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十二：《论语•颜渊篇》（中）赏析（12•9-12•16）
【《颜渊》12•9原文】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1)？”曰：“二(2)，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注释】
【《颜渊》12•9原文】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1)？”曰：“二(2)，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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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盍彻乎：盍，何不。彻，西周奴隶主国家的一种田税制度。旧注曰：“什一而税谓之彻。”
(2)二：抽取十分之二的税。
【译文】
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评析】
这一章反映了儒家学派的经济思想，其核心是“富民”思想。鲁国所征的田税是十分之二的税率，即使如此，国家的财政仍然是十分紧张的。这里，有若的观点是，削减田税的税率，改行“彻税”即什一税率，使百姓减轻经济负担。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反之，如果对百姓征收过甚，这种短期行为必将使民不聊生，国家经济也就随之衰退了。这种以“富民”为核心的经济思想有其值得借鉴的价值。
【解读】
有若，即有子，姓有，名若，孔子的学生，小孔子33岁，鲁国人。《说苑•政理篇》里有'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一说，儒家主张王道，强调藏富于民。所以有若主张越是年成不好，越要降低赋税。
这里涉及到税收政策问题。鲁国年成不好，财政开支不足，鲁哀公本想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向有若征求意见。想不到有若不仅不赞成他提高税收，反而建议他减少税收。这真使鲁哀公感到不可思议。不仅鲁哀公感到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乍一想来也觉得难以理解：是啊，本来就不够用了，再一减少，岂不就更不够用了吗？可是，有若讲的是大道理，思考得更为深远。按照他的意思，国家采用减税的政策，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激发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必然会使生产水平提高。老百姓的生产水平提高了，生活富足了，国家税收虽然只是十分抽一，也会相应水涨船高地富足起来。这就是“富民兴国”或“民富国富”的思路。相反，加重税收，会使老百姓雪上加霜，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穷，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伤和挫折，社会经济也只有越来越萧条，人民离心离德，莫说你十分抽二，就是抽得再多一些，也照样会入不敷出。一言以蔽之，要想“民穷国富”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有若还很有一点辩证的思想，他关于税收问题的思考是不无道理的，对我们恐怕也有所启发。
【赏析】
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有若是孔子的学生，在鲁国税务部门担任领导。当时哀公的财产已被鲁国掌权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瓜分得差不多了，公室还不如这三家殷实富裕，整个国家，包括国君都处于贫困状态，又遇到了灾荒年，于是他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回答“盍彻乎！”——你何不实行周朝以来的十分抽一的税率政策，并坚持下去呢？有若在这里推行的是与民休息、让民育民的政策。西方罗马教皇时期，政教合一，整个欧洲都实行什一税政策，中国在西周时期也实行什一税政策。到了汉初 “文景之治”时，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多次减税，实施二十税一乃至免税的政策，所以在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期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盛世景象。中国已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这种古老的税种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讲到这里我们要知道，取消农业税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早在文景之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鲁哀公听了有若的建议，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十分抽二的税率政策，我还感到不足，怎么能恢复十分抽一的税收政策呢？有若的回答可谓惊天动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句话是中国二千来奉行的一种国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只要皇上不是昏君，宰相不是庸相，老百姓的日子一定好过；反过来说，如果老百姓富裕了，国君哪里会跟着受累不富裕呢？比如说，老百姓的收入一年只有一百元钱，国君把这笔钱全收完了，也肥不起来；如果老百姓口袋里有一百万元，你只拿百分之一，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说，老百姓富足了，整个社会富足了，国家财政才会大丰收。
回过头来再说，还是一句话：“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老百姓富裕了，国家自然就强大起来了；如果老百姓穷得叮当响，你就是把老百姓弄光了，也不够用啊，这是真理，国家的当政者一定要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先富起来。中国十三亿老百姓，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万元的收入，想一想十三万亿是什么概念？再假设有一亿人口的百万富翁，又是什么概念？由此看来，《论语》中的很多言论对当今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特别是政府的干部，如果能认认真真地学习古代圣贤的言教，对现代执政是很有好处、很有作用的。这也应了《论语》中的一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颜渊》12•10原文】
子张问崇德(1)辨惑(2)。子曰：“主忠信，徙义(3)，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4)”
【注释】
(1)崇德：提高道德修养的水平。
(2)惑：迷惑，不分是非。
(3)徙义：徙，迁移。向义靠扰。
(4) 诚不以富，亦祗（ZhT）以异：这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的最末两句。这首诗是写一个远嫁而被遗弃的女子对她丈夫喜新厌旧行为的谴责，最后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并非她家比我富，是你异心相辜负。”历来的学者都认为这两句诗引在这里不可理解，甚至认为是《论语》的编辑者放错了地方。其实，这首诗所写的正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的状况，那弃妇的丈夫不是爱她欲其生，恶她欲其死吗？
【译文】
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和辨别是非迷惑的能力。孔子说：“以忠信为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义，这就是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了。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下去，厌恶起来就恨不得他立刻死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正如《诗》所说的：）‘并非她家比我富，是你异心相辜负。’”
【评析】
本章里，孔子谈的主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他希望人们按照“忠信”、“仁义”的原则去办事，否则，感情用事，就会陷于迷惑之中。
【解读】
这一章很难解，我的理解是子张要问提高自己的修养，分辨疑惑的问题。主忠信，还是儒家文化所看重的'诚'的问题，守住诚，能够做到活用所学的道理，我换个说法叫做知识迁移的能力，这就是徙义，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和道德修养。至于困惑，其实就是来自一个人内心对选择的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就是困惑的结果。之所以面对选择不能下决心，还是因为对大局乏于认识，是非轻重分不清的结果。'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这句话怎么译都不同，李泽厚版本认为是'错简'：放错了地方，不译。我采用了这一说。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不仅是惑，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是人性中爱恨生死的一笔糊涂帐。所谓“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爱上一个人，连他（她）的打他（她）的骂都成了“亲”成了“爱”了，感到非常舒服，缺了还不行。还有人说：“爱一个人就连他（她）的缺点都要爱，这样的爱才完整才投入。”更有“爱屋及乌”的成语，说是“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爱上一个人，连他房顶上停着的乌鸦也要一并爱。所有这些，都是“爱之欲其生”，难道不正是啊“糊涂的爱”吗？反过来，同样是那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爱，无论是喜新厌旧也罢，互不理解也罢，所谓“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其厌恶的程度，恨不得他（她）明天就死掉才好。更有甚者，你不死，我让你死！于是就演成了许多谋害亲夫亲妇的人间悲剧。那武大郎不就这样被潘金莲害死的吗？在旁观者看来，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呢？而陷身于其中的人却就是这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这不是一笔爱恨生死的糊涂帐又是什么呢？谁又能够算得清楚？不仅男女之爱恨是这样，就是领导人对属下也容易这样。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言听计从，使他步步高升，恩宠有加。一旦有一天厌恶了他（她），往日的优点似乎都成了缺点，恨不得立刻叫他（她)滚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人性中不可思议的心理矛盾在作怪。谁能够克服这种心理矛盾，谁就是能够辨别迷惑，算清爱恨生死新旧帐目的大智慧者。可真正能够算清的人又有几个呢？
【赏析】
“子张问崇德、辨惑”，什么叫崇德？《易经》里面有“崇德广业”的说法。“崇德”就是提高自己内在的修养，把“仁义礼智信”的修养种在自己的内心之中，使之在自己的性情之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它充实起来，崇高起来。另外，还要“辨惑”。“崇德”是内修，“辨惑”就是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也就是智慧。内外环境中的是是非非、荣辱得失，我们未必看得破，未必看得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孔夫子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不管弟子问什么问题，孔子都会给出最简洁、最方便、让人信服、行之有效的回答。孔子对“什么是崇德”的回答是：“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德从哪里来？从忠信而来。忠是责任心，信也是一种责任心，对家庭忠不忠？对朋友忠不忠？对国家忠不忠？这个“忠”可以带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立足于“信”，它也可以带动我们的思想、行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要“徙义”，因为忠信是内向的，义是活的，是外向的，利于人的。“徙义”，一方面是向义靠近，另一方面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之中落实忠信，把它表现出来，这些都属于崇德的范畴。
那什么是“辨惑”呢？这里所指的并不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关键在于自己料理好自己的内心环境，把握好自己的心理结构。人的情绪变化不定，“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每个人的心理都可能出现这种状况。以前有句话是“爱有多深，恨有多深”，爱的时候，死去活来；恨的时候，也是死去活来。当自己心情好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就像人谈恋爱的时候表现的尽是光辉的一面，美好的一面。交新朋友的时候也是如此，说话讲信誉，做事讲义气，豪爽大方，慷慨激昂，一身都是英雄豪杰之气，根本不会有丝毫的计较；可一旦朋友之间有疙瘩了，有芥蒂了，斤斤计较的麻烦就跟着来了，就开始思量“我对你多好，你对我多坏”，恨到极点就是“恶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为什么惑？因为自己的心魔在起作用。面对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开始“爱之欲其生”到后来又“恶之欲其死”，这是你自己的心境变了。我们在社会生活、工作之中，往往会受到自己情绪的无形支配，这种情绪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起作用，使你不知不觉陷入了困境，有时陷进去之后，自己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不清楚，所以孔夫子说这是“惑”。没有进行过严格学修的人，没有对自己的喜怒哀乐如实反省、如实品味、如实把控的人，对心理学，特别是圣贤心理学或者是对宗教学没有深切感悟的人，根本过不了这个关。用佛教的话来说，这个叫烦恼障，惑即烦恼、颠倒见、无明，你如果被无明烦恼困死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所以，最后孔子引用《诗经》的话说：“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这样确实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只是让人觉得怪异罢了。“诚不以富”——喜新厌旧，嫌贫爱富，“亦祗以异”啊。这些都是人的烦恼心态。如果把这个心态调整过来，我们就可以辨惑了。“崇德”很光明，如果我们从“崇德”的角度入手，可以“辨惑”；如果我们从“辨惑”的角度入手，也可以“崇德”。这两者如影随身，就像手心手背的关系一样紧密。一个人没有辨惑，不可能崇德；做不到崇德，也不可能辨惑。
齐景公(1)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注释】
(1)齐景公：名杵臼，音ｃｈǔ ｊｉù，齐国国君，公元前547年￣公元前490年在位。(2) 君君：前一个“君”字为名词，后一个“君”字为动词，以下“臣臣，父父，子子”用法相同。
【译文】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齐景公说：“讲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上吗？”
【译文】
齐景公请教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齐景公说：'好极了！如果国君不遵守国君的规矩，臣子不遵守臣子的规矩，父亲不遵守父亲的规矩，儿子不遵守儿子的规矩，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到吗？'
【评析】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使当时的等级名分受到破坏，弑君父之事屡有发生，孔子认为这是国家动乱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告诉齐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恢复这样的等级秩序，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
【解读】
一句话概括，就是君臣父子，各就各位。也就是《大学》里面所说的“知其所止”，《中庸》里面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所以，这段话其实还是借用蔡志忠先生的那几句话来翻译最为生动而传神：“自己是什么就做什么；是西瓜就做西瓜，是冬瓜就做冬瓜是苹果就做苹果；冬瓜不必羡慕西瓜，西瓜也不必嫉妒苹果。”（《禅学季刊》）第七期）蔡先生是漫画家，所以说得幽默。其实，这段话不过是说，只要人人安分守己，本色当行，做自己应做的事，尽自己应尽的一份职责、义务，社会也就相安无事，正常发展了。不然的话，上司不像个上司，下级不像个下级，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教师去卖布，文盲来教书，屠夫来治病，医生去杀猪；或者，“党政工青妇，一起来出书”，工农商学兵，都去做生意。那岂不会乱套了吗？曾几何时，我们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非常陈腐，尤其是在70年代的“批孔”运动中，简直觉得是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动理论，应该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现在看来其实不然，它里面所包含的社会学、政治学内容实在是很深刻、很有道理的。所谓“甘做革命螺丝钉”的精神，不也就是做什么就要像什么的精神吗？
这一则也是非常有名的。齐景公是齐庄公之后的一位国君，在位四十多年，活到七十多岁。他在位期间，勉强能够驾驭齐国的朝政；但是像鲁国的国君一样，财产和权力已经被下面的权臣分食得差不多了。其实，齐国政治比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比鲁国更加残忍。齐庄公在位时就是一个糊涂蛋，齐国崔杼夫人长得很美，齐庄公和她私通，有时当着别人的面也不避讳，崔杼率领家臣攻打庄公，庄公居然请求和他共分齐国，崔杼不答应；庄公又要求到祖庙去自杀，崔杼也不答应。崔杼却让庄公逃命，可他刚跳过外墙，崔杼就射中他的大腿，并杀了他。春秋各国都有内乱，但都没有乱到像齐国这样弑父弑君的地步。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又是什么原因来到齐国的呢？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子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此时，齐景公正受制于权臣陈桓。陈桓力量强大，很有可能篡夺齐国的政权，齐国政治混乱，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齐景公感觉到了政治危机，觉得自己的位置坐不稳，就向孔夫子请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守君道，臣子要守臣道，父亲要守父道，儿子要守子道。大家应各安其位，各行其事，不能破坏游戏规则。听孔子这样说，齐景公自然心里高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如果坏了规矩，当国君的不像当国君的，没有权力；臣子不像臣子，比国君的权力还大；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即使国家有再多的财富，又有多少由我掌控呢？端着饭碗也轮不着我吃。其实，齐景公对孔子的话只听懂了这一面，没有听懂另一面，他只看到了“臣不臣”，没有意识到“君不君”。齐景公也是一个昏君，只不过他的福报不错，还得了一个善终，不像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都是被人杀死的。孔夫子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是双向的，它在要求臣子的同时，对国君同样有规范，君臣、父子各安其位才是规矩。如果乱其位，“君不君”，“臣不臣”，这个社会就乱了，老百姓遭殃，国家遭殃，国君同样遭殃。
子曰：“片言(1)可以折狱(2)者，其由也与(3)？”子路无宿诺(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