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晚亭”到底是谁取的名？
2019-10-29 04:02阅读：
“爱晚亭”到底是谁取的名？
2017-09-06 05:00 杂文日报
长沙的爱晚亭与北京的陶然亭、杭州的湖心亭、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爱晚亭是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所创建，创建时名红叶亭，又名爱枫亭台。那么，又是谁将红叶亭改名爱晚亭，并让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呢？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爱晚亭的名字是乾隆后期诗坛盟主袁枚所题。
先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
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二十五日，袁枚应在广东当知府的堂弟袁树之邀，带着他的男颜知己刘志鹏（刘霞裳）一起南下作岭南之游。在游了黄山、庐山、肇庆、桂林等地之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来到长沙。
袁枚来到长沙，慕罗典之名，特到岳麓书院拜见。罗典认为袁枚办学招收女弟子，乱了学规，于是在书院门前贴出一副对联：“不为子路何由见，非是文公请退之。”拒绝见之。袁枚来到岳麓书院，见门口贴着这么一个告示，自然是知难而退。于是不进书院，转而去游岳麓山。
罗典不但自己拒绝见袁枚，还不准学生去见袁枚。
但还是有很多学生慕袁枚大名，不顾山长禁令，跟他去游岳麓山。袁枚在山上和学生们席地而坐，一起切磋学问，一点也不像个先生。临走时还亲自写了一首杜枚的诗《山行》作为墨宝送给学生。
学生回书院后，罗典严惩学生，罚学生用桶子提水冲洗袁枚踏过的台阶，认为招收女弟子有伤风化的袁枚污了他的书院。
罗典又问学生与袁枚交往的情况，学生们不敢隐瞒，拿出了袁枚的墨宝：“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枫林，霜叶红于二月花”，这第三
句少了两个字，诗中“爱”、“晚”二字没有了，变成了“停车坐枫林”。
学生们大吃一惊：难道袁枚真的如此没有学问？连一首《山行》也不会写？罗典却陷入了沉思：袁枚绝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袁枚留下这两个字不写，绝对有深意，琢磨了好一会，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原袁枚是嫌“红叶亭”太俗，要我改为“爱晚亭”。登时拍案叫绝，大声对学生们说：“袁公，真是有学问的人啊！快快请来书院讲学！”于是罗典与袁枚成为好友。
从此，罗典将红叶亭遂名为“爱晚亭”。
这个传说听上去很美，但笔者在袁枚的诗文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长沙晚报》等媒体发过这类文字，也是当作传说发的。袁枚到过长沙是真，但没有记录与罗典相见一事，不愿记录不愉快的事，完全可以理解。
另有这么一个传说，也可以做参考。
一次，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到岳麓书院求见院长罗典。罗典大概因为事忙，又见求见的看上去只是个落泊、藉藉无名的穷书生，就没有接见他。书生跑到书院后面山上的红叶亭，在上面题了杜牧的七绝《山行》，只是其中缺了两个字。第三句“停车坐爱枫林晚”写成“停车坐枫林”，缺了“爱”和“晚”两个字。管园的把事情告诉罗典，并讪笑这个穷书生连杜牧这么著名的一首诗也给背错了。
罗典一听，却不禁心中暗暗叫声惭愧。晓得原来这位书生是留诗讽刺他的。漏了“爱”“晚”两个字，是讥讽他身为书院院长，理应爱护，提携后学、晚辈，如何却拒人千里之外？实在不懂得怎样爱育晚辈，没有“爱晚”。他于是派人四出找寻这位书生，准备亲自向他致歉，可是书生已是一去无踪，怎么也找不到了。罗典便把亭更名“爱晚”，以作一己的警诫，也提醒后来岳麓的院长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要好好关爱晚辈，关爱后生。
这个故事是对教育事业千古不移的忠告，似乎也很说得过去。当然，这个故事过于像传说，也只是人们口耳相传，或者杂谈附会，聊付一笑。
而袁枚改红叶亭却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据传有人专门考证过。
考证者认为，袁枚为爱晚亭改名是属于误会。属于“毕冠袁戴”，真正改名者应该是毕沅，而不是袁枚。
说爱晚亭名是毕沅改的，是罗典在《次石琢堂学使留题书院诗韵二首即以送别》诗后有一条自注：“山中红叶甚盛，山麓有亭，毕秋帆制军名曰‘爱晚’纪以诗。”
这是考证者们目前能找到的毕沅题爱晚亭的唯一证据。
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袁枚有没有为爱晚亭改名的可能。
袁枚访问岳麓山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有袁枚的日记和袁枚的多个年谱为证。
那么，红叶亭是哪一年修建的呢？
有人认为，红叶亭的修建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晚于袁枚访问时间八年，那就显而易见，“爱晚”亭名不可能是袁枚所改。那么，为什么肯定说是毕沅改的呢？除了上述罗典诗的一条注以外，还因为，毕沅那时正任湖广总督，常到岳麓山爱晚亭一带游览。特别是，毕与罗典有多年的交谊。他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冬游岳麓山所写的两首长律中，对罗典倍加称颂，并有“旧鱼重逢要夙愿”、“精神强胜廿年前”之句。因此，揆诸情理，亭改“爱晚”者也应该是毕沅，而不是袁枚。
那为什么改名的事又会扯到袁枚身上来呢？毕沅与袁枚也是好朋友，毕沅又叫毕秋帆，程晋芳的身后事及其家属的资助，都是毕秋帆帮的忙。毕沅母亲爱写诗，多首诗作被袁枚收入《随园诗话》。
然而，红叶亭是否建于1792年？这也没有文字记载，只是传说。岳麓书院山长耗巨资建这么大一个亭为什么没有文字记载？为何这些本来应该清楚明白的事却搞得如此扑朔迷离？莫非是身为山长的罗典有意为之？
还是继续考证，以事实说话。
毕沅游岳麓山是1789年，早于传说中的红叶亭修建时间（1792年）三年。并且这一年罗典还没有出任岳麓书院的山长。因而1789年游岳麓的毕沅断不可能因游岳麓山而为岳麓书院题亭额的。
笔者相阅相关资料后得知，湘潭人罗典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开始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并且五次连任，主持岳麓书院长达27年。而袁枚到访岳麓书院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也就是罗典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后两年。新官上任，都会有所作为，罗典上任后不久或一年后即修建红叶亭，符合人之常情。而上任十年后（1792）再修红叶亭，却显得不符合常理。因此，我更愿意相信，红叶亭修建于1782年。那么，袁枚为红叶亭改名一事就顺理成章了。为什么罗典会“记忆出错”呢？因为对袁枚有偏见的罗典不愿将此美加于袁枚身上，当然作为读书人，他也不愿做“剽窃”之事，于是乃转加在他的顶头上司毕沅身上。
况且，如果真的是湖广总督毕沅所题，肯定会有一个官方的文字记录，不于于无文字可考。只是在一首诗后作一个备注，这样的依据只可做参考，作为辅助考订材料。以一首诗的备注形式作为长官行事的依据，不但不可靠，也不符合官场礼制。但不愿加美于袁枚的罗典，只好出此下策，实属用心良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