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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任教多年，讲授唐史。每一学年开始的第一堂课，我都提出学习这一门课的必读书和参考书，必读书的第一种就是《通鉴》。
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会议的陈桓、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王永兴、罗继祖、卢振华、张维华、陈仲安、刘乃和等合影
01如何读《通鉴》
在《通鉴》卷1之前，有《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新注资治通鉴序》等四篇文章，我要求学生首先读之，以求了解长期以来学者专家研究《通鉴》的成果，对各种版本略有认识。
中华书局出版的《通鉴》，正文大字，胡三省注、《考异》等为小字，我要求学生都要读，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读，力求读懂，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不懂处要再三读，还要请教师友，不可含混过去。不懂，不要紧，好学、深思、多问，就懂了，但绝对不可不懂装懂。大学毕业了，或成了博士了，可能当教师，以不懂装懂来教学生，误人子弟，这是犯罪。
标点本《资治通鉴》内页
读《通鉴》，同时要看历史地图，《通鉴》胡三省注中，对文中的地名注解很详细，但对于几百年、千年以前的地名及具体位置，还不能具体了解，必须看历史地图。就我所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很好，如有可能，同学们应人手一册。
当年星期日，我多在学生宿舍，听我这门课的学生大约三十人，分为三个小组，听讲后，在小组中讨论，我到学生宿舍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小组讨论的情况。学生们都能努力学习，读《通鉴》正文同时读注文的为大多数，进度有快有慢，这使我很高兴。少数同学未能读注文，因注文太长，时间不够，这是我能理解的。有极少数甚至个别同学认为读注文没有必要，所以不读。学习什么，不学什么，如何学，固然由我指导，由我规定，这是教师的责任；但归根结底，学生个人的自觉自愿是最重要的。
02写读《通鉴》笔记
读《通鉴》是为了对祖国历史求得真了解，以供鉴戒，首先要读懂，要求学生写读《通鉴》笔记是检查学生是否读懂的有效方法。我规定笔记的内容有二，一为学生已读过的《通鉴》的内容，二为学习心得。我一一批改，并用两课时讲了三十多份读书笔记的问题。从笔记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用功读书，多数学生读了《通鉴》正文和注文，这是很可喜的。
特别使我惊喜的是，一份笔记中提出，想知道司马光的治史方法。我感到惭愧。在讲课中我说过温公撰写《通鉴》所用的史学方法，但只是三言两语，未能详细讲述。在这里我要多说一些，但也只能是很简要的。
司马光
03司马光的治史方法
在《答范梦得》（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3）一文中，司马温公简要叙述撰著《通鉴》的史学方法，我简要陈述如下：作丛目。著史要根据大量真实史料；史，乃求真实之学。修丛目就是首先把有关的史料和此史料出自何书修成事目，例如李靖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李渊在太原起兵之下，李靖佐江夏王孝恭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之下，李靖斩辅公祏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之下，靖擒东突厥颉利可汗须注在贞观四年破东突厥时之下。它皆仿此，这就是事目。
温公又说：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记》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与时事稍有关系者，都必须依年月日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这样就补充成丛目。事目、丛目就是把尽可能多尽可能完备的有关史料，按时间、性质分类，就是要掌握尽可能完备或近于完备的史料。
新旧《唐书》
在这段话之后，司马温公说：“即注之，过多不害。”这句话十分重要，它说明，尽可能完备的史料是治史修史的基础。官修史书多所讳饰，个人所修史书或因传闻不同，或因个人思想好恶不同，这是今日治史两个主要史料来源，前者未必完全可信，后者可信虽或不多，但未必无稍多可信者。至于传奇小说，也可能有少许可信之言之事。摒弃不可信者，集中分析研究可信者，才能求得历史真实。
在事目、丛目的基础上修长编。司马温公说，在丛目中诸多可信史料，如“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修长编的原则，温公概括为“宁失于繁，勿失于略”。
《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二十册）
对于长编，再加以删减修改，才能成为定稿，才能成为著作。
先师陈寅恪先生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说：“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多年前，我读先生此文，知长编考异之法是治史修史的科学方法。先生言必有据，司马君实之《资治通鉴》、李仁甫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杨遇夫之《论语疏证》、寅恪先生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以及多篇论文，都是传世不朽之作。他们撰写这样的名著都用长编考异之法。
我在上文申述这一史学方法，根据司马温公的《答范梦得》一文，将之分析为三个层次，但对长编考异之法不可视之为公式，应了解它的精神实质，据要论述的对象而灵活应用，主要为从尽可能多的史料中，择其可信者分析比较考证，或以众多真实的事例或论点参证解释深奥之学说，均为科学方法。
我多年从事教学工作，深知不少青年学生勤劳读书研究，用力多而成就少，不知读何书为其长期研究的基础，既知之，研究方法又不适宜，故成效甚少。我在青年时期也有同样经历，知《通鉴》为必读重要书，但不知其重要性是什么，真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大学三年级师从寅恪先生读书学习后，遵从以先生的教诲，以及多年读先生书，逐渐省悟《通鉴》之所以重要，所以为研究我们祖国历史必读书；逐渐了解司马温公撰著《通鉴》的宗旨及其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我对《通鉴》的了解仍然肤浅，今谨以我的教学经验和对《通鉴》粗浅的了解，写此小文，供青年学生有志于研究祖国历史者参考。
王永兴先生（1914—2008）
（本文原载《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原标题为《关于读〈资治通鉴〉的一些意见》。有删节。）
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会议的陈桓、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王永兴、罗继祖、卢振华、张维华、陈仲安、刘乃和等合影
01如何读《通鉴》
在《通鉴》卷1之前，有《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新注资治通鉴序》等四篇文章，我要求学生首先读之，以求了解长期以来学者专家研究《通鉴》的成果，对各种版本略有认识。
中华书局出版的《通鉴》，正文大字，胡三省注、《考异》等为小字，我要求学生都要读，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读，力求读懂，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不懂处要再三读，还要请教师友，不可含混过去。不懂，不要紧，好学、深思、多问，就懂了，但绝对不可不懂装懂。大学毕业了，或成了博士了，可能当教师，以不懂装懂来教学生，误人子弟，这是犯罪。
标点本《资治通鉴》内页
读《通鉴》，同时要看历史地图，《通鉴》胡三省注中，对文中的地名注解很详细，但对于几百年、千年以前的地名及具体位置，还不能具体了解，必须看历史地图。就我所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很好，如有可能，同学们应人手一册。
当年星期日，我多在学生宿舍，听我这门课的学生大约三十人，分为三个小组，听讲后，在小组中讨论，我到学生宿舍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小组讨论的情况。学生们都能努力学习，读《通鉴》正文同时读注文的为大多数，进度有快有慢，这使我很高兴。少数同学未能读注文，因注文太长，时间不够，这是我能理解的。有极少数甚至个别同学认为读注文没有必要，所以不读。学习什么，不学什么，如何学，固然由我指导，由我规定，这是教师的责任；但归根结底，学生个人的自觉自愿是最重要的。
02写读《通鉴》笔记
读《通鉴》是为了对祖国历史求得真了解，以供鉴戒，首先要读懂，要求学生写读《通鉴》笔记是检查学生是否读懂的有效方法。我规定笔记的内容有二，一为学生已读过的《通鉴》的内容，二为学习心得。我一一批改，并用两课时讲了三十多份读书笔记的问题。从笔记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用功读书，多数学生读了《通鉴》正文和注文，这是很可喜的。
特别使我惊喜的是，一份笔记中提出，想知道司马光的治史方法。我感到惭愧。在讲课中我说过温公撰写《通鉴》所用的史学方法，但只是三言两语，未能详细讲述。在这里我要多说一些，但也只能是很简要的。
司马光
03司马光的治史方法
在《答范梦得》（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3）一文中，司马温公简要叙述撰著《通鉴》的史学方法，我简要陈述如下：作丛目。著史要根据大量真实史料；史，乃求真实之学。修丛目就是首先把有关的史料和此史料出自何书修成事目，例如李靖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李渊在太原起兵之下，李靖佐江夏王孝恭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之下，李靖斩辅公祏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之下，靖擒东突厥颉利可汗须注在贞观四年破东突厥时之下。它皆仿此，这就是事目。
温公又说：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记》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与时事稍有关系者，都必须依年月日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这样就补充成丛目。事目、丛目就是把尽可能多尽可能完备的有关史料，按时间、性质分类，就是要掌握尽可能完备或近于完备的史料。
新旧《唐书》
在这段话之后，司马温公说：“即注之，过多不害。”这句话十分重要，它说明，尽可能完备的史料是治史修史的基础。官修史书多所讳饰，个人所修史书或因传闻不同，或因个人思想好恶不同，这是今日治史两个主要史料来源，前者未必完全可信，后者可信虽或不多，但未必无稍多可信者。至于传奇小说，也可能有少许可信之言之事。摒弃不可信者，集中分析研究可信者，才能求得历史真实。
在事目、丛目的基础上修长编。司马温公说，在丛目中诸多可信史料，如“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修长编的原则，温公概括为“宁失于繁，勿失于略”。
《续资治通鉴长编》（全二十册）
对于长编，再加以删减修改，才能成为定稿，才能成为著作。
先师陈寅恪先生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说：“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多年前，我读先生此文，知长编考异之法是治史修史的科学方法。先生言必有据，司马君实之《资治通鉴》、李仁甫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杨遇夫之《论语疏证》、寅恪先生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以及多篇论文，都是传世不朽之作。他们撰写这样的名著都用长编考异之法。
我在上文申述这一史学方法，根据司马温公的《答范梦得》一文，将之分析为三个层次，但对长编考异之法不可视之为公式，应了解它的精神实质，据要论述的对象而灵活应用，主要为从尽可能多的史料中，择其可信者分析比较考证，或以众多真实的事例或论点参证解释深奥之学说，均为科学方法。
我多年从事教学工作，深知不少青年学生勤劳读书研究，用力多而成就少，不知读何书为其长期研究的基础，既知之，研究方法又不适宜，故成效甚少。我在青年时期也有同样经历，知《通鉴》为必读重要书，但不知其重要性是什么，真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大学三年级师从寅恪先生读书学习后，遵从以先生的教诲，以及多年读先生书，逐渐省悟《通鉴》之所以重要，所以为研究我们祖国历史必读书；逐渐了解司马温公撰著《通鉴》的宗旨及其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我对《通鉴》的了解仍然肤浅，今谨以我的教学经验和对《通鉴》粗浅的了解，写此小文，供青年学生有志于研究祖国历史者参考。
王永兴先生（1914—2008）
（本文原载《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原标题为《关于读〈资治通鉴〉的一些意见》。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