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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退位。民国成立后不便沿用前朝货
自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887年2月16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以新法铸造银铜钱币，勘地建厂，从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购进机，两者之间合作一直非常愉快。铸造总统开国纪念币这样的国家大事，请喜敦造币厂操刀制模当在情理之中。雕刻师在完成一件外国钱币作品后，于钱币之上签上字，是一种常态，但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为迎合中国的国情，喜敦造币厂将为中国雕刻的钱模抹去上面“签字”，而留着“签字”的钱模或样币存档，也是可能的。这就为我们今天来考证她们制造了很多麻烦。尽管近代机制银元离我们仅仅只有100年左右，这其中的未解之迷却委实不少，此银元作品出于何人之手，就是其中之一。好在机缘巧合，在极小数从喜敦造币厂流出的“签字版”样币（或钱模），本人有幸获藏数枚，有助于揭开银币的身世之迷。我将陆续发布，与泉友共享，不亦乐乎！
“黎元洪戴帽版”也是喜敦造币厂出口品。
本品为正式版黎元洪无帽像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壹圆银币OE版，由位于武昌的湖北造币厂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铸造。银币正面中央珠圈内铸黎元洪免冠八分脸戎装肖像，珠圈外上镌“中华民国”四个字，下镌“开国纪念币”五个字，珠圈外左右两侧各铸五瓣梅花各一枝。银币的背面珠圈内中央镌竖写“壹圆”二字，托以嘉禾图，左右各一枝，每枝一穗三叶。珠圈外上环镌英文“THE
黎元洪戴帽版铸于1912年,而其中的OE错版最为珍贵,流通总量不足300枚（比孙中山陵墓币480枚更为稀少）也可以说正是这个错误使得这枚错版银币身价倍增。
《图鉴》中讲到免冠版铸于1916年12月20日,而先前泉友们所接触到的资料中都表示是1912年1月3日黎元洪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之后不久,，武昌造币厂步南京开铸孙像开国纪念币之后尘所铸，两者时间上出入较大，相差4年，通过查阅资料，免冠版确系1916年12月20日铸于湖北武昌造币厂。当时的背景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次日，黎元洪按规定正式受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2月9日,汉口银根再次吃紧,湖北商务总会呈请湖北督军王占元设法救济，12月20日，武昌造币厂援引1912年南京财政部总厂开铸第一期大总统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的先例，奉命铸造新任大总统黎元洪像“新”银币，而且在总第22期《湖北文史资料》137页上记载：1916
在1919年10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
最近笔者购得了钱屿、钱律编著的《近代机制币辨伪图鉴》(以下简称《图鉴》)一书,品读之余,对两位作者在近代机制币辨伪上的深厚造诣表示极大的钦佩,但对书中关于 “黎元洪开国纪念币戴帽版是臆造假币”的定论，笔者不敢苟同,特撰此文加以探讨。
《图鉴》第66、67页说 “古钱商按照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样式,臆造了戴帽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戴帽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中圆,伪称系1912年的副总统像纪念币。首先,真品黎像开国纪念币壹圆的铸行系援引1912年3月11日大总统令财政部《速印就纪念币新模照式鼓铸》文及天津造币总厂铸行第二期大总统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币壹圆,并无铸副总统像纪念币的法律依据。其次,从样式上分析,戴帽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臆造品的文字、图案,全部仿效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真品,但真品铸行于1916年12月20日,可以肯定臆造品的出现晚于这一日期。所谓戴帽黎元洪像(亦称戎装)开国纪念币壹圆,正面黎元洪身着辛亥革命时期新军军装,而第一期大总统系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壹圆、第二期大总统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币壹圆、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则无一例外,全身着大总统大礼服。若是真品,黎元洪所戴应是大总统大礼帽,即与袁像纪念币所戴之帽相同。第三,从版别上分析,伪品尚有两种英文错版，一为OE版,即背面英文‘OF’误为‘OE’;另一种较晚的为‘II’版,即‘CHINA’中字母‘H’误为‘II’。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真品铸期短,数量较少,凡 ‘II’错版基本均为后铸伪品。而臆造品数量极少,却出现三种版别,故系古钱商迎合收藏家猎奇心理所臆造的。更有甚者,古钱商臆造出戴帽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中圆,这种臆造品较易鉴定。”
对于免冠版（图1）,其真伪已不需考虑。《图鉴》中讲到免冠版铸于1916年12月20日,而先前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中都表示是1912年1月3日黎元洪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之后不久, 武昌造币厂步南京开铸孙像开国纪念币之后尘所铸，两者时间上出入较大,通过查阅资料,免冠版确系1916年12月20日铸于湖北武昌造币厂。当时的背景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次日,黎元洪按规定正式受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2月9日,汉口银根再次吃紧,湖北商务总会呈请湖北督军王占元设法救济，12月20日，武昌造币厂援引1912年南京财政部总厂开铸第一期大总统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的先例,奉命铸造新任大总统黎元洪像新银币，而且在总第22期《湖北文史资料》137页上记载: 1916 年 6 月 7 日（民国五年），黎元洪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同年 12 月 20 日，湖北（武昌）造币厂奉命铸造黎元洪肖像新银币开工。显然新银币就是指免冠版，但为何那么多资料都错误地记载免冠版铸于1912年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在1912年确实铸造过黎像银币,这就是可以认为是黎像旧银币的戴帽版，还且有资料为证。
在1919年10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 NorthChina Herald刊载: “ ……在运送3000 枚新币到汉口的银行后，发现将英文OF误成OE,当局立即停止发行，用錾刀将多出部份铲除,但此时已有300余枚流入市面,无法追回。钢模是武昌造币厂雕刻师朱子芳作品。” 《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 于1850 年 8 月 30 日创刊于上海，是中国境内第一份新闻报纸，原为周刊，内容以中外商务情报、上海英侨动态、船期及广告为主。可以说《北华捷报》上的内容是比较可靠的。
冯耿光《古今泉币拓本》(以下简称《拓本》)的1040页上有一枚黎像戴帽版,在1041页上收录了三枚黎像免冠版，阅读了影印《拓本》说明后,可以知道原版出版于1924年,冯耿光在编著过程中又请了著名的金石鉴赏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使拓本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而且还收入了个别伪币(单独列出来),以利鉴别。当然所有银币拓片的完成应该在成书之前,更确切地讲应该是在1920年,因为全书所有银币的下限是1920年,即民国九年的袁大头,若早于此年,便不可能有民九袁头的存在;若晚于此年,本书收录了民三、民八、民九的大头,没有道理没有民十的大头(《拓本》收录钱币很详尽)。如此便知戴帽版早于192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读过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之后,笔者知道二十年代之前,收藏银元的人是很少的(除非是当成财富储藏),更别说收藏民国当时银币的人了,因而《图鉴》中讲到古钱商臆造此币的意义不大,毕竟要考虑到投入与回报的对比,而且更重要的是古钱商应该考虑到黎元洪曾三任民国副总统,两任总统,当时还处在政治中心,若被告密或是走漏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况且《拓本》已点到所录钱币是经过其本人和金石鉴赏家鉴定过了,若是臆造币,应该能够被鉴定,毕竟冯本人在中国银行工作,对货币方面的资料还是容易找到的。
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戴帽版确系真品,铸于1912年,而其中的OE错版最为珍贵,总量不足400枚,也可以说正是这个错误使得这枚错版银币身价倍增。从笔者目前所见的戴帽版中只发现了两种版别（图2、图3）,还未曾见到《图鉴》中所说的“II”错版，而免冠版铸于1916年,背面直接采用了戴帽版的背面。
（责任编辑 高聪明）
总量300枚的黎元洪戴帽OE错版经过多年的流通损耗，目前已知存世总量不超过100枚。04年、09年拍卖会偶尔露面，近两年各大拍卖会也未曾觅见其踪影。
自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887年2月16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以新法铸造银铜钱币，勘地建厂，从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购进机，两者之间合作一直非常愉快。铸造总统开国纪念币这样的国家大事，请喜敦造币厂操刀制模当在情理之中。雕刻师在完成一件外国钱币作品后，于钱币之上签上字，是一种常态，但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为迎合中国的国情，喜敦造币厂将为中国雕刻的钱模抹去上面“签字”，而留着“签字”的钱模或样币存档，也是可能的。这就为我们今天来考证她们制造了很多麻烦。尽管近代机制银元离我们仅仅只有100年左右，这其中的未解之迷却委实不少，此银元作品出于何人之手，就是其中之一。好在机缘巧合，在极小数从喜敦造币厂流出的“签字版”样币（或钱模），本人有幸获藏数枚，有助于揭开银币的身世之迷。我将陆续发布，与泉友共享，不亦乐乎！
“黎元洪戴帽版”也是喜敦造币厂出口品。
本品为正式版黎元洪无帽像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壹圆银币OE版，由位于武昌的湖北造币厂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铸造。银币正面中央珠圈内铸黎元洪免冠八分脸戎装肖像，珠圈外上镌“中华民国”四个字，下镌“开国纪念币”五个字，珠圈外左右两侧各铸五瓣梅花各一枝。银币的背面珠圈内中央镌竖写“壹圆”二字，托以嘉禾图，左右各一枝，每枝一穗三叶。珠圈外上环镌英文“THE
黎元洪戴帽版铸于1912年,而其中的OE错版最为珍贵,流通总量不足300枚（比孙中山陵墓币480枚更为稀少）也可以说正是这个错误使得这枚错版银币身价倍增。
《图鉴》中讲到免冠版铸于1916年12月20日,而先前泉友们所接触到的资料中都表示是1912年1月3日黎元洪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之后不久,，武昌造币厂步南京开铸孙像开国纪念币之后尘所铸，两者时间上出入较大，相差4年，通过查阅资料，免冠版确系1916年12月20日铸于湖北武昌造币厂。当时的背景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次日，黎元洪按规定正式受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2月9日,汉口银根再次吃紧,湖北商务总会呈请湖北督军王占元设法救济，12月20日，武昌造币厂援引1912年南京财政部总厂开铸第一期大总统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的先例，奉命铸造新任大总统黎元洪像“新”银币，而且在总第22期《湖北文史资料》137页上记载：1916
在1919年10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
最近笔者购得了钱屿、钱律编著的《近代机制币辨伪图鉴》(以下简称《图鉴》)一书,品读之余,对两位作者在近代机制币辨伪上的深厚造诣表示极大的钦佩,但对书中关于 “黎元洪开国纪念币戴帽版是臆造假币”的定论，笔者不敢苟同,特撰此文加以探讨。
《图鉴》第66、67页说 “古钱商按照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样式,臆造了戴帽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戴帽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中圆,伪称系1912年的副总统像纪念币。首先,真品黎像开国纪念币壹圆的铸行系援引1912年3月11日大总统令财政部《速印就纪念币新模照式鼓铸》文及天津造币总厂铸行第二期大总统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币壹圆,并无铸副总统像纪念币的法律依据。其次,从样式上分析,戴帽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臆造品的文字、图案,全部仿效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真品,但真品铸行于1916年12月20日,可以肯定臆造品的出现晚于这一日期。所谓戴帽黎元洪像(亦称戎装)开国纪念币壹圆,正面黎元洪身着辛亥革命时期新军军装,而第一期大总统系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壹圆、第二期大总统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币壹圆、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则无一例外,全身着大总统大礼服。若是真品,黎元洪所戴应是大总统大礼帽,即与袁像纪念币所戴之帽相同。第三,从版别上分析,伪品尚有两种英文错版，一为OE版,即背面英文‘OF’误为‘OE’;另一种较晚的为‘II’版,即‘CHINA’中字母‘H’误为‘II’。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壹圆真品铸期短,数量较少,凡 ‘II’错版基本均为后铸伪品。而臆造品数量极少,却出现三种版别,故系古钱商迎合收藏家猎奇心理所臆造的。更有甚者,古钱商臆造出戴帽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中圆,这种臆造品较易鉴定。”
对于免冠版（图1）,其真伪已不需考虑。《图鉴》中讲到免冠版铸于1916年12月20日,而先前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中都表示是1912年1月3日黎元洪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之后不久, 武昌造币厂步南京开铸孙像开国纪念币之后尘所铸，两者时间上出入较大,通过查阅资料,免冠版确系1916年12月20日铸于湖北武昌造币厂。当时的背景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次日,黎元洪按规定正式受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2月9日,汉口银根再次吃紧,湖北商务总会呈请湖北督军王占元设法救济，12月20日，武昌造币厂援引1912年南京财政部总厂开铸第一期大总统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的先例,奉命铸造新任大总统黎元洪像新银币，而且在总第22期《湖北文史资料》137页上记载: 1916 年 6 月 7 日（民国五年），黎元洪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同年 12 月 20 日，湖北（武昌）造币厂奉命铸造黎元洪肖像新银币开工。显然新银币就是指免冠版，但为何那么多资料都错误地记载免冠版铸于1912年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在1912年确实铸造过黎像银币,这就是可以认为是黎像旧银币的戴帽版，还且有资料为证。
在1919年10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 NorthChina Herald刊载: “ ……在运送3000 枚新币到汉口的银行后，发现将英文OF误成OE,当局立即停止发行，用錾刀将多出部份铲除,但此时已有300余枚流入市面,无法追回。钢模是武昌造币厂雕刻师朱子芳作品。” 《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 于1850 年 8 月 30 日创刊于上海，是中国境内第一份新闻报纸，原为周刊，内容以中外商务情报、上海英侨动态、船期及广告为主。可以说《北华捷报》上的内容是比较可靠的。
冯耿光《古今泉币拓本》(以下简称《拓本》)的1040页上有一枚黎像戴帽版,在1041页上收录了三枚黎像免冠版，阅读了影印《拓本》说明后,可以知道原版出版于1924年,冯耿光在编著过程中又请了著名的金石鉴赏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使拓本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而且还收入了个别伪币(单独列出来),以利鉴别。当然所有银币拓片的完成应该在成书之前,更确切地讲应该是在1920年,因为全书所有银币的下限是1920年,即民国九年的袁大头,若早于此年,便不可能有民九袁头的存在;若晚于此年,本书收录了民三、民八、民九的大头,没有道理没有民十的大头(《拓本》收录钱币很详尽)。如此便知戴帽版早于192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读过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之后,笔者知道二十年代之前,收藏银元的人是很少的(除非是当成财富储藏),更别说收藏民国当时银币的人了,因而《图鉴》中讲到古钱商臆造此币的意义不大,毕竟要考虑到投入与回报的对比,而且更重要的是古钱商应该考虑到黎元洪曾三任民国副总统,两任总统,当时还处在政治中心,若被告密或是走漏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况且《拓本》已点到所录钱币是经过其本人和金石鉴赏家鉴定过了,若是臆造币,应该能够被鉴定,毕竟冯本人在中国银行工作,对货币方面的资料还是容易找到的。
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戴帽版确系真品,铸于1912年,而其中的OE错版最为珍贵,总量不足400枚,也可以说正是这个错误使得这枚错版银币身价倍增。从笔者目前所见的戴帽版中只发现了两种版别（图2、图3）,还未曾见到《图鉴》中所说的“II”错版，而免冠版铸于1916年,背面直接采用了戴帽版的背面。
（责任编辑 高聪明）
总量300枚的黎元洪戴帽OE错版经过多年的流通损耗，目前已知存世总量不超过100枚。04年、09年拍卖会偶尔露面，近两年各大拍卖会也未曾觅见其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