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娘娘的传说》产生原因及背景探析

2020-09-07 08:5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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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娘娘的传说》产生原因及背景探析

江淮移民的草原吟唱
——甘南藏区民间叙事诗《麻娘娘的传说》产生原因及背景探析
王四四宁文忠

一、引言
甘南藏族自治州东部地区古称洮州，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的西北民族走廊之陇西走廊上，自古就是汉、藏、回、土、蒙等民族共同繁衍生息之地。自西汉开始，内地汉族不断西迁至这一带，对开发和建设洮州做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自明清以来，随着中央政权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渗透和管理日渐加强，在洮岷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交流也更加密切和频繁。明清以来大量汉人迁移到这一地区，既带去了汉文化，同时他们也因通婚和经贸往来等吸收少数民族文化而不断变化。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发生着频繁的接触，二者既有相互的融入与涵化，也有冲突和对抗，血缘混同与文化融合相互交织，形成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密切互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西北考察日记》中写道：“此间汉、回人士，问其由来，不出南京、徐州、凤阳三地，盖明初戡乱来此。遂占地为土著……”［1］。“麻娘娘的传说”就是发端于明初从江淮一带西迁至甘南藏区的汉族，经过民间艺人和群众的不断演唱和加工，后由甘南地方史志专家李英俊先生搜集整理成长达 11

06 个汉字的长篇叙事诗。
《麻娘娘的传说》的主题兼具婚姻爱情叙事诗和女英雄叙事诗两种类型民间叙事诗，全诗讲述了六百年前一位洮州容貌娇艳的女子“麻娘娘”不为财势所动，不为强权所迫，主动追求自由婚姻幸福和造福乡里群众的感人故事。叙事诗形容麻娘娘的美貌是：“出水芙蓉真露颜，西施还魂到人间。一传十，十传百，换容轰动洮河山。山旮旯里奇葩开，狂蝶刺蜂缠花来”。乡里富豪公子殷宪贪恋麻娘娘的美貌，想用绫罗富贵诱惑麻娘娘委身于他。孰料，麻娘娘却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奇女子，“玉莲闻言严辞责，我与王辉早定亲”。在被断然拒绝后，为富不仁的殷宪勾结州官关押了反抗的王辉、气死了玉莲（麻娘娘闺名）父母，把玉莲送进皇宫选秀。由于其容貌出众，很快就晋升为贵妃，然玉莲始终不忘血海家仇和生活苦难的家乡父老，向天子恳求满足其四个心愿。第一，严惩州官严旺和其走狗殷宪；第二，免除家乡洮州苛捐杂税；第三，准许洮州“房顶需盖阴阳瓦，一嵌套房准许修。烟囱直升冒屋顶，妇女准饰龙凤头。海水朝阳屏风画，婚丧礼仪奏王侯”；第四，待守孝满百日后，再和君王行夫妻大礼。四个心愿天子件件落实。然而，皇宫路险步难，出身民间且心无城府的玉莲最终不堪忍受宫廷的复杂斗争而自杀。皇家按大礼在洮州厚葬玉莲，洮州人民把这位来自民间的贵妃亲切地呼为“麻娘娘”。
这个传说还有一种说法是“麻娘娘的故事”发生在明仁宗时期，麻娘娘就是时任洮州卫的李达三女。她因相貌奇美而戴麻壳子掩人耳目，却还是被出访洮州的朝廷命官发现而推荐入宫。入宫后，李妃不愿在沉闷的宫廷生活和争权夺利中耗尽生命，乘仁宗崩驾新皇登机之际，请求回乡安度残年。朝廷答应了李妃的请愿，并按照李妃的建议免去洮州皇粮税捐，准许洮州修建房舍、礼仪习俗等模仿皇家规范。
对比“麻娘娘传说”的两个版本，我们可以看到玉莲版本主题兼具婚姻爱情叙事诗和女英雄叙事诗两种类型民间叙事诗特点，李妃版本主题主要是女英雄叙事诗。明史中并无李达女嫁入皇宫的记载，可见麻娘娘是李妃这种说法只是一种附会。两相比较，李妃版本虽有名有姓并有很具体的历史背景，但“麻娘娘”高贵品德的形象较弱；玉莲版本的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李妃版。通过玉莲和王辉的忠贞爱情，我们看到了崇尚自由婚姻，反抗地主压迫的美好愿望。通过州官严旺和走狗殷宪对玉莲和王辉的迫害，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玉莲的花容月貌和高贵品德。最后，玉莲对天子提出的四个要求中有两件是造福家乡父老的，在她身上集中了洮州江淮移民妇女“不贪富贵，不畏强暴，不弃贫贱”的高贵品质。这两种版本的共同内容是：一是都塑造了一个才貌出众、智勇双全的奇女子形象，二是这个奇女子做了皇妃，三是这个皇妃思念故乡而葬在了洮州，并请求朝廷对洮州在政策上予以倾斜。本文将以李英俊整理后的叙事诗为基础，尝试从历史学、民俗学、地理学等角度厘清《麻娘娘的传说》产生、发展的原因及背景。

《麻娘娘的传说》产生原因及背景探析

二、“麻娘娘传说”产生的原因和时代背景
从外部原因来看，首先是洮州江淮移民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和体现。根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洮州从元入明。洪武四年（1371 年）置洮州军民千户所。洪武十二年（1379 年），明廷平定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史叛乱后，建立洮州卫，又下令将南京、安徽、江苏等“移京无地农民三万五千户于诸卫所”［2］。而洮州地处中国内陆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海拔在 2209－3926 米之间，气候属高寒干旱区，年平均气温 3.2，降水量 518 毫米，无霜期 65 天。干旱、冰雹、霜冻、洪涝等灾害频繁。生活条件比起鱼米之乡的江淮地区可谓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发展到今天，经济生活仍就处于极其欠发达状态。我们可以想象，明初迁至这里的移民生活环境的艰苦程度。洮州每年春节闹社火秧歌开头就唱：“正月里来是新年，我的老家在江南，自从来到洮州地，别有天地非人间”［3］。江淮是暖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型气候，地处华东地区，中国最富庶地区之一，平均海拔 50 米以下。移民从水乡江淮、人文江淮来到极其苦寒偏远的甘南东部，难怪要发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哀叹。加之绝大多数移民又是军犯和军犯家属，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于是民歌就会成为他们传情达意乃至日常交往记事的基本手段之一，青年男女谈情说爱、通信、通报、求爱，记载历史、宗教、哲学、约法规章、风俗礼仪等，也会借助于此。《麻娘娘的传说》中有很多诗句涉及反映移民生活，比如：“二件洮州灾荒地，赋税繁重民难生”。又如：“房顶需盖阴阳瓦，一嵌套房准许修。烟囱直升冒屋顶，妇女准饰龙凤头。海水朝阳屏风画，婚丧礼仪奏王侯”。陇右洮岷一带地理构造不适合砖瓦取料，建筑用瓦是比较奢侈的，所以直到今天，甘南夏秋两季虽阴雨成淫但经济条件所限很多民房并不用瓦。阴阳瓦就是合瓦，是其在北方的名称，在南方江淮被称作蝴蝶瓦。江南地区无论是民宅还是庙宇，均以合瓦(蝴蝶瓦）屋面为主。《麻娘娘的传说》中洮州移民使用阴阳瓦只不过是借助叙事诗表达对过去江淮优越生活的怀念罢了。今天洮州的部分妇女农闲季节头顶手帕，身穿满襟子对盘扣的半长袍，紧口宽档裤，脚上穿绣花鞋，完全是江淮人家特有的装束。江浙民间盛传“浙江女子尽封王”的故事，女子无论贵族还是庶人皆有穿戴凤冠霞帔的习俗，所以今天洮州妇女逢盛大节日可着饰凤冠头，戴霞帔，佩金戴玉，穿凤头鞋。换句话说，江浙女子可称“娘娘”的习俗在洮州妇女的服饰中保留了下来，并可能也是“麻娘娘”这个人物形象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洮州移民感情生活的幻想。“麻娘娘”形象的出现是洮州江淮移民追求婚姻自由、幸福生活的体现。如前所述，洮州江淮移民的故乡南京、徐州、安徽是明王朝发迹的地方，因此移民有着一定心理上的文化身份优越感，同时又被放置到如此苦寒边远之地，未免内心又有很强的失落感。自然环境恶虐且不说，赋税也十分沉重，而天高皇帝远，地方官肆意妄为，不顾百姓死活压迫盘剥。在这种情况下，对故乡的思念之情非常浓厚，所以叙事诗里的生活场景貌似江南风光，鸳鸯、西施、惊鹤、牡丹、腊梅、白鹤等均是带有浓郁江南文化的意象。另外，洮州地处偏远，地方官自处权较大，遭受沉重欺压的百姓寄对封建中央王朝抱有幻想，希望朝廷能了解他们的苦难。总的来说，移民有着复杂而充满悲壮色彩的皇家弃民情结。在这种情结的推动下，他们需要一位美仑美奂的绝色“娘娘”去和皇家联系，反映移民的疾苦和吁求。如同移民的真实生活一样，绝色女子的结局是富有悲剧色彩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的人，死了心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精神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瘾。

《麻娘娘的传说》产生原因及背景探析

从艺术自身的发展来看，《麻娘娘的传说》的出现有以下几个原因。
1.江南民歌直接推动了《麻娘娘的传说》的产生。江南文化土壤中绽放着民间歌谣的奇葩。明代江南民歌被称为“我明一绝”。江南拥有水乡旖旎的风光、 “野夫游女、信口讴吟”的民俗及“缘情而绮靡”的诗歌传统，是情歌孕育最多的地域。大多数江南吴声情歌中男女感情大胆、强烈，执著地追求恋爱婚姻自由［4］。明代江淮的《杭城四句歌》《结识私情结识隔条浜》《欢闻变歌》《锁南枝》等许多民歌就反映江淮青年男女大胆追求爱情和至死不渝的爱情信念。另外，吴越文化的“水性”孕育出柔美的水的风格，鲜活的水的灵性。这也浸入一首首江南民歌。江南水文化的特点是柔情似水，柔中有刚。《麻娘娘的传说》开头勾勒出的图景全然与甘南无关，俨然一副江南水墨画，“树林深处雄鸡叫，日照雾霭生紫烟。小桥流水显茅舍，村南村北好庄田” “一对鸳鸯戏碧水，几树牡丹放清香” “莲花山下冶木河，一对鸭儿一对鹅” “林间平地一清泉，清澈池水映蓝天。四周林荫将泉护，池中七只白鹅玩”。柔情似水、柔中有刚的江南水文化影响了“麻娘娘”的性格，她对待情人王辉是柔情似水，“夜来红灯亮闺窗，兜儿绣花玉莲忙。一对鸳鸯戏碧水，几树牡丹放清香。王辉穿上心里喜，一针一线牵情肠”，对待殷宪却是柔中带刚，“玉莲闻言严辞责，我与王辉早定亲”。“水”还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之一，玉莲正是在池边玩耍时，不慎跌入池中，却因祸得福， “奋力一蹬飘出水，脸烧发痒睁目难。慌忙将脸摸一把，不料麻壳落水中。出水芙蓉真露颜，西施还魂到人间”。
2.江淮女性崇拜的影响。江淮妇女有一种女神崇拜的传统。嫦娥、织女、太姆、百花娘子、陈三姑娘、仙家妹妹、祝英台、白娘娘等一些民间传说有类似爱情婚姻悲剧的女神，普遍得到封建礼教严重束缚的江淮妇女的信仰。年青的妇女们希望通过信仰改变她们的现实境遇。这些妇女除了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外，还往往造福一方。江淮民间还盛传着许多关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结发妻子“马娘娘”济危救困、体恤民情的传说，“马”和“麻”发音也很相似， “麻娘娘”的出现，其实满足了洮州江淮移民创造一位与新居住地有关联的女神来保护她们的愿望。
3.对江南文化补偿心理的驱使和对甘南定居地文化认同的体现。根据史料记载，自西汉开始，就有汉族不断迁往甘南东部。明代为了加强对洮州的管理，多次迁移大批江南民众戍守洮州。甘南气候一日多变，多风多暴，忽雨忽雪，紫外线十分强，所以在这里生活的群众脸上多有冻伤晒伤，肤色质量较差。而风光旖旎青山绿水的锦绣江南却生产风姿绰约的江南秀女。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麻娘娘”脸上的麻壳子是甘南恶虐气候对江南移民皮肤损伤的一种折射。叙事诗中通过“水”使麻壳子被洗掉，则反映了移民对江南水乡滋养人环境的一种美好怀念。移民迁至甘南，并非他们本愿，他们在心理上并不安于现状，面对陌生的自然环境和迥异的人文环境，他们自觉坚守江淮文化传统并幻想有朝一日能重返故地，因此，在《麻娘娘的传说》中充满了江南文化事像。从文化角度讲，审美无处不在，但构成完整的审美活动还要靠人的审美需求。审美需要的产生源于审美主体的某种欠缺与匮乏。甘南的农牧文化迥异于江南的水乡文化。移民不仅要面对大自然严酷的挑战，还要默默忍受精神孤寂的煎熬。《麻娘娘的传说》的出现也是一种移民们对江南文化匮乏的补偿。在移民眼中，江南文化要比农牧文化发达得多，因此，他们对本土文化的接受和认同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叙事诗中前半部分江南文化事像的反复出现就是一个说明。但到后半部分，洮水流珠和洮州卫城的出现则反映了移民对残酷现实的接受和对本土文化的逐步认同。洮水流珠是洮州八景之一，洮州卫城是中国目前保留下来的最大古卫城。叙事诗中皇后的无情和“麻娘娘”死后的凄惨，是移民对朝廷幻想破灭的反映，变现了移民跟皇家关系的某种决绝和无奈接受充边的现实。
4.甘南藏族文化、回族文化、草原文化等多元文化有力地推动和丰富了“麻娘娘传说”。甘南多种文化的交汇为“麻娘娘传说”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养料和广阔的文化背景。藏族是一个盛产民间叙事诗的民族，作为甘南的主体民族之一，很多江淮移民和藏族群众通婚嫁娶、经济往来，很多藏族民歌肯定为江淮移民所熟知。《上达奈沟与下豪仓川》《拉萨怨》《在康四堪道》《奔仓姑娘》等诗则歌颂了忠贞的爱情，鞭挞了封建婚姻制度；《婚礼祝福歌》运用民歌的形式，展示了草原的生活风貌和藏族的婚礼习俗，烘托出藏族婚礼的特殊氛围。通过这些诗我们可以比较完整而全面地感受和认识藏族的生活观、幸福观、道德观和审美观。这些藏族民间叙事诗的特点恰为“麻娘娘传说”所具备。甘南东部还流行一种被称作“花儿”的民歌，在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以及部分裕固、藏族群众中都有影响。花儿会期间男女青年上山以花传情，以歌寻爱，寻找自己的心上人，这样达成婚约，则不为父老乡亲所斥责。“花儿”作为情歌，并在特殊时期担当男女传情达意的媒介被社会默许的社会功能。藏、回等少数民族发达的故事歌传统，热情奔放的性格，这一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氛围，不仅孕育了《麻娘娘的传说》的产生，更是推动了它的传承和发展。

《麻娘娘的传说》产生原因及背景探析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甘南东部民间叙事诗《麻娘娘的传说》是明代江淮移民到甘南草原后现实生活的需要和感情生活的升华，是江南民间文化和甘南藏、回等多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而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甘肃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汇的集中地区，是一个盛产民间叙事诗的大省。世代生活在甘肃的藏族、回族、东乡族、裕固族、蒙古族等民族创造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故事歌，反映着他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和情感愿望。甘肃省的柯杨、唐剑虹、尕藏才旦等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了大批频临失传的叙事诗，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宝库。但是，这些整理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叙事诗歌的搜集上。《麻娘娘的传说》作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江淮汉民叙事诗在几百年的演唱和变迁中，也在甘南藏族、回族同胞中广泛流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洮岷地区的文化标签之一。我们应承继前辈迎难而上、克服困难的研究精神，把更多像《麻娘娘传说》一样散落在民间的故事歌宝石捡起来，让它们在中华民间文艺宝库中熠熠发光，以飨读者。
（原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参考文献：
［1］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A］.政协甘肃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 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226.
［2］［明］夏原吉总裁.明实录·太祖实录［Z］. ［明］胡广等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卷四十一，第 12 页上。
［3］马志清，陈考三.临潭县志稿·风俗卷二［Z］.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办公室油印本，1988.143.［4］陈书.吴歌越吟：诗化的江南民间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246 期），2011-12-13. （责任编辑洮石责任校对包宝泉）
注：此文刊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为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甘南民间文艺探源”（项目编号:0912-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四四（1978—），男，甘肃陇西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西部文学与文化。
宁文忠（1963—），男，甘肃甘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河洮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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