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得生前身后名
2026-02-03 01:09阅读：
天下人折腾一生，无非为了名与利。这里可将司马迁的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改一个字：“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然古往今来，图名者大多从政，要想名垂青史，莫过于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建功立业，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图利者大多经商，因为经商是获利的最佳途径，合理合法，同时也是造福于民的好事。不管从政从商，对一个正确的人来说，两者应该是殊途同归，都是利国利民之举，其根本意义都在于贡献国家和社会。区别是，从政者利用的是政府的行政权力，从商者利用的是市场规律。一个人是从政好、还是从商好呢？这要视天分和条件而定，不可强求。
那从政与从商那个风险更大呢？政治斗争险恶，市场竞争激烈，两者不分伯仲。一旦权力颠覆，身首分离、灭门九族者有之；一旦市场失误，倾家荡产、灰飞烟灭者也不在少数。在政治斗争与市场竞争中，吞枪自绝与跳楼自杀者皆有之。
但在人们的印象里，两者相比还是政治斗争更为残酷，市场竞争相对温和一些。政治斗争之所以残酷是因为这种斗争大多不讲什么游戏规则，是一种没有底线的你死我活之争。而市场竞争却有规则可循，其底层逻辑是你情我愿的交易。政治斗争讲究规则是现代的事，古代的权力之争大都是掺杂着尔虞我诈的阴谋算计，以“三十六计”为主要参照，你输我赢、成王败寇，这也是之所以残酷的原因之一。
如果将市场理念或者是商业规则运用到政治斗争之中呢？或者可以减轻斗争的残酷性，因为不管是政治斗争，或者市场竞争，实际上都是一种利益之争，都是平衡和妥协的艺术，既然可以利益交换，何必非要你死我活呢？如果能够达成双赢的结果不是更好吗？可惜！正面的例子不多，反面的例子不少。
封建时代的帝王们，对臣下的贪墨行为或可容忍，却绝对不能容忍政治野心，因为这会从根本上威胁到皇权统治。所以，一些深谙此道的能臣干吏，为了让君主放心，绝不做功高盖主的事，一旦觉得势头不对，便刻意贬低自己，甚至故意将自己装扮成贪财好色之徒，唯恐引起帝王的猜忌。比如战国时秦国的王翦，统帅六十万秦军灭楚时，三番五次从前线给秦王政上书，请求给自己修建府邸，这种很不合时宜的“求田问舍”，恰恰是王翦的自救之道，想给秦王政一个自己是贪财享乐之人的印象，打完仗就回家当个富家翁，没有权力的野心。汉朝开国功臣萧何，是刘邦最信任的人之一，不但是沛县的老班底，还是帮助刘邦打天下的能臣，最后也被逼无奈，以贪墨自污，来减轻刘邦的猜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在少数。
在人们眼里，贪图享乐是人之常情，千里当官为了吃穿，吃香喝辣是一般人的追求。于是官僚们便想方设法将手中的权力变现，这就有了贪墨。而追求口腹之欲和声色犬马的人，会给人一种胸无大志的印象，说明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如果你是一个有“洁癖”的拒腐蚀永不沾的人，那你图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好名声了。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名声与权力是成正比的，没有足够的权力，自然不能青史留名，更别说进入“世家”或“本纪”了。故而封建统治者最忌的就是那种求名而不求利者，也就是重权不重利的人，这种人最危险。
因而，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如果在利益上失了分寸，或还有情可原，如果在政治上失了分寸，却是没顶之灾。有没有名利双收者呢？当然有，但很少。之所以少的原因，是因为有了利，就失了名，自然不会留下什么好名声，自污者除外。而有了权力、获得了名声的人，大多是清贫一生。比如诸葛亮，如果他有良田千顷、家资巨万，甚至巧取豪夺、称霸一方，自然就博不到生前身后名了。
中国古代只有两个名利双收、在政商之间成功转换的人。一个是春秋时越王勾践手下的范蠡，曾是辅佐勾践灭吴的重要谋士，在灭吴之后，功成身退，远离越国，到齐地去经商，成为家资巨万的陶朱公。这是弃政从商的典型。一个是战国时赵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在政治上极具眼光，看中了在赵国当质子的秦公子异人，以为“奇货可居”，不惜血本进行扶持，后来在政治上得到了回报，当上了秦王政的相父。这是弃商从政的典型。
这两个典型都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不是没有原由的。那时皇权统治还没有系统化完善，思想上“百家争鸣”，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故才有这样成功转换的例子。后来中央集权和官本位确立，独尊儒术，重农抑商，政商分离，商人出身不能参加科举，自然就堵死了商人弃商从政之路，从政者弃政从商也会受到社会的鄙视，这样的事例自然也就没有了。
现代政治制度实行政商分离，因为从政者可以经商，必然导致借权寻租、贪腐成风，他倒是名利双收了，可天下人又如之何呢？所以从政或从商，二者必居其一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便成为天下公理。
但从政者不能从商，从商者不能从政，不等于从政者不能利用市场交易的理念进行治国理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从政者如果有点经济和市场头脑，可能在处理事务上更加灵活，也会更加务实。而从商者如果具有政治头脑和原则性，那一定是一个达则兼顾天下的“大生意人”。
这样说来，政商名利或可得兼，而不是势不两立。当然这里的得兼并不是实际操作，而是理念上的兼容和借鉴。在时间上也又先后之分，不能同时进行。如范蠡是先从政后经商，吕不韦是先经商后从政。我以为，对个人来说，前者比较实惠；对事业来说，后者更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