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为耻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他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以上资料来源于《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太祖实录》，《国史大纲》,《明史讲义》节选，参考《明皇陵碑》，吴晗2016新世界出版社《朱元璋传》。
朱元璋是一代枭雄，从一个乞丐僧人走到皇帝的位置，朱元璋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确实能笼络人心，能让手下的淮西将士对他忠心耿耿，奋勇杀敌。
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1344年入皇觉寺当和尚，曾乞讨，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反抗元朝，
之后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同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即现在的江苏南京。
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为口号，举兵北伐。1368年初，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改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当年秋攻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蒙古贵族北逃，后晋割让的幽云十六州也被收回。又平定西南、西北、东北等地，最终统一中国。
清人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张宏杰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朱元璋本质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
14世纪中国人的悲哀就是朱元璋这个乞丐上台了）。
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流氓的泼辣。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禆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却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焦虑的皇帝。学术上将焦虑定义为：人对现实或未来事物的价值特性出现严重恶化趋势所产生的情感反映——简单来说，人们按照自己的判断觉得未来的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产生了担忧、烦躁和恐惧这些情绪。焦虑是困扰现代人的普遍情绪病，每个阶层都有焦虑，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朱元璋来说也不例外。贵为九五之尊，坐拥四海的皇帝也有焦虑？事实证明，中产以上的阶级更容易产生焦虑，尽管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持续性获得巨额财富和维护这种现状。而对于一个皇帝来说：
获得江山的同时，如何维持朱氏江山的千秋万代？
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流氓的狡黠与狠毒。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原因，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基于乡村生活经验，这位乞丐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为了生存，朱元璋就成为了一名僧人，童年时代的朱元璋印象中只有痛苦的经历，因此这也造成了朱元璋从小养成了一种自卑并且不信任别人的人，他习惯了自私的方式来思考和处理事情，对待其他人也比较的冷酷无情。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邻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其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套院墙在农民生活中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务。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朝遗物（
什么是长城？了解中国象征万里长城的前生今世）。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其他古老文明都被历史的云谲波诡一遍遍涂改得面目全非，只有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冲刷，而基本格局丝毫不改。这一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是中国文明生命力强大，继继绳绳，与天咸休。在西方人看来，却是极其悲惨和可怕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僵化状态。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
像朱元璋这样牢笼天下，无疑不符合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它却符合皇帝一个人的利益，
他只实现了自己逆袭梦。孟德斯鸠说，专制制度是大一统的中国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相容的”。
“产权”决定治理方式。对于天下人民、土地和财富都属于皇帝一个人所有的帝国来说，选择哪种治理方式只取决于皇帝一个人的感觉。所以，历朝历代皇帝都乐于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由，来成就自己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损害其他人的方便，成就自己一个人的方便。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轨迹。
英人穆勒认为，个性自由和专制统治的斗争，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盛衰和浮沉。伴随着个性的舒展，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生气勃勃。这一过程还加强着那条把每个人和本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个过程将一个民族也变得大大地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其成员。相应于每人个性的发展，每人也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他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而当单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时，由单位组成的群体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反之，压抑人的个性，使个人消失在人群之中，这种社会埋下了专制的因子。在那里，人类生活必会变成一池死水，首创性极度缺乏。人心的这种低下状态又导致平凡的统治，平庸、落后的民族便将出现。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僵化状态充满了恐惧。在部分西方哲学家眼里，中国的停滞绝对不是什么光荣和成熟，而是一种极端的罪恶和丑陋。在他们的语言里，厌恶之态溢于言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英人比万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我认为我们的危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独裁。”（引自《历史研究》）
当然，天国的朱元璋绝对不同意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绝不认为自己的形象是这样的恐怖、丑恶。相反，在他手中那面东方式的铜镜里，他看到自己既威严又仁慈，像一个充满智慧和爱心的老爷爷。
朱元璋的一系列操作很骚的。他一开始加入红巾军抗元，并且又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后来又骂红巾军是暴兵和妖人，大力歌颂元世祖忽必烈。对于朱元璋来说红巾军是暴兵和妖人，人家想和红巾军撇清关系。“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皇陵碑》)，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明太祖实录》)。他开始认为元朝皇帝是圣人，成吉思汗、忽必烈都是上天为中国人选定的皇帝，自己在元朝生活的很好，很开森。
于是朱元璋在登基诏书上这么写：“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
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朱元璋更是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又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和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
不光这样，他还否认自己推翻了元朝，认为他夺取天下是从起义军手里夺取的，没有侵占元朝皇帝的合法财产“天下”。“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乞丐皇帝朱元璋：顶级权谋大师，自私权力野兽
元至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祭告上苍即皇帝位，改国号大明，改元洪武。在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开创者中，这位明太祖的出身最为寒微，即便是当年的汉高祖刘邦也是个地方上的亭长（级别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而朱元璋则是彻彻底底的贫农，根据《明史》中记载：“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相对于我国古代其他的皇帝来说，朱元璋的出身是最为低下的一个，从毫末到帝王他已经缔造了一个传奇，可王朝不能光靠传奇，还要权力、制度、执行、运营。
摆在1368年朱元璋案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治国？百废待兴首重政治，朱元璋着手调整官职，明初沿袭元制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在他看来这种制度的弊病在于地方大史事权集中，自然容易草菅人命进而官逼民反，想要根治必须分全。洪武九年（1376年）他废除行省长官制，全国改设十三承宣布政使司掌地方行政，又设提刑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挥使司管军队。政、法、军三权分割主官互不统属，又均听命于皇帝这样才能安心，那么这些官员从哪里来呢？
明代沿袭唐宋科举制并不断完善，官府设立官学分为京城内的国子学和地方上的府州县学两种，前者不久改称变成了闻名后世的“国子监”，学生又称“监生”结业后可获得官职，进入后者的学生则称“生员”，要么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当官，要么经由“岁贡”选拔进入国子监。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设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分别为三个级别，通过各省乡试则为举人可进入京会试，通过会试则为贡士可入宫参加殿试，这最后的一关是为了给贡士们排定名次，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赐进士及第，余者为三甲获同进士出身，也基本告别了未来的高级官员序列。但无论名次如何，这些人都算是天子门生，其赏罚奖惩雷霆雨露俱是天恩，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对权力的敏感，太阿之柄岂容他人染指，所以既然地方要听命于中央，中央就得听命于皇帝，可元代旧制留下了宰相分权柄，朝中文武又不乏元从勋贵，这明里暗里的潜在夺权者自非明太祖所乐见。他对于自己的统治权力变得十分在意，他不允许有别人来分享他的权力，而宰相制度作为存在千百年的制度，流传至今，宰相的权利也逐渐的膨胀起来，并且一度危及到朱元璋的皇权统治，这让朱元璋对于宰相这一职位十分的警惕，他害怕宰相会来与他争夺权力，因此朱元璋一直提防着当时的宰相胡惟庸。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以谋反之名杀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昭告天下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而兵、刑、工、史、户、礼六部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六百余载的宰相制度，自此在名义上终结。朱元璋之所以一心想要废除我国古代使用一千多年的的丞相制度（
中国历史上没有“宰相”这个官名
只有相当的官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元璋本人对于权力的追求和热爱，这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体现，到了这时，国家的权力已经完全的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然而正是从明清时期开始，我国的封建社会整体开始走向了下坡路。朱元璋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消除了与之夺权的丞相，但是皇权太过集中，使得国家的诸多事情都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处理事情的效率降低，各项决策的失误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加，也进一步增加了当时宦官群体参与朝政（
太监代代有明朝特别多
为何明朝的太监都很厉害），夺取国家权力的可能性。
制度是批判的武器，它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想要集权不能靠请客吃饭，还得磨刀霍霍。朱元璋力图在人事上清除一切的潜在危险穷治深究株连高官，明初所封公爵如李善长、冯胜、傅友德、常茂等均获罪身死（
唯独汤和大智慧躲过），至朱元璋晚年又兴起蓝玉案，
大批文武功臣又遭牵连甚至连株被杀，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都被诛杀或者流放，这也是因为朱元璋的残暴和冷酷的性格所导致的。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赢家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朱元璋。在在他眼里所有人都有可能会想谋反，朱元璋像是个自以为在大雨中奔跑的人，挥舞着胳膊遮挡着几乎不存在的雨点，他只有杀。杀北方的鞑虏，杀结党的大臣，杀曾经的战友，杀到半夜里冷汗涔涔。
比之大臣他更相信家人，
他分封自己这些年用力生出来的儿子们为王，他们要么手握雄兵驻守边塞必要时出征御敌，要么安插内地监视地方，必要时移文中央削除权臣。诸王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日常政务可便宜行事，除非“军中事大者方以闻”。除了藩王掌兵，朱元璋还想方设法加强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他创设卫所制度，即每112人为一百户，每1120人为一千户，每5600人即为一卫，其中军士皆为军户，一经签派世代当兵不可随意脱籍。
朱元璋自认顶层设计：“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军户的土地由国家分配，平时屯田操练战时操戈出征，起管理者是卫所得各级干部，如指挥、千户、百户等，一旦烽烟起，则兵部派出总兵官来统领卫所，为防止兵部坐大朱元璋只让其掌管武将选授和军队调度，非战状态下军队的日常管理由他设立的五军都督府管辖，这一套操作下来使军事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这种权力的欲望还渗透到了司法、经济、财税、户籍政策当中（
由“户贴”到“黄册”，浅谈明朝的户籍制度的发展），它既使得明初经济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生产力逐步提高，也留下了“祖制不可改易”和“世事难免从权'之间的经久不衰的矛盾。
时至今日回望太祖朝的顶层设计，民间、学界褒贬不一，唯一能确定的是他开创了一个大大有别于前朝的新格局，也正是这个格局为日后的诸多变化埋下了影响永久的种子。
没有恒定的是非观念，他的一切好恶都为了保朱家天下
很多朋友都说朱元璋最大功绩是“驱逐鞑奴，恢复华夏”。
朱元璋自己在北伐诏书里也是这么自诩的，他说他是要恢复华夏；可等他真的把元顺帝赶到长城以外，他对元朝态度立刻发生了90°大转折。
在明朝北伐军取得了“应昌大捷”后朱元璋和群臣讨论元朝为何沦落到这个地步，刘基的观点是元朝是胡人入主中原，所以老天爷都厌弃他们。
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
按理说，刘基这番话纯粹是拍朱元璋马屁，说朱元璋顺天应人，结果没想到朱元璋居然反驳了刘基的观点，说自己取天下是从“群雄”手里，可不是从孛儿只斤氏手里取得的天下：
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接下来朱元璋还干了一件更过分的事情，当北伐军一个又一个捷报传来的时候，朱元璋公开下诏，不允许曾经当过元朝官员的大臣上贺表：
尔本元臣，今日之捷，尔不当贺也。
甚至朱元璋看到捷报里把元朝称为伪朝、元朝官吏被称呼为伪官时还很不高兴：
卿等为宰相当法古昔，致君于圣贤，何乃习为小吏之言，不知大体，岂可称为伪贼耶。元朝虽是戎狄，然主中国为正统之君将及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岂宜以此称之。
过了几年，皇帝当久了，朱元璋干脆在给元顺帝的信里把元末农民军称为“妖人”：
殿下不能谁何，尤胜于妖人之作乱也。
朱元璋这话的意思是就算没有他朱元璋，元朝李察汗、张思道、王保保这些人就算能削平农民军，但是他们也因此发展壮大了，他们会像曹操对汉献帝那样对付你。
朱元璋信的道理没错，但是称呼自己当年的同行为“妖人”就也太过分了。
他杀官员 杀地更多的是老百姓
他愧对于官员 更愧对于民
朱元璋以一介布衣当上皇帝，历经民间疾苦，对功臣勋贵，地主儒生，贪官污吏的态度是不怎么友好的。
朱元璋尤其愤恨有权有势的达官显贵欺压百姓，对这些人不论是开国元勋，还是达官显贵，毫不手下留情，开刀问斩。
在对待贪官污吏，娇纵不法的功臣勋贵上，朱元璋明显是站在百姓这一边的。那么，朱元璋对百姓好不好呢？
在宗法专制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残酷压迫农民是统治的题中之意。唐太宗是公认的明君，但他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方面也毫不含糊，他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这句话是《贞观政要》记录的，而《贞观政要》就是给皇帝看的，这里面的含义，可以说不言自明。
朱元璋在剥削压迫人民方面，同样不遑多让。朱元璋给明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每人赏赐田地40万亩（朱元璋24个儿子，全被封为亲王），这还不包括其他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丰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而供养这些皇族的沉重压力，无疑都压在了老百姓身上，百姓不堪其苦，必然会铤而走险。尽管朱元璋制定了严刑峻法，规定
“凡造反者株连九族，祖孙三代皆斩”，但仍然不能阻挡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自洪武到宣德60多年里，大小农民起义达到411起。这是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说到底，
朱元璋和其他专制帝王一样，对老百姓的压迫和剥削一点都不少，而且还更多了。偏偏有人把他抬高到了“人民领袖”的地步，吹捧得极为过分，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朱元璋曾经警告过百姓宁可饿死要不要造反，你觉得百姓过得好不好?一个英明神武农民出身的大明皇帝，居然要百姓饿死，这是明君吗？在《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朱元璋认为，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