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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逢春戏园到东方红电影院

2019-04-16 13:5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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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逢春戏园到东方红电影院

张连盟

逢春戏园是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济宁城区最为著名的戏园，其历史经历了从刘贵信煎包锅到逢春戏园、逢春戏院，再到逢春影院、东方红电影院的复杂演变，前后跨度将近90年，是济宁城区文娱场所发展的一个缩影和典型代表，为尽可能反映该戏园的历史，我通过查找资料、询问老年人，再加上自己多年来的一些收藏积累和小时候的记忆，经过精心考究，费时很久写成此文，篇幅虽短，仍有不足之处，但也较为完整记录了济宁城区这一最富盛名、历史最久的文娱场所的变迁。
（一）
上个世纪初，本地回民刘贵信在土山市场前街河南岸路北开设牛肉水煎包子锅，专卖包子、面条，其煎制的包子个大馅好，味道鲜美，每碟六枚按桌排号依次供应，加上处
于市场中心，每天自晨至晚顾客盈门，生意十分兴隆，在当时济宁城的清真食品中，刘贵信煎包算是出了名的。1915年春天，刘贵信去济南接来小广寒电影院（济南最早的电影院）的放映队在土山河上的二公祠破庙院内（一说三官庙旧址）每晚放映露天电影，片子为几部无声外文片，当时济宁没有发电厂，放映队用自备的柴油机发电，那时候电影是颇为“洋气”的新鲜事物，人们纷纷先睹为快，持续放映长达三个多月，可谓盛况空前，这是济宁城区第一次放映电影。
通过此次放映，刘贵信稳稳赚了一大笔钱，发现经营文娱场所更加有利可图，于是有了在土山市场长期开设戏园的想法。1917年，他联合做蒸包生意的本地人何忠恕，两人合资买下的二公祠破庙旧址，将院子作为场地，四面围墙，筑土为台，建成简易的露天戏园，简单开张营业，平时演出些驯兽表演、曲艺之类，也放映无声电影。1921年，在围墙上加席棚顶盖，搭成席棚结构，又加盖了席棚化妆室，大门由原来的朝南改成向东，改在“逢春胡同”出入，因而定名为“逢春戏园”。后来又逐渐改成木架结构，建成起脊白灰厦顶，顶上建有风楼通风透光，经此整修改造，演出场地可谓宽敞明亮、风雨无阻，舞台座南朝北，约24平方米，场内设方桌条凳，十分规整，可容400余人，成为鲁西南少有的大戏园，经常邀请外地京剧、评剧、杂技等社班演出，盛极一时。1926年，何忠恕退股，刘贵信单独经营，后来刘去世，由其子刘沛农继承，但他平时在泗水教学，由其妻马明顺经营打理。1947年7月初华东野战军大兵压境，国民党整编72师紧急进驻济宁，为加强城防，防备华东野战军借助南城墙与运河之间的民房攻城，国民党守城部队和当局政府不顾人民死活，放火烧毁运河北岸的所有建筑，该戏园也被烧掉。1948年由杨桂成、马明顺、马延南等挑头集资，租赁清平巷回民马姓（搭席棚子的专业户）的苇席，又搭成席棚结构的简易戏园，逢春戏园得以重建。当时，济宁“胜利剧社”等专业班社经常在这儿演出，主要剧种是梆子和评剧，一直延续到1955年。这一段时间由杨桂成、马明顺等集体经营，职工共12人。
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全市剧场统一管理，逢春戏园改名为济宁市公私合营逢春戏院，公方派郁元章与杨桂成一起管理。1958年，逢春戏院出资买下马姓的席棚，并安下木椿腿的长板座位（地上插木桩，上钉长木板，前高后底，排列成行，高者为桌，底者为凳），可容纳观众近千人。之后，先后有张玉山、徐永健、李传忠、任恒先来此戏院作临时负责人或经理。10余年内，虽市财政多次拨款维修，因附近新建了人民剧院、和平剧院两个剧院，营业额颇受影响。1963年停演，1965年将席棚拆掉，市文教局请求省文化厅拨款三万元人民币，买下小闸口正对面的一块地重建逢春戏院。1965年建成观众厅，大门朝西，正对运河，内设土台演出。1966年十年开始，市委决定将其改作济宁市电机厂的一个车间。
从逢春戏园到东方红电影院
五十年度逢春戏院的茶票
1976年十年结束，将其归还文化系统，1977年12月26日正式开业，改名为逢春影院，经理张威奇，副经理石兴唐、崔志明。1979年市政府拨款20万元建成专业电影院，系砖木结构建筑，有座位1050个，主要放映一般影片，逢春影院改名为东方红电影院。1982年春，又由省、地电影主管部门拨款20万元，将原砖木结构的观众厅推倒，重新设计建成混凝土结构高大宽敞的大厅，内部安装黄色新式折叠座椅，仍为1050个座位，装修了顶棚，发展了宽银幕放映设备和暖气，使用的机组为“东风GF­—1”牌座机，并使用氙气光源，总建筑面积达到1240平方米。八十年代是东方红电影院的黄金时期，当时彩色电视机没有普及，家中多是小黑白电视机，电视台极少，信号又不好，电影是市民群众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由于济宁城南的电影院很少，只有东方红电影院和交通影院两家，交通影院太靠南，位置又偏，东方红电影院地处城市中间，位置优越，设备先进，广大市民特别是城南居民多喜欢光顾东方红电影院，东方红电影院成为当时济宁城区最为有名的电影院，每年观影人数都在100万左右，收入逐年递增，1990年放映电影3316场，收入达到2957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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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东方红电影院 七十年代后期逢春影院电影票


1991年，在全国城市电影院改造工作中，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经中区区委、区政府帮助，以自筹资金为主，投资近70万元，从当年5月开始，实施整体改造，9月24日完成开业，共引进安装四组立体式空调、立体声放映设备，进行观众厅建声改造和机房改造，实施观众厅座席软椅化，对观众厅、舞台、银幕、门头、门厅进行了高标准装修、装潢，向城市甲级电影院发展迈出了有力一步。九十年代，该影院共有职工24人，王长之任经理。九十年代中期，为适应潮流，影院名称加上了“立体声”三个字，名为东方红立体声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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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东方红电影院 八九十年代东方红电影院电影票



九十年代，随着彩色电视机、放映机和电子游戏机的普及，人们多喜欢在家观看电视剧和放映电影，青年人更喜欢到新兴的录像厅看一些带劲的片子，少年们则喜欢泡在电子游戏厅里，社会上整体观影热情逐年冷谈，再加上影片质量整体下降，而电影票价格却逐年上涨，九十年代中期涨至几元甚至十几元，受多种因素影响，电影院对人们的吸引力逐渐减小，观影人数逐年减少，电影放映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东方红电影院虽然经过了大规模改造，但难以挽救电影放映业的颓势，八十年代初期那种人山人海、一票难求的盛况再难出现，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影院已相当冷清，非常萧条，以放映录像和出租场地维持。进入新世纪，随着大规模城市改造的推进，房地产业兴起，为盘活闲置资源，上级部门同意将该影院拆除，在原址建成十几层的高楼，改名为文化大厦，主要是出租房屋搞多种经营，已不再放映影片了。如今东方红电影院再也难觅踪影，只存在地名资料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二）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我家住在兴隆桥，离东方红电影院只有二三百米的距离，走着也就几分钟的路程。那时工资少，每人每月只能挣到三十四块钱，用于生活已是捉襟见肘，买张电影票更是奢侈的事了，虽然个人很少自己主动掏钱买票，但单位经常买票作为福利和奖品发给职工，亲戚朋友之间也将电影票作为礼品馈送，虽说这样，但看电影的次数并不少，多的时候一个月也能看上两三次。那时父母一弄到电影票，我总是非常兴奋，像是要去改善生活一样，催促着全家赶紧吃完晚饭，拉着父母早早来到东方红电影院门前焦急地等待进场，影院门前总是站了不少等待观影的人，还有一些倒票的退票的以及想买票的不断打听询问。影院一开门，人们立即往里挤，可检票的总是不慌不忙地卡住观众，让人逐个把票拿出来并一张张撕掉副券，他们好像从来不急，总是很沉稳，接过检过的票后好不容易挤进了门厅，分单双号两个门进入大厅，又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来的那一刻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以消停地等待精彩影片的开演。一般等待的时间不到十分钟，但总觉得时间很长，那时看电影又没有什么爆米花、薯条之类的小吃和饮料，能弄到巴掌大的一包葵瓜子或花生米就很不错了，多数时间光是坐着干等，或是无目的地四面张望，无聊的很。忽然大厅的灯光一灭，同时电影荧幕一亮，吵杂的影院立即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仔细观看，唯恐错过了精彩情节。在东方红电影院看电影最痛苦的莫过于影片看到一半，正在兴头上，眼前忽然一黑，荧幕上的影像消失了，这时电灯亮起，两边墙壁上的投影写着请大家见谅和耐心等待等等，大厅里立刻变得乱哄哄的，原来是没片子了，上半部的拷贝已经放完，下半部的拷贝还在其他影院放映，跑片子的还没有送过来。记得最长的一次足足等了将近四十分钟，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一齐鼓掌表示抗议，有的小青年吹着长长的口哨，还有个别有个性的大声叫骂，这种等待真是无比漫长，还好跑片子的骑着自行车终于气喘吁吁地将拷贝送了过来，人们交头接耳的传话“来了，来了，这回跑片子的总算是来了”。于是影片继续放映，焦躁的情绪一扫而空，人们又静下来安心欣赏接下来的故事，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还好这种事情确实很少，我经历了没有几次。每次当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为了能早点出场，免得被挤在人流中间缓慢移动，我总是估算着影片是不是马上要结束了，于是提前离位，匆匆来到大厅门口，如果还未结束，就在门口站着继续看一会儿，那时门口总是站了一群人，都怀着同样的目的，电影一结束，大家便扭头跑出电影院，好像沾到了多大的便宜。有一次，自己感觉失误，电影并没有按照固定情节顺利结束，于是我在门口站着又看了将近半个小时。
八十年代，由于东方红电影院属于中区文化部门管辖，中区区委、区政府的大会经常在东方红电影院召开，有的会议会后要放映一部电影甚至是两部来招待与会人员，放什么片子一般提前不说，与会人员都不知道，只有到了放映的时候才能知道，这种做法好像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初期。为了能让我看上一部免费电影，有时候一些不重要的会议妈妈总是提前打听好，如果会后有电影就带我去，有时也让我自己去。看着主席台上的领导一个个慷慨陈词地讲话，我什么也听不懂，更不关心，只是一心盼着会议赶快结束，同时反复寻思接下来的影片会是什么题材、好不好看呢？这种会议好像来的人特别多，可谓座无虚席，只是人员有些复杂，有小孩也有老太太，大家都抱着一个同样的目的，就是盼着会议赶快结束。会议一开完，大家都坐着不动，生怕自己的好位置被别人占了，很少有离场走的。记得有一次会后放了一部香港经典武侠片《鹰爪铁布衫》，当时眼前一亮，顿觉一股清风袭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么正规的会议后居然能放这种港台武侠片，是不是弄错了，于是心里七上八下，生怕一会儿忽然停放，说是放错了，半小时后，看来没有放错，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电影复杂的情节和精彩的武打场面看得人惊心动魄、大呼过瘾，心想这回真是来的太值了，那些没来开会的可不后悔死了。后来有一次会后放了部现代剧《死去活来》，一开始很恐怖，吓得我趴到了座位底下捂上眼睛不敢出来，后来又演的很无聊，但仍期待有精彩情节的出现，就这样还是坚持看了下来，得到的却是满心失落，心想这种垃圾片子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可是足足呆在座位上听了两个多小时的会，却等来了这么个东西，这回真是亏大了。最值的一次要算是1991年的一次会后放的抗日经典影片《烈火金刚》了，当电影名出来的时候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是刚拍的新片，电影票那么贵，自己却能够免费看到，于是激动地打起全部精神去看，一个下午看了上下部三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的会议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看完后又为此激动了将近一个多月，多次在同学和小伙伴面前炫耀，他们大都流露出羡慕的眼神。二十多年过去了，在东方红电影院看的这几部会议影片至今仍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有时会后会放两场影片，一场片子结束，仍有很多人不愿离去，总是信心满满的坐在座位上多等一会儿，看看还放不放第二部片子，如果不放才悻悻离去，嘴里还不断嘟囔着什么。
八十年代前期，东方红电影院前面没有什么摊点，只有卖乌了牛和白开水的小摊，用各种大料煮好的乌了牛用脸盆盛得满满的放在小桌上，旁边是一杯杯用透明玻璃杯盛着的白开水，上面还盖着块方玻璃，我对这水的味道一直是个谜，但重来没有喝过。那时物质不丰富，溜遍大街小巷也找不着个卖小吃的，如果嘴馋了，向家里大人要上几毛钱，跑到东方红电影院前的乌了牛摊上挑个小板凳坐下，要上一碟乌了牛，老板直接用碟子从盆里瓦出来端到你的面前，再倒进小酒瓯子里一点儿醋，那时总是喜欢对着运河坐，这样可以边用尖竹片（或是铁片）拨着乌了牛边欣赏运河路上的车辆行人和运河里的流水、摆渡船。拨乌了牛也是个技术活，乌了牛虽小，但我总能熟练地将乌了牛一圈圈地拨出来，弯弯曲曲的很长，不浪费一点，再蘸上点儿醋，放进嘴里细细品尝。小小的五香乌了牛看似不起眼，却是和酱菜和水萝卜齐名的济宁一大名吃，慢慢品来优哉游哉，真是人间美味。但幸福的生活总是过得很快，一盘乌了牛没多少时间就吃完了，很是不过瘾，心想等长大了挣了钱，一定要从那盆里多瓦上几盘，痛痛快快吃个够。其事虽小，但现在回忆起来仍让人无限回味、怀想联翩，真是童年的一件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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