否就是使孛罗营得名的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实。北京孛罗营的起源和传说有多种版本，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实其中的任何一个版本。
这里曾经是元代驻军之地，成吉思汗南下中原时，命大将军孛罗率其中一部驻扎于此，故称孛罗营。现在孛罗营分别为孛罗营村、双合村、燕窝村，这三个村都有汉族、满族。今天的孛罗营村外一条长满杂草的河流断断续续的有水流过，村里虽然还算干净，但绝不整齐、美观。
上世纪90年代初，孛罗营还有900亩耕地，村民多以种植业为主，少部分到焦化厂工作。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去城区工作，外来人员则以粮油批发、汽修、五金为业。
现在甘肃省定西县还有少量姓孛的人，其中一支在1932年迁往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马建乡，最近十几年又有大部分迁往永宁县居住，
只是不知道孛罗营村里的蒙古人的后裔还有没有，如果有，又去了哪里？如果没有，是否融化在汉族里了？他们是否也会像席慕容一样唱起《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歌》？是否知道“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
2017年11月，孛罗营村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