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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却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一次发现的钱树是各朝各代的，鲜见都是同一年号的钱树。
裴先生的文章《各朝异品银钱树》就讲述了辽代长春州（今天的塔虎城）发现的辽代银钱树，就说明了这点。
长约170毫米、宽约115毫米，钱币直径50毫米、郭厚5毫米，总重量265克。
此钱的“天顯通宝”四字，旋读，写法与其他“天显通宝”钱写法风格、韵味相似，而辽代早期钱币带有胡书风格的写法更加明显，钱文浑厚，其背面穿上为“春”字，穿下为一巨星。
在《辽金花钱》一书中收录银与银鎏金两枚类似钱文的辽代大钱：
其背纹，穿口上下为“日”和“三个俯月”，穿口左右为契丹小字的“契丹”二字，这种钱币的厌胜钱韵味非常浓重！
这两枚钱币的直径略小于钱树上钱币的直径。
这株钱树的背面有“春”字，使人联想起，辽代特有的政治制度的“四季捺钵”，“春水秋山”，辽帝分别设有春、夏、秋、冬四个捺钵。春捺钵，辽帝多从正月上旬出发，约六十日后到达，多在此地举行凿冰打鱼、捕鹅雁等活动，一般到春季结束时才返回。
而“春捺钵”，据考证，位于辽代的长春州、泰州的洮儿河、松花江流域：
而这枚钱树恰好出土于这一地区。此钱树是否为春捺钵的祭祀之物，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
辽太宗会同元年，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献给太宗，太宗将国号“大契丹”改为“大辽国”，开始铸造国号年号钱“大辽会同”，补铸了“大辽神册”、“大辽天赞”、“大辽天显”等钱，应该说，开创补铸前朝钱币的先例。
下面是笔者二十多年前，在报国寺收藏的一枚“大辽神册”鎏金钱币：
此钱为生坑钱币，原为鎏金钱币，鎏金层大部分已经脱落，上面土锈中就有脱落鎏金碎片，收藏时候，正值中午，在阳光下碎片一闪一闪，至今记忆犹新！
下面是《辽金花钱》一书中收录的银鎏金、银、铜等三种不同材质的折十“大辽天显钱”：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辽天显”钱，就“天顯”二字的风格与这株“天显通宝”超大型钱树的风格是相通的。
笔者有幸收藏到超大型“大辽神册”和折十“大辽天赞”辽代早期钱树:
下面是两株钱树与对应钱币的比较图：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从本世纪出以来，北方原辽金属地，出土了大量辽代钱币实物和文字材料，根据民间和专业学者的研究，在辽代已经开始使用翻砂铸造法铸造钱币，大量的出土辽代钱树就是最好的例证。
翻砂铸造法必然存在母钱，根据同年号钱树，面相同，而背纹不同，显然这些钱树不是一批铸造，而是分批铸造到。笔者认为，虽然辽代钱币有“即山铸造”的惯例，但是仍然存在保存母钱，作为分批翻砂铸造钱树，进而铸造钱币的标准模具。
而铸造钱树和铸造钱币，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工艺要求。铸造钱树，钱树是目的，无论是在钱树钱币的厚度，重量上，钱币钱文的清晰程度上，都没有过多的要求。
而铸造钱币，实在铸造钱树的基础上，进行精加工的过程，锯锉，抛光等等，因此在钱树钱币的厚度，重量上，钱币钱文的清晰程度上都有较高的要求，需要较好原材料和较高铸造水平。
笔者认为，从出土的钱树来推断，实用钱币的铸造质量较差的结轮是不合适。因为辽代钱树和钱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仍然以超大型“大辽神册”钱树与超大型“大辽神册”钱为例。
下面是不同材质、不同背纹的四枚超大型“大辽神册”钱：
从钱文，背面的边缘上看，如果不计背面的纹饰，它们应该是同模钱币。
而由背纹的两种钱币，其背纹是完全相同，而且为阳文，类似符号。
从钱树与这些钱币的图形关系看：
笔者认为，不同材质、不同背纹的钱币，实际是钱树生产过程的衍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