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现象探析
2020-09-02 15:34阅读：
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现象探析﹡
夏先培
提要
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历来被视作最为严格的规则，其成因牵涉到汉语史上一些重大、基本的问题，然而对这种成因的解释至今仍停留在推测或假设的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先秦，疑问代词作宾语时置于动、介词之后的现象也并非如想像的那样罕见,并且也是遵循一定规律的，不能简单、笼统地视作“例外”。大致说来，这种后置与具体的动词、介词、疑问代词,与动、介词同疑问代词之间的组合形式，与动词的意义有关。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对我们思考疑问代词宾语的前置或后置与原始汉语词序格局的关系、上古SOV句式的成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 上古汉语
词序
疑问代词
宾语
一
详考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现象的必要性
汉语是以词序为主要表达手段的语言。从上古到现代，汉语词序的基本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即为SVO型；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即上古存在着一些后代所没有的SOV句式，这主要指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否定句代词宾
语前置和“宾·‘是’（
之）·动”式宾语前置。“此三式自《马氏文通》以来，古汉语语法著作共认是古汉语语法的重要句式特征。”（见孙良明2002：73注）其中又尤以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即疑问代词做宾语时置于动词和介词之前，被视作最为严格的规则。马建忠（1898:71）即指出：“询问代字凡在宾次，必先其所宾，其不先者仅矣。此不易之例也。”王力（1999：273）也认为：“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的规则，比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的规则更为严格，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例外。”对于这些说法，古汉语学界普遍认同，少有异议。
包括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在内的上古汉语SOV句式的成因，牵涉到汉语史上一些重大、基本的问题（例如原始汉语的面貌，汉语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关系等），因而一直吸引着研究者们的目光。就笔者见闻所及，对这种成因的解释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说法：
一是“残留说”。此说主张，上古汉语的SOV句式是远古汉语语法形式的残留，但持此说者的具体意见又各有不同。邢公畹（1947:140）认为，上古汉语中有些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后、宾语在动词之前的结构，“我们看起来觉得很别扭，但是照藏缅语族的语言看，这正是一种正常的语序”，这意味着，远古汉语可能与藏缅语族诸语言一样，也是SOV型的。王力（1980:357-367）推断，原始汉语中，代词充当宾语时，正常的位置可能像法语一样，本来就在动词前面，到先秦时代分化为三种情况：完全抛弃旧形式，仅留下若干残迹，如《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予翼”这样代词“予”无条件置于动词“翼”之前的情况；完全保存旧形式，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和“宾·‘是’（
之）·动”式同属此类；旧结构和新结构同时存在，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属于此类。俞敏（1981）的意见与邢公畹相仿而更为详细而明确，他认为原始汉语本是宾语在动词之前，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后，汉人入中土后，可能是受被征服民族的影响，词序变得颠倒过来了。
二是“焦点说”。徐杰、李英哲（1993）提出，上古汉语的宾语前置都与焦点表达相连，疑问代词都带有[＋F]标记，所以自动成为其所在句子的强势焦点。他们还以“把强势焦点成分移至动词之前”这一“简单的规则”来概括上古汉语的宾语前置现象。其后，石毓智、徐杰（2001）在阐明疑问与焦点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先秦的特殊语序是一种语法手段，包括疑问代词和人称代词在内，基本语序都是SVO，只有当表示某种特殊的语法意义时，才会变换语序。王力（1980:366）曾经强调，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和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都不能说成“倒装句”，因为它们都是先秦正常的语法结构；而按照“焦点说”，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并不单纯是一种语法现象，而是还具有某种表达作用（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也是如此）。
应该指出，“残留说”和“焦点说”并不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俞敏（1981）就认为，马建忠所列上古宾语前置的条件——疑问、否定口气，代词作宾语都不可靠，应该表述为“止词（按：即宾语）因为强调放在前头”。他还说：“询问代字本身常常就是强调的对象，所以它们老往句子头上窜。”这与焦点说并无二致。又如冯胜利（1997:105-126）明确赞同俞敏关于原始汉语是一种SOV型语言的论断，并从语言韵律结构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SVO型语言和SOV型语言的普通重音分别居于句末和动词左边的宾语上，所以从SOV向SVO的转变过程，亦即普通重音从左向右的移动过程。该书还指出，疑问句的焦点总是集中在疑问成分上，属于狭域焦点，正是由于其不同于一般句子的特点，因此当原始汉语从SOV向SVO转变时，它是最保守、最后完成转变的。这些论述中也明显同时包含了“残留说”和“焦点说”的内容。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解释都还停留在推测或假设的阶段，并无坚确有力的论据和论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先秦，疑问代词宾语置于动、介词之后的现象也并非如想像的那样罕见，并有一定规律可寻。换言之，即使是疑问代词宾语前置这种最为严格的SOV句式，先秦时也有相当数量的SVO式与之并存。要搞清上古SOV式的成因，就必须对这些在上古显得“特殊”的SVO式进行认真研究和准确描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问题，前述各家均未有一全面系统并且令人信服的阐释。马建忠（1898）说“仅见”，王力（1999）说“例外”，都有些“存而不论”的意味；邢公畹（1947），俞敏（1981），徐杰、李英哲（1993）是实际上的“不论”；冯胜利（1997）则只在相关章末的一条注释中附带提及。只有石毓智、徐杰（2001）为了论证疑问代词宾语的基本句法位置也是在动、介词之后，列举了疑问代词宾语不前置的三种情况：（一）在对话时针对说话者的语句中的受事宾语发问时，疑问代词可以居动词后，例如《庄子·天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二）疑问代词如为双宾语结构中的直接宾语时，或者它们与动词之间被另外一个名词隔开时，不能前移，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国为（按：“为”当作“谓”）君何？”《孟子·离娄下》：“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三）在低及物性动词谓语句里，疑问代词一般不前移。这方面的例证，作者除引用杨伯峻、何乐士（1992）关于动词“云”、介词“于”“於”后的疑问代词宾语一般不前置的观点外，自己又补充了“相当于判断词的‘为’后的疑问代词全都不前移”一条。1这些描述和总结的可靠性如何？第一种情况，作者仅举了《庄子》一例，但此例的“谁”，郭象注云：“别人之意也。”别人，即分辨不同的人。全句不是一个疑问句，“谁”也不是宾语，而是用如动词；再说，这两句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句子，而只是一个条件复句的偏句，后面紧接着还有正句“则人始有夭矣”。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庄子》现代标点本，如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张采民、张石川《庄子注评》（凤凰出版社，2007）等，此句末皆作逗号而不作问号；有译文的，也未见将“谁”译成宾语的。既然全句非疑问句，“谁”也不是宾语，那也就无所谓前置后置了。可见第一种情况是站不住脚的。再看第二种情况。“国谓君何？”显然是被作者当作双宾语的例子来使用的，但此例是春秋秦晋韩原之战秦穆公俘获了晋惠公后对晋使阴饴甥的问话，意思是：“晋国人认为国君（惠公）的结果会怎么样？”“谓”意为“认为”，“君何”是作为一个词组充当“谓”的宾语，而不是做双宾语。2至于“如后患何？”一类结构，郭锡良（1983:150-152）已经作过精到的分析，大意是：“如（若、奈）……何”中，“如（若、奈）……”是介宾结构作状语，“何’是疑问代词作谓语，这类结构的另一种形式是“如（若、奈）之何”，后来凝固、紧缩，去掉“之”字，就变成“如（若、奈）何”了。因为“何”本来就不是“如”的宾语，所以不受疑问代词宾语前置规律的约束。可见，第二种情况同样难以成立。第三种情况所举之例大致不错，但“低及物性动词谓语句”的概括不够准确。首先，介词“于”“於”并非专用于“低及物性动词谓语句”。其次，有些低及物性动词的疑问代词宾语一般都前置。例如“有”，《诗经·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如与“云”近似的“言”，《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吕氏春秋·应言》：“孟卬入见,谓魏王曰:‘秦客何言？’”这样，文章所列的三种情况中，前两种不能成立，第三种概括不周，以此为据的论证也就显得说服力不够了。3
也有对疑问代词宾语前置规律的绝对性提出质疑的，如胡性初（1988）即列举了不少反证。但该文基本限于举例，而且把一些明显不是疑问代词做宾语的形式（如“维何”“伊何”“斯何”等）也作为例证列举，因而影响了结论的可信度。
基于先秦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现象的重要性和相关研究的不足，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现象作一认真的调查和分析。调查要力求全面准确，既要避免遗漏，又要防止将那些似是而非的例子纳入；分析要实事求是，力避先入之见。我们希望，这种基础性的工作，能为上古汉语的代词、词序、句式研究乃至对原始汉语面貌和性质的探讨，提供若干新的材料和认识角度。
二
先秦文献中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现象的分布情况
经调查，我们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发现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现象30例，涉及《诗经》《国语》《论语》《墨子》《庄子》《荀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典籍，有以下组合类型：
（一）“谓何”式
共5例，《诗经》《庄子》《吕氏春秋》各一见，《国语》二见:
(1) 赫赫师尹，不平谓何？（《诗经·小雅·节南山》）
(2) 旦而里克见丕郑，曰：“夫史苏之言将及矣！优施告我，君谋成矣，将立奚齐。”
丕郑曰：“子谓何？”曰：“吾对以中立。”（《国语·晋语二》）
(3)里克告丕郑曰：“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何如？”丕郑曰：“荀息谓何？”对曰：“荀息曰：‘死之。’”（同上）
(4)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庄子·逍遥游》）
（5）孟卬入见,谓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为司徒。”孟卬曰：“王应之谓何？”王曰：“宁以臧，无用卬也。”（《吕氏春秋·应言》）
例（1），郑玄笺云：“谓何犹云何也。”王力（1999：502）注云：“谓何，说什么，也就是还有什么可说？”他们都认为“何”是“谓”的宾语。例（2）(3)（5），从上下文都可看出，“谓何”即“说什么”；例（5）上文还有“何言”，“何”作“言”的宾语，前置，与“谓何”恰成对照。例（4），上文肩吾对连叔批评接舆之言“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大有迳庭，不近人情”，引发连叔此问，下文即是肩吾对接舆之言的转述，这个“谓何”显然也是动宾式。
（二）“为谁”式
这是一种带判断意味的句式，“为”可今译为“是”。我们发现3例：
（6）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论语·微子》）
(7) 桀溺曰：“子为谁？”（同上）
(8)（聂政）见严仲子曰：“……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战国策·韩策二》）
（三）“云何”式
仅一见，出于《论语·子张》：
（9）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云何”显然就是“说什么”。
(四) “无何”式
共两见,均出于《荀子·天论》:
（10）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11）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
“无何”即“没有什么”，疑问代词“何”作动词“无”的宾语。
（五）“于（於）何”式
此式共发现7例。其中《诗经》“于何”3例，均作状语：
（12）哀我人斯，于何从禄？（《小雅·正月》）
(13)
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小雅·十月之交》）
(14)彼人之心，于何其臻？（《小雅·菀柳》）
例（12），郑笺解云“哀乎今我民人见遇如此，当於何从得天禄，免於是难”；例（14），郑笺云“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转侧无常，人不知其所届”，均以“於何”释“于何”。例（13），《邶风·雄雉》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何”作“用”的宾语，前置，正与此“于何”形成对照。
《墨子》“於何”3例，也作状语：
(15)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圣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於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
《荀子》“於何”1例，作补语：
(16) 礼起於何也？（《礼论》）
（六）“于以”式
此式只见于《诗经》，共10例：
(17)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召南·采蘩》）
(18) 于以采蘋?
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召南·采蘋》）
(19)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邶风·击鼓》）
例（17），毛传未释“于以”的“于”，而释“于沼”之“于”为“於”，即介词。其实从上下文看，所有这些“于”的意义和用法应是一样的，即都是介词，意为“在”。郑笺释“于以”为“犹言往以也”，是解“于”为“往”，而未释“以”。孔疏将这些
“于以”各随文释为“往何处”“往何器”“往於何处”，显然是从郑笺解“于”为“往”，而释“以”为“何”。杨树达（1936：209-210）进一步阐发说，“以”即“台”的通假字，故得训“何”。综而言之，“于以”即“于何”，亦即“在哪里”。也有将“以”字看作连词或助词的，但都不如释“何”妥帖。细察文意，这些例句都是明显的一问一答：上句问在何处做某事，下句答出这处所。例（18）更能说明问题，其末句“谁其尸之？有齐季女”虽不是“于以”式，但也是以问答构成上下两句，与全诗体例一致。罗竹风（1986：1081）、徐中舒（1992:45）及向熹（1997：794）均从孔、杨之说，释此“以”字为“何”，是有道理的。
（七）“自何”式
发现1例，也见于《诗经》：
(20)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小雅·小宛》)
郑笺：“但持粟行卜，求其胜负，从何能得生？”
（八）“於谁”式
发现1例，见于《庄子·则阳》：
(21)
盗窃之行，於谁责而可乎？
此外，还有一些可予关注的例子。例如《诗经》中“云何”凡6见（《周南·卷耳》“云何吁矣”，《唐风·扬之水》“云何不乐”
“云何其忧”，《小雅·何人斯》“云何其盱”，《小雅·都人士》“云何盱矣”，《小雅·隰桑》“云何不乐”），“云胡”凡3见（《郑风·风雨》“云胡不夷”
“云胡不瘳” “云胡不喜”），“於焉”凡2见（《小雅·白驹》“於焉逍遥”
“於焉嘉客”）。这里的“云”是动词、“焉”是疑问代词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就是这些结构是疑问代词宾语后置式的可能性有多大，值得认真研究。4
还有些例子，出于慎重，我们不取。例如《战国策·楚策四》：“所道攻燕，非齐则魏。魏、齐新怨楚，楚君虽欲攻燕，将道何哉？”此“道何”，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三作“何道”。又如《尚书·毕命》：“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此句虽有“于何”，但《毕命》属于伪古文。为保证语料的可靠性，这些例子都未列入考察范围。
三
先秦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的规律
细考上文各例，可以发现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的某些规律：
（一）后置与具体的动词、介词和疑问代词有关
从动词和介词看，动词有“谓”（5例）、“为”（３例）、“无”（2例）、“云”（１例）；介词主要是“于”（13例）和“於”（５例），另外“自”有１例。从疑问代词看，数量最多的是“何”（16例）；其次是“以”（10例）；再次是“谁”（４例）。
动、介词与疑问代词之间的组合情况也值得注意。从动、介词的角度看，介词“于”和“於”的组合能力较强，除了共有“于（於）何”这种形式外，还分别有“于以”和“於谁”两种组合形式；其余的“谓”“为”“云”“无”“自”都只有一种组合形式。从疑问代词的角度看，“何”的组合能力显然最强，有“谓何”“云何”“无何”“于（於）何”“自何”5种（如将“于”和“於”分开计算则是6种）组合形式；其次是“谁”，有“为谁”“於谁”两种组合形式；再次是“以”，只有“于以”一种组合形式。
还应注意的是各词及各组合形式分布的广度。从词的层面看，“何”的分布最广，涉及了本文所论存在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现象的全部８种典籍；“于”“自”均只见于《诗经》；其余各词的分布广度则介乎以上两者之间。从组合形式的层面看，“谓何”“于（於）何”“为谁”分别出现于４种、３种、２种典籍，其余的“云何”“无何”“于以”“自何”“於谁”均只见于一种典籍。将分布广度与出现次数结合起来考察，可以使我们对相关问题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例如“谁”虽仅４例，但有“为谁”和“於谁”两种组合形式，出现于《论语》《荀子》和《战国策》３种典籍；“以”虽有10例，但仅有“于以”一式，并且仅出现于《诗经》。
更应指出的是，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的各种组合形式，其词序大多是相当稳定的。例如“谓何”不作“何谓”（先秦虽有“何谓”这种动宾式，但其意义与“谓何”有异，详下），“为谁”不作“谁为”，“云何”不作“何云”，“无何”不作“何无”，5“于（於）何”不作“何于（於）”，“于以”不作“以于”，“於谁”不作“谁於”。6其中“为谁”“云何”“於何”等还一直为后人所沿用（“无何”汉以后也有用例）。马建忠（1898：77）说：“惟‘何’字为‘於’字司词，间置於后。”这里马氏说“惟”、说“间置於后”，显然不确，而且其所举例为韩愈《送温处士序》“小子后生，於何考德而问业焉”，也嫌太晚。马氏还分析了“何”后置于“於”的原因：“若然者，以‘何’字指人故也。指地，则‘於何’二字，概以‘焉’字代之。”从前文所举《诗经》《墨子》和《荀子》的例句（例（12）-（16））来看，马氏的这个分析是不准确的，因为７个例子中，后５个都明显不是指人的，前两个也不一定指人。
只有“自何”也说“何自”，我们在《墨子》的《尚贤中》和《兼爱上》中共发现３例，但《尚贤中》“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一例，“自”还有可能是副词，而不是介词。
由此可见，一定的动、介词与一定的疑问代词组合，其词序大体是有定的。就像“何”与“以”组合只说“何以”、“恶”与“乎”组合只说“恶乎”一样，本文所论的各种组合形式，一般都是只有动、介词在前，疑问代词在后这一种词序的。这说明，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的现象在先秦虽不普遍，但并非“偶然”，并非可此可彼，而是受一定规律制约的。石毓智、徐杰（2001:457）“根据疑问代词（按：似应加宾语二字）后置的规律性”（按：即前文所引三种情况）推测：疑问代词（宾语）居于动词后的现象是其无标记的用法，而其前移则是一种焦点表示方法，并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疑问代词前移除前述三种“特殊情况外具有强制性”。实际上我们看到，疑问代词宾语的后置也应是具有某种强制性的。
（二）后置与动词的意义相关
前文提到，先秦除有动宾式“谓何”外，也有动宾式“何谓”。为了搞清这两种形式的区别，我们对先秦典籍中的“何谓”进行了调查统计，共找到动宾式“何谓”44例（《周易》6，《左传》3，《国语》3，《论语》6，《墨子》2，《孟子》4，《庄子》12，《韩非子》3，《吕氏春秋》5）。如：
（22）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周易·乾卦·文言》）
（23）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左传·隐公元年》）
（24）荀息曰：“昔君问臣事君於我，我对以忠贞。君曰：‘何谓也？’我对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葬死者，养生者，死人复生不悔，生人不愧，贞也。’”（《国语·晋语二》）
（25）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26）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论语·八佾》）
（27）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28）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庄子·大宗师》）
（29）阎遏、公孙衍说，见王拜贺曰：“过尧舜矣。”王惊曰：“何谓也？”对曰：“尧舜，其民未至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杀牛塞祷。故臣窃以王为过尧舜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30）田赞衣补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
田赞对曰：“衣又有恶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於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甲者。”（《吕氏春秋·顺说》）
将这９例与前文
“谓何”的5例对照不难看出：凡言“谓何”，“谓”是“说”的意思，“谓何”是问说话的具体内容；凡言“何谓”，“谓”是“指”的意思，“何谓”是问话语的深层含义。“谓何”例前文已有分析，下面看看“何谓”例。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这些例子中，与“何谓”有关的话语的具体内容均已明白交代，不像“谓何”例那样处于未知状态。第二，从对话者对“何谓”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这些回答都是对原话含义的阐发，从而可知“何谓”所问是话语的深层含义，而非其具体内容。例如例（25）就是问“无违”是什么意思，而不是问孔子是怎样回答孟孙的。其余各例可以类推。
“为谁”式也是如此。上文已指出，这是一种带有判断意味的句式，“为”可今译为“是”。关于这种句式是不是判断句，“为”是不是判断词，学术界至今存在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为”的意义和用法都不同于一般的动词“为”。
四 结语
上文的讨论表明，在先秦，疑问代词做宾语时后置于动、介词的现象，虽然比前置的出现频率要低得多，但也是遵循一定规律的，不能简单、笼统地视作“例外”，而是值得认真对待和研究。这种讨论还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产生这些规律性现象的原因何在？疑问代词宾语的前置或后置与原始汉语的词序格局有何关系？如果原始汉语果真是由SOV型转向SVO型的，那么上述结构形式中的疑问代词宾语为什么会“率先”转化？如果说疑问代词宾语位置的变化与焦点表达或韵律结构有关，那么“何谓”与“谓何”的焦点或重音所在有什么不同？能否说当问说话的具体内容时，焦点在“谓”；当问话语的深层含义时，焦点在“何”？按照韵律理论，SVO型语言的普通重音都在句末，而SOV型语言重音一般在动词左边的宾语上，那怎么解释“何谓”与“谓何”并存却意义迥异的现象？同理，怎样解释“何以”“何为”与“于何”“於何”的不同？还有，“何谓”与“谓何”的并存和区别是否说明汉语中语义对语法的制约作用比我们想像的更大更强？所有这些，都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附注
1该文还提到，何乐士（1982）发现，“及”“在”的疑问代词宾语总是后置，但文后所列参考文献只有何乐士（1989）和何乐士（1990），未见何乐士（1982）。我们在调查中也没有发现上古“及”“在”的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的例子，反证倒是不少。例如《左传·隐公五年》：“（公）问於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诗·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这就是说，“及”和“在”的疑问代词宾语一般应是前置的。
2李林（1996:82-83）指出，双宾语的条件是：第一，动词必须能与名1名2分别构成动宾关系；第二，名1和名2
之间没有结构关系，即两名词之间不能是偏正关系或并列关系。“谓君何”明显不合这些条件，因为“谓君”和“谓何”都不构成动宾关系，且“君何”之间存在主谓关系。廖振佑（1998：417-430）通过遍检29部先秦典籍，将先秦可带双宾语的动词分为21类，其中“谓”仅出现于“谓命类”，此类“是指对人或事物的称谓或命名”，如《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刘宋川（1998:431-454）则将先秦可带双宾语的动词归纳为7大类（有些大类下还分若干小类），其中“谓”归入“称谓类型”，表示“称，叫做”之意，其语义特征是宾2解释宾1，二者所指相同，所举也有上《左传·宣公四年》例。他们所列可带双宾语的动词都不包括“认为”义的“谓”。
3较早关注疑问代词宾语后置问题的是杨伯峻、何乐士（1992：789-791，2001:794-796）。他们正确地指出，后置“是有规律可寻的”，并将这种规律总结为三条：动词“云”后的疑问代词宾语一般不前置；介词“于”“於”后的疑问代词宾语一般不前置；少数固定形式中，疑问代词“何”位于动词之后（包括“谓……何”“如（之）何”“若（之）何”“奈（之）何”）。耐人寻味的是，这里对第三种情况的表述与前两种明显有异，既未指明是“宾语”，也未使用“不前置”的说法。这似乎说明，杨、何二先生对这种“何”的句法功能还是不很确定的。杨、何之说当为石毓智、徐杰（2001）之所本。
4“於焉逍遥”，郑笺释为“於何游息”，是以“焉”为疑问代词，作“於”的宾语。
5“无”字较为特殊，它带一般代词宾语时，宾语也后置，而不受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规则的制约。例如，只说“无我”“无之”，不说“我无”“之无”等。不过这正好印证了我们关于疑问代词宾语后置与具体动词有关的观点。
6“于”“於”也较特殊，它们带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宾语总在它们之后。这点杨伯峻、何乐士（1992,2001）已经指出（参看附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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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以《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现象刍议》为题在第九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2008，湛江）大会宣读，嗣后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
说明：该文刊于《中国语言学报》第十五期（商务印书馆，201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