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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房而居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一
宋人赁房而居有多普遍?看看宋代官员的住房情况就能大致了解。北宋名臣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租)官舍私宇居止，比比皆是”(《安阳集·辞避赐第》);南宋理学宗师朱熹亦说，“祖宗朝，百官都无居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朱子语类》卷一二七)。“百官都无居住，虽宰执亦是赁屋”是不是太夸张了?夸张成分肯定有，房产连片的权贵们什么时代都不少，但北宋中期之前宰相、执政一级的政府大员买不起房确实算不上稀罕事。比如真宗朝枢密副使杨砺“僦舍委巷中”，以至其逝后上门祭奠的真宗车马不能入，只得“冒雨步进”(《宋会要辑稿·礼》四一之一五，以下简称《宋会要》);天禧元年，参知政事陈彭年去世，真宗再次临奠，目睹其租住
宋代京城人口百万，地价高昂，“尺地寸土，与金同价”(王禹偁《小畜集·李氏园亭记》);“亩地千镪，一庐十金”(张咏《乖崖集·春日宴李氏林亭记》)，比今日之北、上、广毫不逊色;而宋代又冗官畸多，朝廷自然不可能负担所有官员住房问题。除少数能获得“赐宅”的勋戚权贵及幸运地暂住官宅的臣僚之外，其馀的则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克服了。职位油水丰厚且“头脑灵活”的，自然不愁买房，而其他的大多数则只能望房兴叹，赁房而居了。
政府对臣僚们住房问题也不是全然不问。宋廷曾对无房官员发放过“宅钱”、“僦钱”，也就是今天的“房补”。如神宗熙宁三年司农寺增置隶员，对于无住房者，补助“宅钱”五贯(《长编》卷二一四,
由于冗官日增，大致进入北宋后期，官员住房矛盾益发严重。政和七年的一份奏章中提到:承平日久，官员益多，每一职位有三人守候，“一名在官，一名备替，一名待次”，大约“五、七年才成一任”。待职官员平日里滞留京城，或“寓居僧舍”或“赁寄邸店”，“所在不可胜数”(《宋会要·选举》四一之一五)。进入南宋，问题再次加剧，以至淳熙初年有官员建议没收临安城内外僧寺尼庵，以解决政府官员安置问题:“百官赁屋钱月出无艺，行都为之虚匮。城内外僧尼私庵籍之，足以居官寮，不惟省临安大费，亦足以除僧俗淫僻杂乱之患。”(陈造《江湖长翁集·罪言》)
当然，宋代官员赁房而居也并非全是因为贫困，比如上文所言寇准，奢华一生，再如哲宗朝御史中丞胡宗愈“素称高赀”，租房“每月僦直一十八千”(《长编》卷四一五，元佑三年冬十月甲申)，都不是买不起房者。究其原因，大概只能从宋代官员任职流动性或者消费投资观念方面去找了。只是此类人数量不多，同时限于篇幅，此处不多赘言，只引南宋名臣周必大一段书信，以供参考:“古云求田问舍，盖先后之序，若且以俸馀市良田，而损数千暂为赁居计，则所费不多，他时食米有羡，徐求一区似未晩也。”(《文忠集·札子十一·庆元六年杨子直秘书》)像他这种先买田、后置宅的想法，可能代表了当时部分人的消费观念与风气。
在中国古代，官僚阶层无疑是社会的强势群体，如果他们之中的相当比例人数都要赁房而居，那么整个社会情况可想而知。事实上，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中分离出来了大批流动人口，包括工商业者、兵士、游学学子以及大量丧失土地的游民，同时也造就了宋代巨大的房屋租赁需求。
二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既然宋代有如此大的租赁需求，就一定会有相同规模的租赁供给。从现存史料来看，宋代房屋租赁市场产业规模确实很大，在城镇中开设旅店、出租房屋者不计其数。例如在东京，仅旅店聚集区就有两大处:汴州桥附近“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景灵宫以东“第三条甜水巷”以东，亦是熙熙攘攘的客店区(《东京梦华录·寺东门街巷》)。此外，各处散有众多中小旅店及无处不在的赁居民宅。可以说从政府、权贵宗室到普通百姓乃至僧尼道观，只要有可能，都会投身其中。
“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赁取值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陶谷《清异录》卷上)“痴钱”大意是指赁房取租钱来得容易，不比商业需要费心经营。近代北京城有“吃瓦片儿”一说，意指依靠房租生活，老舍在《正红旗下》说
由于房屋租赁产业化发展，房租收入一度成为宋廷摊派赋税及划分户等的重要指标。如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改差役为募役，要求官户、寺观、单丁、女户等有屋产月收房租十五贯以及年收粮百石以上者，按等级出助役钱(参《宋史·食货志·役法》);推行保马法，同样是按房产价值、房租收入划分等级，摊派养马数额(参《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八月壬辰条)。再如南宋，江宁、上元两县摊派和买绢，其标准是按照家产一贯钱摊派“绢五寸五分，绵五分五厘”，而有房租者按照每日房租收入十文折家产一贯六百二十三文七分(参真德秀《西山文集·奏乞为江宁县城南厢居民代输和买状四月同安抚司上》)。
三
宋代政府在房屋租赁市场上扮演着管理者与参与者双重角色。相较于西欧社会，中国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控制程度要强得多，可以说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政府一般都会直接介入，房地产业自然也不例外。宋代政府手中控制着大量的房地产资源，其中有相当部分被投入了租赁市场，可以说是宋代房屋租赁市场上最大的供给者。
宋代房地官产专职管理机构称“店宅务”。据《宋会要》记载，店宅务“掌管官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初名“楼店务”，后改“左右厢店宅务”、“都大店宅务兼修造司”等名，大中祥符年间才改称“店宅务”。至南宋后又开始恢复楼店务称呼(参《食货》五五之二)。店宅务最初只设于京城，后来地方上也有设置:“楼店务，国初始置于京师，又为店宅务，后行之诸郡。”(《(咸淳)毗陵志·官寺·场务》)京城店宅务所掌管房屋数量及收入都很大，据周宝珠先生统计，大中祥符五年，京城店宅务掌握有两万三千三百馀间公房，年收租140，093贯;天圣三年为
店宅务是直属中央政府的专职房地产管理机构，盈利并非其唯一职责，执行政府政策亦是其重要任务。店宅务在日常运作中，照顾民生是其必须考虑的问题。曾巩在《隆平集
除店宅务外,还有一些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也掌握有部分出租公房，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取利。在京城，如修完京城所在汴河沿岸官地建房，并召人承租(参《长编》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年乙巳)、提举汴河堤岸“请赁官地创屋，赁与民为麦市，收其租”(《长编》卷三百，元丰二年九月丙子条);而在地方，情况则更为普遍。宋代地方财源自来就有“系官房廊”一项:“赋租斡㩁之利虽隶转运使副，而二税固有当属之郡者，且系官房廊、杂收地利、坊场河渡、支酬衙前不尽则悉归诸郡，以之备用非常。”(魏了翁《鹤山集》卷三九)在财政经费吃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加强经营创收，补贴经费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其中，搞房产出租比较突出的是学校。宋代办学，经费多靠出租学田、房廊筹措。据记载，北宋末大观三年，全国各级学校共出租房廊155454盈，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要知道当年的全国学舍不过60165盈而已(参《丹阳集·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
宋代，尤其是在南宋，军费紧张，部队经商(即所谓“回易”)是常态，而经营房宅邸店出租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时人曹彦约在《昌谷集
四
房屋租赁产业是一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天然标尺。典型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社会高度固化，在正常状态下，不会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因此也不可能产生出大规模的房屋租赁市场。从这层意义上讲，宋代房屋租赁的高度产业化发展，无疑是唐宋时期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更是宋代在经历此次变革之后商品经济走向高峰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
宋人赁房而居有多普遍?看看宋代官员的住房情况就能大致了解。北宋名臣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租)官舍私宇居止，比比皆是”(《安阳集·辞避赐第》);南宋理学宗师朱熹亦说，“祖宗朝，百官都无居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朱子语类》卷一二七)。“百官都无居住，虽宰执亦是赁屋”是不是太夸张了?夸张成分肯定有，房产连片的权贵们什么时代都不少，但北宋中期之前宰相、执政一级的政府大员买不起房确实算不上稀罕事。比如真宗朝枢密副使杨砺“僦舍委巷中”，以至其逝后上门祭奠的真宗车马不能入，只得“冒雨步进”(《宋会要辑稿·礼》四一之一五，以下简称《宋会要》);天禧元年，参知政事陈彭年去世，真宗再次临奠，目睹其租住
宋代京城人口百万，地价高昂，“尺地寸土，与金同价”(王禹偁《小畜集·李氏园亭记》);“亩地千镪，一庐十金”(张咏《乖崖集·春日宴李氏林亭记》)，比今日之北、上、广毫不逊色;而宋代又冗官畸多，朝廷自然不可能负担所有官员住房问题。除少数能获得“赐宅”的勋戚权贵及幸运地暂住官宅的臣僚之外，其馀的则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克服了。职位油水丰厚且“头脑灵活”的，自然不愁买房，而其他的大多数则只能望房兴叹，赁房而居了。
政府对臣僚们住房问题也不是全然不问。宋廷曾对无房官员发放过“宅钱”、“僦钱”，也就是今天的“房补”。如神宗熙宁三年司农寺增置隶员，对于无住房者，补助“宅钱”五贯(《长编》卷二一四,
由于冗官日增，大致进入北宋后期，官员住房矛盾益发严重。政和七年的一份奏章中提到:承平日久，官员益多，每一职位有三人守候，“一名在官，一名备替，一名待次”，大约“五、七年才成一任”。待职官员平日里滞留京城，或“寓居僧舍”或“赁寄邸店”，“所在不可胜数”(《宋会要·选举》四一之一五)。进入南宋，问题再次加剧，以至淳熙初年有官员建议没收临安城内外僧寺尼庵，以解决政府官员安置问题:“百官赁屋钱月出无艺，行都为之虚匮。城内外僧尼私庵籍之，足以居官寮，不惟省临安大费，亦足以除僧俗淫僻杂乱之患。”(陈造《江湖长翁集·罪言》)
当然，宋代官员赁房而居也并非全是因为贫困，比如上文所言寇准，奢华一生，再如哲宗朝御史中丞胡宗愈“素称高赀”，租房“每月僦直一十八千”(《长编》卷四一五，元佑三年冬十月甲申)，都不是买不起房者。究其原因，大概只能从宋代官员任职流动性或者消费投资观念方面去找了。只是此类人数量不多，同时限于篇幅，此处不多赘言，只引南宋名臣周必大一段书信，以供参考:“古云求田问舍，盖先后之序，若且以俸馀市良田，而损数千暂为赁居计，则所费不多，他时食米有羡，徐求一区似未晩也。”(《文忠集·札子十一·庆元六年杨子直秘书》)像他这种先买田、后置宅的想法，可能代表了当时部分人的消费观念与风气。
在中国古代，官僚阶层无疑是社会的强势群体，如果他们之中的相当比例人数都要赁房而居，那么整个社会情况可想而知。事实上，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中分离出来了大批流动人口，包括工商业者、兵士、游学学子以及大量丧失土地的游民，同时也造就了宋代巨大的房屋租赁需求。
二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既然宋代有如此大的租赁需求，就一定会有相同规模的租赁供给。从现存史料来看，宋代房屋租赁市场产业规模确实很大，在城镇中开设旅店、出租房屋者不计其数。例如在东京，仅旅店聚集区就有两大处:汴州桥附近“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景灵宫以东“第三条甜水巷”以东，亦是熙熙攘攘的客店区(《东京梦华录·寺东门街巷》)。此外，各处散有众多中小旅店及无处不在的赁居民宅。可以说从政府、权贵宗室到普通百姓乃至僧尼道观，只要有可能，都会投身其中。
“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赁取值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陶谷《清异录》卷上)“痴钱”大意是指赁房取租钱来得容易，不比商业需要费心经营。近代北京城有“吃瓦片儿”一说，意指依靠房租生活，老舍在《正红旗下》说
由于房屋租赁产业化发展，房租收入一度成为宋廷摊派赋税及划分户等的重要指标。如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改差役为募役，要求官户、寺观、单丁、女户等有屋产月收房租十五贯以及年收粮百石以上者，按等级出助役钱(参《宋史·食货志·役法》);推行保马法，同样是按房产价值、房租收入划分等级，摊派养马数额(参《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八月壬辰条)。再如南宋，江宁、上元两县摊派和买绢，其标准是按照家产一贯钱摊派“绢五寸五分，绵五分五厘”，而有房租者按照每日房租收入十文折家产一贯六百二十三文七分(参真德秀《西山文集·奏乞为江宁县城南厢居民代输和买状四月同安抚司上》)。
三
宋代政府在房屋租赁市场上扮演着管理者与参与者双重角色。相较于西欧社会，中国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控制程度要强得多，可以说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政府一般都会直接介入，房地产业自然也不例外。宋代政府手中控制着大量的房地产资源，其中有相当部分被投入了租赁市场，可以说是宋代房屋租赁市场上最大的供给者。
宋代房地官产专职管理机构称“店宅务”。据《宋会要》记载，店宅务“掌管官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初名“楼店务”，后改“左右厢店宅务”、“都大店宅务兼修造司”等名，大中祥符年间才改称“店宅务”。至南宋后又开始恢复楼店务称呼(参《食货》五五之二)。店宅务最初只设于京城，后来地方上也有设置:“楼店务，国初始置于京师，又为店宅务，后行之诸郡。”(《(咸淳)毗陵志·官寺·场务》)京城店宅务所掌管房屋数量及收入都很大，据周宝珠先生统计，大中祥符五年，京城店宅务掌握有两万三千三百馀间公房，年收租140，093贯;天圣三年为
店宅务是直属中央政府的专职房地产管理机构，盈利并非其唯一职责，执行政府政策亦是其重要任务。店宅务在日常运作中，照顾民生是其必须考虑的问题。曾巩在《隆平集
除店宅务外,还有一些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也掌握有部分出租公房，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取利。在京城，如修完京城所在汴河沿岸官地建房，并召人承租(参《长编》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年乙巳)、提举汴河堤岸“请赁官地创屋，赁与民为麦市，收其租”(《长编》卷三百，元丰二年九月丙子条);而在地方，情况则更为普遍。宋代地方财源自来就有“系官房廊”一项:“赋租斡㩁之利虽隶转运使副，而二税固有当属之郡者，且系官房廊、杂收地利、坊场河渡、支酬衙前不尽则悉归诸郡，以之备用非常。”(魏了翁《鹤山集》卷三九)在财政经费吃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加强经营创收，补贴经费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其中，搞房产出租比较突出的是学校。宋代办学，经费多靠出租学田、房廊筹措。据记载，北宋末大观三年，全国各级学校共出租房廊155454盈，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要知道当年的全国学舍不过60165盈而已(参《丹阳集·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
宋代，尤其是在南宋，军费紧张，部队经商(即所谓“回易”)是常态，而经营房宅邸店出租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时人曹彦约在《昌谷集
四
房屋租赁产业是一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天然标尺。典型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社会高度固化，在正常状态下，不会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因此也不可能产生出大规模的房屋租赁市场。从这层意义上讲，宋代房屋租赁的高度产业化发展，无疑是唐宋时期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更是宋代在经历此次变革之后商品经济走向高峰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