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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旅游：天葬——我从医学视角谈天葬

2016-06-29 20:50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5485334230

文 | 温志大
图 | 来自网络
高原旅游：天葬——我从医学视角谈天葬
西藏高原旅游，不得不说的一个话题——天葬。有甚者还作为一个产品宣传，曰 “旅游天葬台”。错，这是禁止参观的。但作为藏民族1300多年的丧葬习俗，得到专家和学者的肯定，一定有着深远的意义。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生活在西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在自己的形成和发展中，有着悠久的灿烂文化。藏族文化在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以及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丧葬习俗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大部分人的葬法是天葬，天葬亦称鸟葬。由于丧葬习俗的特殊，对医学科学的影响极大，从而推动了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高原旅游：天葬——我从医学视角谈天葬

一 中国葬说考

早在67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如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古代对坟墓的安置没有祈求祖宗庇护的观念，仅出于礼制的需要。《礼记·檀弓下第四》说：“葬于北方者三代之达礼也，至幽之故也”。至秦代时，传说有樗里子之“葬地兴旺”的说法。《汉书》上载有袁安葬父的故事。至后汉时，“葬地兴旺”的说法盛行。

后世被认为葬说经典的，首推《葬书》，为晋代郭璞（公元274年—324年）所著。《晋书卷七十二·列传第四十二》载：“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好古文弄字，妙手阴阳历算……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可见郭璞是著名的术士和学者。《葬书》其理论要点为：气说、藏风得水说、形势说、四灵说及方位说。书中说：“葬者，乘生气也”，“茂风聚气，得水为止”，“千尺为势，百尺为形”，“葬者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遐尔”等等。这些不仅是为了寻求风水宝地，祈求后世昌盛，而且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达。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s 1884—1942）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中写道:“原始人的生活中既有神秘的疯狂，亦有理智的科学，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古代中国人已发明出‘土圭法’、'土宜法'、‘土合法’等一系列上究天文下察地理的方法。这是汉地远古时期丧葬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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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族的丧葬变迁是与宗教历史，以及受汉族文化影响有关。据藏文史稿记载，在远古的“七天墀”时，诸王死时是“握天绳升天”，“如虹散失，无有尸骸”。已说明那时藏民族不重视尸体的处理。后来止贡普赞被洛昂达孜杀害，其尸体装入铜箧中，由儿子尼雅墀在强多拉普造陵墓。这是藏民族有关墓的最早记载。林芝杜布古墓群，表明属于吐蕃前的石棺葬，可能受西汉文化的影响而形成。1500多年前，藏族实行墓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琼结县藏王墓就是历史见证：在墓前立石狮一对，以及墓的形制方面，显然是受中原汉族葬式的影响。朗县列山墓地，以及乃东、扎囊、琼结发现墓群40多处约4000度座墓葬，都说明古代藏民族实行土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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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所尝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增之”。这不仅说明了藏族先民丧葬方式，而且反映了主仆关系和陪葬关系。《新唐书》（216卷上册）上说：“在吐蕃，死在疆场上的人其葬地四周都用白土灌注，从而与其墓分隔开来，有的墓侧还有红色的小房，房中绘一白虎，以作为战争功臣的象征”。墨竹工卡县的吐蕃时期古墓群（128座）还发现“阴间”路标。《新唐书?地理志》说：“在唐代由西宁到普夏牙（今墨竹工卡县）的路线共设二十三个驿站，而且吐、唐在二百多年间使者相互来往共达一百五十次左右”。仅就这一记载，可见吐、唐时期交往频繁，从中看出文化交流，乃至包括丧葬在内的习俗，也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不难看出，当时藏民族以土葬为主。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现在认为土葬是最坏的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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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藏民族葬法种类

公元4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并盛行，全民信仰佛教。藏民族的丧葬仪式、习俗，也就依佛教教义“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来指导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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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人死了，以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同，而选择葬法，即天葬、水葬、火葬、土葬和墓葬等5种。大部分普通人的葬法是天葬，至今仍然盛行。依据西藏古墓群遗址推断，天葬可能起源于公元7世纪以后。有学者认为，天葬是由直孔嘎举所创立，公元十三世纪初直孔巴仁钦贝在墨竹工卡县直孔的地方，由于他的影响而建造了直孔梯寺，并在当时完善和推行天葬制度。为天葬搭建平台，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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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后把尸体卷曲起来，把头屈于膝部使成坐的姿势，用白色藏被包裹。择吉日由背尸人将尸体背走，现在大都用小型车搭运。到天葬台后，先点桑烟引来鹫鹰，同时展开尸体，男尸俯卧，女尸仰卧。接着用长刀去其肌肉，再用石头砸碎，混合糌粑。喂鹰时先给内脏，其次骨头，最后给肌肉。鹫鹰吃得一点不剩，被认为是死者生前无大罪孽。否则，死者家属还得为他念经超度。佛教认为，点香是铺上五彩路，请空神母到葬台，尸体作为供品，敬献诸神，祈祷赎去在生时的罪孽，请诸神把死者的灵魂带到天界。藏族人认为，天葬台周围山上的鹫鹰，除吃人尸体外不伤害任何小动物，称之为“神鸟”。这种葬法是受释迦牟尼传记中的“舍身饲虎”的精神影响，所以，时至今日仍普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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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葬习俗活动与医学科学的发展

医学科学的发展，其中有赖于解剖学、生理学的研究。中国的解剖学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是汉代王莽（公元9年—22年）时期。《汉书?王莽传》记载：“莽诛翟义之徒使太医尚方与巧徒共刳剥之。度量五脏，以竹筳道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也有不少人把中国解剖学推至春秋战国时代。《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循切而得之，其死也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有学者把解剖学推到上古，《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有：“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之，决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也有依据《史记》另一段记述说商代纣王时就有解剖活动，《史记·殷本纪》载：“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以观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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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佛教传入西藏，在公元7世纪以后藏民族有了天葬习俗，无疑汉地人体解剖活动对藏民族天葬习俗产生影响，而天葬习俗对实地观察人体组织结构带来了方便。公元八世纪初，吐蕃王室伺医比若·赞希巴拉编绘有《尸体部分》及《活体及尸体测量》两本书。公元8世纪下半叶，著名藏医学家玉妥·云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中，就有人体胚胎发育中必须经过的鱼、龟、猪期三个阶段的生动描述。同时指出，“……胎儿发育其因脐带上，子宫左右两脉通脐带”（《四部医典》19页）。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中医文献中是没有的，也比意大利医学家哥伦布（Columbus）提出的“胎儿由纯净完美的血液通过脐静脉营养”的观点早800年。可见，藏医在胚胎学领域里，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四部医典》记载：“三木赛如月——宝库”、“三木赛脉结似瘿瘤”。《蓝琉璃》（桑杰加措著）亦载：“女性的子宫与三木赛上下相通，位于第十三腰椎处”。《月王药珍》里说：“三木赛为盛器，性之种子生，位于子宫上端”。“三木赛”即为现代医学的卵巢。公元十三世纪萨迦王朝名医昌狄·班旦措吉又编写有《解剖明灯》。如果没有人体解剖结构的细致观察，是不可能有这些科学的描述和著作的。再次证明，天葬习俗活动给藏医学家、解剖学家提供了实地观察的场所。许多藏医著作，如《医学理论十八品》（玉妥·云丹贡布著）、《续论》（香巴·柔丹钦布著）、《千万舍俐》（苏卡儿·娘尼多结著）、《祖先言教》（苏卡儿·洛追嘉措著）、《集要》（止贡著）、《蓝毗达及其配方》（第司·桑杰加措著）等，除与藏医学家有丰富的医疗实践活动外，尚与藏医学家勇敢地拿起解剖刀获得人体解剖知识有关。洛桑·伦巴，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密宗大师，而且还是一位高级藏医师。这与他年轻时候就跟着“多不丹”（天葬师）到天葬台学习人体解剖有关。经过日积月累，勤奋学习，洛桑·伦巴能够通过尸体解剖查看各个脏器后，立即可以判断死因，以致使他后来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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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向里，由于西藏出于宗教的统治和影响，认为心脏的位置在胸腔正中，心尖朝上。1704年，藏医师兼民族绘画家洛扎·旦增诺布在天葬台亲自观察了一些尸体解剖之后，一反正统的宗教观念，冲破宗教思想的传统束缚，在绘制的79幅彩色《四部医典系列挂图》中，正确地把心脏绘在胸腔正中偏左的位置；心尖朝左下。绘制医学彩色挂图，准确表达心脏解剖位置，这不仅在中国是首创，而且在世界医学史上亦为之罕见，也为医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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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高原医学的研究中，天葬台习俗活动也为临床病理学诊断提供了极为可靠和难得的解剖材料。1989年出版的《高原临床外科学》一书中，拉萨地区1368例野外尸解材料即来源于天葬台，得出“西藏高原地区包虫病患者为25% ，20岁—30岁者占50% 以上”的的可贵材料。毫无疑问，对现代高原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藏民族一种神秘而阴森的葬法——天葬，带着你无数的梦去遐想。


（文字材料来源参考温志大：《天葬习俗与医学科学的发展》西藏民俗 1997年，本文略有增改）
作者简介：温志大，外科医生，1970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199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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