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杭州卖鱼桥旁“十八初”的往事
2024-06-20 13:43阅读：
图为1962年我们出众毕业前夕在杭州西山公园门口拍摄的一张合照
听我回忆“十八初”的如烟往事
每个人对自己的母校总会有特别的记忆，甚至年老了也不会忘记，可谓是“往事并不如烟”。我一生中有好几座母校，宁波中山公园旁的“宁波第一幼儿园”、宁波天宁寺旁边的“庄家巷小学”、杭州文一街小学、杭州十八初级中学、杭州二中和位于南京板桥的解放军外语学院都是我的母校，对每一座母校我都有别样的情感与记忆。今天，我想写写“十八初”的前世今生。
杭州曾有十八座初中
杭州人都知道杭州的数字编号的中学有十六所，从杭一中、杭二中一直到杭十六中，如数家珍。可是，很少有人还会记得当年杭州有十八所数字编号的正规初中，从“杭一初”一直到“十八初”，在岁月的变迁中，这“十八罗汉”也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演变，或脱胎变成了完全中学，或消失在历史尘埃中。你能说出几个当年的杭州初中学校啊？
母校“十八初”的沿革
我初中就读的母校是“十八初”，说起“十八初”的历史，它的根子在“卖鱼桥小学”。六十多年前我们初中的母校“十八初”就是卖鱼桥小学的戴帽学校，记得2006年我曾参加杭州长征中学庆祝建校50周年的活动。那么“十八初”应该是创建于1956年。我是1959年进十八初读书的，前面有几个班，好像一共才六个班。2006年参加校庆时知道学校把我们在校读书时的档案资料都丢失了，要我写一下当年全班同学姓名。我们1962年7月毕业离校，后来十八初从卖鱼桥小学分离，单独在沈塘桥的一条巷里建校，更名为“沈塘初中”。文革时期杭州湖墅路更名为长征路，于是学校顺势更名为长征中学。后来长征中学迁到现在的北大桥，成为浙江省一所重点中学。
对十八初的回忆
十八初的位置就在现在卖鱼桥小学所在的地方，只是校园全部脱胎换骨重建了，没有留下当年的一点影子。卖鱼桥小学前身是一个教会学校，校门前那座很有年头感的尖顶教堂，是卖鱼桥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典型的外国风格，也许是拜占庭建筑式样。高高的窗户，水磨石地面，这座教堂是我们学校的礼堂兼体育馆，开大会、上体育课、音乐课，按现在的称呼是多功能大厅。教堂对面是一排低矮的房子，当年是一个联合诊所（卫生院），历史上是教会下面的慈善医院。
一幢三层楼的教学大楼是学校的主体建筑，学生教室、教师办公室甚至个别老师的寝室都在这座楼里。这是一座青砖铁皮顶的大楼，建筑质量蛮好，二楼、三楼都铺着地板，一楼是水磨石地面。我们小小的“十八初”就在三楼。我们（1）班的教室是一间朝南朝东都有窗户的房间，隔壁是（2）班的教室。
教学大楼的西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这里栽种着几棵高大的中国梧桐树，这是遮天蔽日的梧桐树，是正宗的中国梧桐，不是马路上栽种的那种“法国梧桐”。梧桐树的叶子很大，树叶梗很韧，学生常常捡来玩游戏，相互拉扯着比一比谁的树叶梗子牢固。枝叶茂密可以遮阳挡雨，学生们在树下玩儿，那时盛行打弹子、拍洋片、跳牛皮筋等游戏，秋天时节梧桐叶落地，学生们就地取材用梧桐叶比试拉力，看谁的树叶杆子韧性更好。院子的西面是学校的操场，有围墙与外面分隔，围墙外是一片空旷地，后来，困难时期我们在那里开荒种菜，现在是著名的书法公园“墅园”。
院子北面是一排低矮房子，是学校的配套设施，其中有“洗手间”、杂物间和一间以后成为我们养兔子的饲养室。学校的设施按现在的眼光看当然是相当简陋的，记忆犹新的是那洗手间的设施，茅厕里是一排木材制作的固定的马桶，下面是很深的坑，人坐上去总有点慌兮兮的感觉，恐怕会掉下去。所以过去杭州人有一个谜语，叫做“脚踏地板，手拿黄板，脸孔一板，黄瓜儿落来”，请你猜一猜是“啥希”？当然指的就是这个场景了！
入学“十八初”
1959年7月，我从文一街小学毕业。随即不久在杭三中参加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六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有些考试的内容，其中有关于西藏农奴翻身的事情，语文作文是“打麻雀除四害”，那时把麻雀作为损害粮食的害虫对待。不久后接到通知，被录取到杭州十八初级中学，当年有点失望，因为这是一所一点也没有名气的学校，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存在感”。后来才知道这是卖鱼桥小学刚刚戴帽子成立的一家初中，那个时候因为学生数量增加速度太快，学校跟不上需要，只能采取这种扩展办学的办法。
我们文一街小学毕业的学生中有许多都进了这个学校。其中印象最深的有徐宏、徐来定、徐宽徐氏三兄弟、化工宿舍里的陈杨真
，还有沈光甫、凌裕兴等，还有几个女同学。与杭三中等学校相比，这个学校不仅小，而且学费比较贵的，一个学期要十八元，对学生家庭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负担。1959年的新生分成二个班，我分在（1）班，班主任是陈杏良老师，（2）班的班主任是叶宗耕老师，也是我们班的数学任课老师。
班主任老师陈杏良
我们的班主任陈杏良老师当年只有二十多岁，可谓风华正茂，也有真本实力，陈老师可谓是文武双全，据说在杂志上曾发表过小说，学生们很是崇拜，同时还在学习一种被称为“世界语”的外语，据说世界语全世界都能通用，前些年很风行。上世纪80、90年代陈老师还是杭州市世界语协会的五个理事之一，很有一点名气，如果上网搜索能找到他的大名。“武”表现在哪里呢？同学中传说陈老师会宰羊，有人说就是在学校的梧桐树下，不知是真是假，我们从来也没有问过他。
陈老师不担任我们语数外主课的任课老师，他担任地理、生理卫生、农业常识等副科的老师，但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年他在“世界地理”课上就曾带着我们遨游欧洲、亚洲、非洲，特别是欧洲的三大半岛，亚平宁半岛上那个像女人靴子的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牙”，即西班牙与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瑞典、挪威和芬兰，还有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兰等国，我们都在他的带领下前去“访问”。在欧洲的母亲河-多瑙河上遨游，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个盛产玫瑰油的保加利亚，因为这个国家和陈老师特别有缘，他经常在早自习时所朗读的一本世界语杂志就是保加利亚出的。
虽说陈老师不是语文和外语的任课老师，但每天早上早自习的时候他总是到班上来监阵，因为他的寝室就在教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每每他都站在黑板旁边，用拉长的语调大声地提醒大家说：“早晨把俄语念一念”。于是，我们大声地背诵俄语课文，也背俄语的变格表和动词变位，一时间教室里回响着“啊
牙 牙 乌 油 油；同一或二，哦姆，也姆，也姆，也、也、也”的声音，蔚为壮观。
陈老师还教我们生理卫生，当时的学生学这门课时都很害羞，令我印象深的是陈老师讲“喝酒对身体有害”，这句话我倒是牢牢记住了，在以后就很少喝酒。农业常识课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印象深刻，所谓八字宪法就是当年提出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手段，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要采取的措施。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这八个字所包含的相关内容，这可能对日后兴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所助益。
陈老师是我们人生路上的良师，可惜只担任了大概两年时间的班主任，初三时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的宿舍就在我们的教室旁边，我们会时不时去他宿舍里，向他借阅图书，他收藏了一些散文之类的图书，我曾向他借阅一本书名“花城”的书。记得毕业离校后我好几次与同学一起去他的宿舍探望他，与他聊天，很是愉快。可惜当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语文老师方向
语文是主课，教我们的是方向老师，他是一位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文化教员。方老师方正的脸，留着一个大包头，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的，纹丝不乱；高高的老鹰鼻子，人很严肃，不苟言笑，学生们都有点怕他。
当年的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学的比重不高，记得曾读过几首唐宋诗词“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还有“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还有一首白话诗“老天爷，你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最后一句是“你塌了吧！”还读过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现代诗等等，郭沫若的这首诗多年以后还记得清楚：“天上的星星现了，路上的街灯明了.....”，意境很好，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首脍炙人口的古词，方老师只说了一次我就记住了，可以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朗读出来，“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寥寥二十个字就活脱脱地描述了一位天涯落魄人的场景。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古画，一位穷酸落魄的书生骑着一匹瘦马在一条孤道上慢慢行走，心中是那种苍凉的“夕阳西下”。有一次写作文，我写了一首现代诗，当然写得不好，没有诗词的味道，不过那个大跃进年代倒是提倡写这样的诗的，方老师在课堂点评的时候就说“这种诗是散文的分行排列”，从此以后我对诗词就有一种敬畏，轻易不敢写。方向老师本人很勤奋，他的卧室就在我们教室旁边，我们下楼的时候总是能看到他在窗户旁的桌子上看书备课，几乎看不到他有闲逛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记性都很好，许多课文都会熟练背诵，大桩的背功更好，要背诵的课文都能熟练背出来。所以，学生时代确实非常需要学习一些传统的文化营养，像上面所提到的古诗词对我们以后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这是传统文化的营养和熏陶。
俄语老师沈明华
“十八初”学校虽小，教学质量倒也不错，特别是俄语，教我们的老师是华东师大正规毕业的女教师沈老师，水平很不错，无奈当时的学生不爱学外语，课堂上调皮捣蛋，用刚学到的俄语腔调骂老师“瘌痢婆儿”，“赖婆鸡”，俄语里劳动和工人两个单词的发音和这两个骂人的词很像，老师的头发可能是稀疏了一点，所以弄得女老师下不来台。我们少数一部分同学，比如大桩、刘建华、葛婷、柏小兰、沈光甫、杨真、鑫财等同学倒是很喜欢俄语，成绩也都不错。
至今我和葛婷等同学还记得俄语中的一首儿歌，“古古路沙，巴列洒牙，古古路沙，洒拉答牙，么 西其姆 那古古路色，么 巴尧姆
啊 噶姆捏”，翻译成中文就是“玉米大 玉米黄
，我们坐在玉米上，一同歌唱公社好”。这首儿歌倒是十分符合当时的大跃进和
公社化的形势，有很强的时代烙印。沈老师还教我们唱俄语歌曲，著名的俄语歌“喀秋莎”就是在那个时候学的。
沈老师还组织葛婷等几个俄语学习比较好的女同学开展与苏联等国家女学生通信的活动，通过用俄语写信结交外国朋友，增进友谊。通过这样的活动，葛婷用书信结交了两个朋友，一个是苏联的集体农庄主的女儿，名字叫丽娜，是一个大眼睛姑娘，很漂亮；另一个是保加利亚的女学生，名字叫索菲亚。她们通了几次信并且互送了礼品，这些都是葛婷心中美好的回忆。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中苏关系恶化而停止了这项活动。
沈老师上世纪80年代迁到香港生活，后来回来过，有一次曾约过我们会面，但因故没有会。记得
当年她的儿子胖嘟嘟的，很可爱，还取了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叫做“郎克”。
我在卖鱼桥门前留影
图为卖鱼桥
大桩在鑫财老家左家桥留影
大桩在卖鱼桥的信义坊留影
图为大桩在卖鱼桥小学大门前
图为我们在卖鱼桥小学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