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园林与唐宋园林
2015-01-13 15:22阅读：
成都园林做为一个整体，其特点是十分突出的，一是从它的性质上说是官家园林，二是从它的时代上说是唐风园林。用传统园林界的说法，中国园林不管是北方皇家园林还是江南私家园林都是明清以后的园林，好象真正的唐宋园林只能从日本的早期园林里才能见其一端。成都园林刚好能够对这一观点进行修正，也就是在中国本土也有唐宋园林的遗存，而且对唐宋园林的精神比日本的园林保留的更好。下面，我们就以现存的成都园林与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唐宋园林做一比较，以期从中能够看出成都园林与唐宋园林在园林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接近的。
当然，我们现在是不可能回到唐宋时代的，成都园林作为群体，它保留下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建筑构筑物、山水湖池等遗，是我们结合古典文献研究和认识唐宋园林的最直观的园林标本，使我们可以透过那些呈现在眼前的那些清代建筑，直追它的园林布局、山石结构和园林美学的唐宋元素，从而更直观的了解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的那个辉煌的时期及其艺术情趣。
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上古时的帝王苑圃和田猎围场。在此基础上，从四周开始在其中筑台挖池，如《孟子、梁惠王》中记周文正在营困筑室之余，且与民共享台池鸟兽之，乐，作灵囿，内有灵台灵沼，初具园林格局。至春秋战国时期，游猎之风盛兴，当时园圃之中常见的园林建筑主要是台。其台多为方形，以土筑垒，其上或有堂榭之类的建筑，可以登临远望。
到了秦汉时期，神仙黄老思想盛行于世，宫室苑囿多因山冈之势，居高临下：高台回廊，长桥飞虹，以期达到天人台——的精神理想。这——时期帝王苑圃所形成的“—池三山”的园林模式，是中国园林艺术成形的标志。据《三秦记》载，秦始皇在咸阳引渭水作长池，“筑：上为蓬莱山”。而《汉书、郊祀志下》则载汉试帝的建章宫未央殿“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汉书、扬雄传》亦载汉武帝建上林苑，“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马及
)娑、渐台、泰液，像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一池三山”模式的建立使苑圃山水具有了彼岸神山圣水的象征意义，对后世皇家园林—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苑囿与秦汉时期相比，无论是面积；还是规模都大不如前。可是这—时期的士人园林则勃然兴起，使园林山水的含义由神话传说向文化艺术和审美情趣大大地跨跃了——步。魏晋’之际，政治矛盾尖锐，：工人们在这样拘留证环境下无论是全身远害、标举风神，抑或豪奢逸乐，都需要园林、山水作凭藉。“竹林七贤”之嵇康，“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圆之。……恒居其下傲戏”(《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文人传》)此后，隐逸与玄风，以及欣赏自然的趣味演成风习，山水园林也成为土人寄养情志和实现高雅的场所了。甚至连以掠夺、斗富而闻名的石祟也“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涧阳别爨”，建构了著名的私家园林——金谷园。石崇结交文人潘岳，左思、陆机等，号为“金谷：二十四友”，经常在一起赋诗吟唱，“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金谷诗序》)。
到了唐宋时代，中国园林艺术进入成熟期。在这一时期，不光是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与官家园林也把人工挖凿的山水己成为园林的审美主体，特别是皇家园林己逐步扬弃了以宫阁为主、禽兽充塞其间的构建形式。此时的园林山水已脱离了自然的原生态景观，成为自觉地审美观赏的对象，而且还与同期的山水诗、山水画互相吸取养料，这使得造园艺术家能够吸取山水诗、山水画的创作经验，把山水诗，山水画的美举特征运用到园林山水的营构上，从而使中国古典园林变得更加富于诗情画意。
从唐代开始，文人士大夫的私家宅园的山水观在魏晋南北朝士人园林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实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官僚阶层的全面文人化，以及在文人中盛行的山水诗、山水画的影响，使得士人园林随着文人的大规模从政而向各级衙门官署扩展，形成中国园林历史上的一个官家园林（官产园林）的鼎盛期。
在这一时期，园林山水的“人格化”得到了显著的加强。一拳代山、一勺代水的人工山水取代了魏晋南北朝士人园林的隐逸山林的真山实水，通过对人工山水的营造的过程，中文人士大夫的胸襟、个性、情趣、文化意识等才第一次真正的与园林山水融为一体，形成我们后人所说的文人山水写意园林。
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作为唐代最负盛名的造园家，他象谢灵运、王维——样营造了自己的山居别业庐山草堂。在庐山草堂中，白居易用箦土、拳石、斗水等极其简淡的景致，构筑了—个属于他自己的天地，他在此小天地中“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物我两忘，物我合一。到了他修筑“履道里园”时，则更是十足的文人山水写意园了。此园位于白承易家居的洛阳，有水竹之胜，极幽致之趣。白居易有诗《池上篇》及序，记叙了造园的经过和园景的布局。其诗曰：“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睡，足以息肩。……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在这狭小、简致的小池旁，寄托着白居易的全部情怀，小园与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完全融为一体。这一造圆思想在其营造的官署园林中得到了同样的体现，他在任江州司马时就营造了一个官署园林，他自己在《官舍内新凿小池》一诗中对这一园林描写道：“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积。中地铺白沙，四隅甃（用砖砌）青石。勿言不深广，但取幽人适。……岂无大江水，波浪连天白。未如床席前，方丈盈盈尺。”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唐代园艺家们努力的想通过自己的营造活动，在狭小、简致的山水小园中实现文人士大夫的人格、情趣以及文化取向。
另外，唐代官署园林（官家园林）异军突起，上至两京中央政府的衙署（见舒元舆《御史台新造中书院记》）下至县署驿馆，多以建园置池为时尚。如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就在官舍内凿池建园，写诗《官舍内新凿小池》对之咏叹。在唐代不光有大量的诗歌唱和对官署园林进行咏叹，还留下了不少直接描述官署园林的记和序。如卢照邻的《宴梓州南亭诗序》、孙樵的《书褒城驿壁》、李白的《夏日奉陪司马武公宴姑孰亭序》、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等。
而且此时的文人私家园林与文人官署园林在审美趣味上都很接近，没有决然的区别。如白居易既造私园又造官园，又如在唐代后期随着中央集权的衰败，许多驿站式官园也有被地方主管私园化的趋势，当然这一趋势又由于官员的流动调遣而弱化。
以下我们就结合有关唐宋时期文人对唐宋园林的记载，并以成都园林为参照物，谈一谈唐宋园林的园林艺术特征：
首先，唐宋时期的园林整体结构还是以湖池水体为中心的，如卢照邻描写过的梓州南亭就是“亭阁分危岫，楼台绕曲池。”
“水鸟翻荷叶，山虫咬桂枝。”（卢照邻《宴梓州南亭得池字》）“门前杜城陌，池上曲江流。”（张九龄《和韦尚书答梓州兄南亭宴集》）
白居易描写自己的私园履道里宅用的篇名就是“池上篇”，文中写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台池。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4）。乐天罢杭州
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5)，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6)、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7)，通三岛径。”
司马光在《独乐园记》对这一以池为中心的园林结构有很详细的描写：“熙宁四年迁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5）。其中户为堂，聚书出五千卷（6），命之曰“读书堂”。堂南其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中央为沼，方深备三尺，疏水为五派，注沼中，状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下，若象鼻。自是分为二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轩”（7）。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圆周三丈，状若玉块，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8），命之曰“钓鱼庵”。沼北横屋六楹，厚其墉茨，以御烈日。开户东山，南北列轩牖，以延凉飓（9），前后多植美竹，为清暑之所，命之曰“种竹斋”。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10）。”
唐宋园林追求的境界就如白居易所说：“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秆。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确凿，识分知足，外无求焉(19)。”（《池上篇》）
唐宋园林的这一园林整体结构，从成都园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在成都园林中的新都桂湖、罨画池是直接保留了唐宋园林的这一山池结构的实物依存，而新繁东湖、广汉房湖、杜甫草堂（草堂部分）则是完全继承了唐宋园林结构的审美情趣，而三苏祠则是对唐宋园林湖中岛结构的放大类型，水体分散而整体结构不乱，形成散水围大岛的特殊山池结构结构。
第二，唐宋园林与明清以后日益普遍的私家园林有所不同，它们更像是古代的“人民公园”（公共园林），不是住宅的附属休闲娱乐区。它更像是园主人的一件艺术作品，就像一首山水诗、一幅山水画一样，是园林主人邀集亲朋好友文人同僚聚会玩赏的去处，是一件需要别人品鉴的艺术品。所以园林中的建筑也相应的很少，基本上不设园主人的固定的或长期的居住房间，更不用说没有像明清私家园林里的四合院和几进大院的豪宅。
由于唐代城市的里坊制度，住宅区、商业区和衙暑区（政治中心）是决然分开的，而且里坊之间有大门，晚闭早开，如果是地处城郊的园林，园主人是不可能在其中居住的。当时园林和住宅大多不在—处，因此经常不闭园门，供行人游览。更有不少园主人，如李德欲自己的私园“平泉山居”还没建好就宦游在外，平生就没有机会回去游览自己“平泉山居”。这一点北宋的司马光说得最清楚，他在《独乐园记》里就—再说明他的私园“独乐园”的与以前的“人民公园”式的私园的不同，因为他的园林是只供他自己独乐的。
邵雍《咏洛下园》诗说：“洛下园池不闭门……遍入何尝问工人。”范仲淹也说：“西都土大夫园林想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得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焉?”有园者不常游，无园者可任意游，说明当时人们习惯上将园地视为私有，而认为园林风光不妨共享，比如当时洛阳人游览私园，只要付给看园人少许“茶汤钱”即可。
而成都园林对唐宋园林的公共园林的特点也是一直保留至今。新都桂湖从唐代到明末一直是驿站式官署园林，清代更直接改为官办公共园林。罨画池作为衙署园林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清代。杜甫草堂最早是杜甫居所，至北宋时期已成开放的纪念场所了，以后则成为后人缅怀杜甫的公共园林。三苏祠初为苏家故宅，至元朝也已成为官方的纪念三苏的公共场所。新繁东湖和广汉房湖也都是唐代名臣（李德欲、房琯）所建的官方公共园林，虽然时有兴废，但始终作为公共纪念性的园林，并与新都桂湖等一起成为民国时期第一批正式改名为公园的园林之一。
第三，在唐代山水园林中驿站式官署园林——“亭”异军突起。亭本来是先秦汉代的基层行政单位和邮亭，可是到了唐代主要功能已演变为驿站。初唐与盛唐时期，由于国力强盛，对驿站的经营投入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孙樵在《书褒城驿壁》有所记载。文中借一老农的口说：“举今州县皆驿也。吾闻开元中，天下富蕃，号为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粮，长子孙者不知兵。”
意思是说：“现在所有的州县都象驿站一样。我听说唐玄宗开元年间，天下财物丰富，人口众多，号称太平，行走千里的人不用携带粮食，有了子孙的人还不知道兵器为何物。”
翻开《全唐诗》、《全唐文》各地的南亭、北亭、西亭、东亭以及其他各种名称的亭等驿站式官署园林比比皆是，留下了许多迎来送往、宴饮唱和的诗文。如王勃的《绵州北亭群翁宴序》、卢照龄的《宴梓州南亭诗序》、王昌龄的《宴南亭》、韦应物的《春游南亭》、柳宗元的《游南亭》、张谓的《西亭子言怀》、方无干的《再题路支使南亭》、白居易的《池西亭》《宿府池西亭》、皇甫湜的《枝江县南亭记》等。
唐代经济繁荣、军力强盛，魏晋以来已经衰败的亭、驿制度又得到了加强。在唐代每驿均设驿长一人，驿夫一人或数人。一县之驿，由县令兼理；一州之驿，由州府的兵曹掌管；一道之驿，于节度使下设置馆驿巡官四人、判官一人来治理。由于大的驿馆是由县令或县令以上的官员来兼管，再加之唐代的驿馆主要是接待过路的各级官员，所以建筑比较豪华，多建园池，以至形成了大量的驿馆式官署园林。
成都园林中的新都桂湖的前身，就是从唐代的驿馆式官署园林——南亭。由于它较完整的保留下了唐代的园林遗迹和信息，使我们今天得以通过对新都桂湖的研究，推想出唐代驿馆式官署园林的真实面貌。
第四，在商周时期，园林分以动物为主的囿和以植物为主的圃，植物作为园林最重要的审美主体这一传统一直保留到唐代。李德裕在洛阳的“平泉山居”就是用他多年四处收集的奇草珍木，异花奇卉来妆点的园林。他曾撰《平泉山居草木记》、《平泉山居戒子记》记其事。
李德裕在其《平泉山居草木记》中记载：
“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树，稽山之海棠、榧桧，剡溪之红桂、厚朴，海峤之青柽、木兰，天目之青神、风集，钟山之月桂、青飓、杨梅，曲房之山桂、温树，金陵之珠柏、荆、杜鹃，茅山之山桃、侧柏、南烛，宜春之柳柏、红豆、山樱，蓝田之栗、梨、龙柏。
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苹洲之重台莲，芙蓉湖之苗莲，茅山东溪之芳荪，复有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岩湍、庐阜漏泽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园所有今并不载。……己未岁，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会稽之百叶木芙蓉、百叶蔷薇，民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郏卫，台岭人公之怪石，巫峡之岩湍，琅琊台之水石，布于清渠之侧，仙人迹鹿亦（加石字旁）之石，列于佛榻之前。是岁又得钟陵之周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红桂，稽山之四时杜鹃、想思紫苑、贞桐山茗、星台蔷薇、黄槿，东阳之杜桂、紫石楠，九华山药树、天蓼、青枥、黄心[木先]子，朱山龙骨。近于庚申岁复得宜春之笔树楠、推子金、荆红笔、密蒙勾栗木，其草药又得山姜碧百合。”
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唐代观赏植物谱，并记其出处尤为可贵；足见中国地大物博及李德裕宰相势炎之盛。此园植物及建筑俱较山石为胜。此时叠山石技术尚未大行，是可注意之处。
成都在这一方面也把唐宋园林的风格继承了下来，在成都园林中有许多的植物专类园，它们虽然不是从唐宋时期直接继承下来的，但是它们在艺术风格上、在园林精神上是对唐宋园林重视植物的精神是相通的。
在成都园林中，新都桂湖以桂花和荷花为主体的植物专类园，其中桂花被誉为全国五大桂花观赏地之一，荷花为全国八大荷花观赏地之一，成为一个独特的园林生态景观。杜甫草堂则以高大的楠木树为一大特点，再配以数百年的古银杏树，成为最为全国著名的一个城市森林。还有望江楼公园的竹子森林，其品种丰富，面积广大，历史悠久，为大型城市中所仅见。还有武侯祠的柏树，自唐代被杜甫吟咏“锦官城外柏森森”以后，现在已成为成都市的一个响亮名牌。另外如离堆公园的古桩盆景，新繁东湖的梅花，罨画池和三苏祠的银杏，都是扬名于海内外的生态景观。
第五，唐宋园林由于所处盛世，无论私家宅院还是官方公共园林，且多为文人营造，所以气魄宏大，一般不作细部的精雕细作，多追求的是整体上的诗情画意，而不是炫耀财富的雕梁画栋和繁屋高楼，这也是与明清私家园林的一大区别。
这一特点与唐代对第宅制度是非常重视有关。宅第逾制，就是有罪。以往秦汉未见明文规定，但唐代对此是有很严格详细的规定的，《唐会要，舆服志》载：
“又奏准营缮令，王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乌头大门。勋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木字旁）、乳梁、装饰，其祖父舍宅门荫，子孙虽废尽听依旧居住。
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近者或有不守敕文，因循制造，自今以后，伏请禁断。
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
由此可见，唐代对于各阶层人等第宅的限制是很严密的，但是对于整个第宅布置和园林规模，《舆服志》未加明示和限制。而宋代对唐的制度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继承下来了，制宋代的宅第规定是：
“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诸道府公门得施戟，若私门则爵位穷显经赐恩者许用之，……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乌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用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棋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宋史。舆服志》)。
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诏：
“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漆梁柱窗牖雕铸柱础。”
可见宋代与唐代的宅第制度基本上是一样的，这就是要限制随便营造。这是封建社会的整体秩序，大家必须遵守。
这也是造成唐代和宋代园林中园林建筑非常疏朗原因之一。
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宅第制度有所放松，官员、文人和商人在营造园林的时候，宅第不断扩张，园林则相对萎缩。
在园林艺术的审美上一种新的观念逐渐形成，这就是形成一种在狭小空间里精心重构自然山林的审美精神，“芥子纳须弥”成为最高的美学理想，即园主们努力在越来越狭小的庭院山石池水中，尽可能全面的表现自己的个性、情趣及文化意识。明清园主们要在一块小小的境地里布置出千山万壑、清溪幽池的气象，半亩小园，咫尺山水，在感官体悟中，无意于整个串宙人生。所以，以芥子园、勺困、半亩园、壶园、尺五庄、小有余芳、十笏园等命名的园林竟相出现，形成一种新的园林审美思想。
成都园林的园林建筑，虽然没有保留下唐宋时期的原物，但是园林建筑的疏朗、质朴和大气，则是与唐宋园林一脉相通的。成都园林在清代因为江南人士大量入川作官，在清中期有一个模仿江南园林的短暂时期，但这并没有改变成都园林从唐宋时期延续下来的成都园林美学的基本精神。如新都桂湖、罨画池、新繁东湖、三苏祠、杜甫草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