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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专题阅读：苏轼幽默人生的文化个性 杨胜宽

2016-02-04 20:3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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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专题阅读：苏轼幽默人生的文化个性 <wbr>杨胜宽
苏轼幽默人生的文化个性
杨胜宽

苏轼是中国古代最为幽默乐观的文人。论性格的乐观开朗，白居易与他相似，苏轼自己是非常向慕白居易的，自言“我甚似乐天”，后人亦多有“东坡平生最慕乐天之为人”之说。但要说性格的幽默和超旷，白居易是无法与他相比的。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中有言：“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代表他的特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酥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林氏的这个评价甚为有见。他揭示了苏轼性格中最为与众不同的特质，那就是其所独具的“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二者的奇妙混合!蛇的智慧，应该指其性格中狡黠善谑的一面；鸽子的温文，则指其性格中渊雅敦厚的一面。苏轼这两方面的性格特质，最能体现其所蕴涵的文化基因。
一、谈谐放荡的天性
苏轼诙谐幽默，根于天性。其弟苏辙叙述其早年时读《庄子
》，“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所谓“得吾心”，他自己没有明言，所得在何；后世的人们可能容易想到他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哲学。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就早年的苏轼而言，《庄子》壮浪纵恣的文辞，也应该是吸引他的重要方面。因为作为文人的苏轼，他一生的创作风格都有《庄子》的深刻影响在。《庄子》之所以吸引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正如《庄子·天下》所说：“(其)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成玄英疏：“淑诡，犹滑稽也。”盖性情浪漫的苏轼对《庄子》想象奇诡，充满滑稽诙谐意味的文辞有投契得心之感，是情理自然之事。
叶梦得《避暑录话》的一段记载颇能说明苏轼性喜幽默的特征：
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
人们一般想到的是苏轼在黄州和岭表，均处于人生的贬谪时期，苦中作乐，用谈谐来排解其心灵的苦闷，疗治其感情的创伤。毫无疑问，这种作用是存在的，苏轼的确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排遣生活中难以忍受的孤独寂寞。但是，喜欢交友，喜欢剧谈，喜欢听闻那些看似荒诞不经之事，作为其刺激创作灵感、丰富艺术想象力的生活素材，这是苏轼创作生活的需要，是其艺术人生的重要底色，是其性格的基本特质，而不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只是抚慰创伤心灵那样地简单。我们如果只看他与人谈谐所达到的“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的效果，可能会直接理解为苏轼苦中作乐，并且确实效果不错。但如果想想“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的状况就明白，事情不止于一时找乐那样简单。它说明，不与人谈谐取笑，是苏轼性格所不能适应的。
苏轼性喜诙谐有趣的朋友聚会交谈，在所有朋友中间都是非常了解的。他的门弟子、家人固不待言，甚至了解他的知己前辈也是十分清楚的。《道山清话》云：“范蜀公(镇)每对客尊严静重，言有条理，客亦不敢慢易。唯苏子瞻则掀髯鼓掌，旁若无人。然蜀公甚敬之。”成都人范镇于苏轼具有同乡兼前辈之谊，他很有个性，与欧阳修不相能，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和上疏营救遭遇“乌台诗案”的苏轼而于神宗元丰初致仕。到一个不苟言笑的前辈家中作客，一般人都不敢慢易，甚为拘谨；而苏轼不管不顾，依然故我，鼓掌剧谈，旁若无人。范镇不仅不怪，反而甚敬重之。这说明范镇对苏轼十分了解，知道他性格如此，其才华和可爱之处，只有在这样的自由发挥中才能展示出来。王辟之有言：“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辨唱酬，间以谈谑，是以尤为士大夫所爱。”苏轼善谈谑，基于其对人诚恳温厚和过人的才行，是其性格和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林语堂指出：“显然他心中有一股性格的力量，谁也挡不了，这种力量由他出生的一刻就已存在，顺其自然，直到死亡逼他闭上嘴巴不再谈笑为止。”因此，多数士大夫和识与不识之人，都喜欢他的诙谐而健谈的性格。
苏轼幽默喜谈谑的性格，与他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是相辅相成的。其生活态度的形成，既有后天的因素，也有遗传的因素。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苏轼的这种性格，明显有其祖父性格的影子。笔者曾在所著《苏轼人格研究》一书中关注过祖孙两代性格的相似性，但因所论的角度不同，这里有必要申论之。苏轼在祖父去世二十年以后，为其写有《苏廷评行状》一文，对祖父的性格有这样的描述：“公幼疏达不羁，读书略知其大意即弃去。谦而好施，急人患难，甚于为己。”“人不问知与不知，径与欢笑造极，输发府藏。小人或每侮欺之，公卒不惩，人亦莫能测也。”我们从这里，似乎依稀看到了苏轼的形象。显然，苏轼对祖父“疏达不羁”、“急人患难”、与人“欢笑造极，输发府藏”的性格是十分认同和赞赏的。又据李廌《师友谈记》记载苏轼之言：“祖父嗜酒，甘与村父箕踞，高歌大饮。忽伯父(苏涣)封诰至。伯父登朝，而外氏程舅亦登朝。外祖甚富，二家联姻，皆以子贵封官。程氏预为之，谓祖父曰：‘公何不亦预为之？’太傅(苏序)云：‘儿子书云作官器用亦寄来。’一日方大醉中，封诰至，并外缨、公服、笏、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太傅时露顶戴一小冠子如指许大，醉中取诰，箕踞读之毕，并诸物置一布囊中，令村童荷而归，跨驴入城。城中人闻受诰，或就郊外观之，遇诸途，见荷担二囊，莫不大笑。”在这里，苏轼称赏的是祖父生活不居小节，行为不落俗套，以及对功名利禄的轻视。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持乐观生活态度的人常有的秉性。
至于其乐观态度受后天因素的影响，可以举出若干方面，正面的如他自幼树立的宏大人生理想，其对大自然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爱赏，其对文学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其成长得到善良之人的热情帮助和自己在提携帮助别人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生活与人情的美好等；反面的则如仕途的沉浮、人生的挫折、生活的矛盾、世态的炎凉等，在以下的部分中来分别加以探讨。
二、超然物外的心灵
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体现了苏轼的人生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在苏轼的人生经历中是有一个过程的。人们知道，苏轼早年受到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慨然有天下之志，东汉的范滂便是他的人生理想偶像。但随着他步入仕途对官场的体验认识，他对实现人生功业的途径及其真正的价值，逐步产生了疑惑。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就透露了他对仕宦生涯的疑惑、矛盾心情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思考：“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之喻，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王水照先生的理解是：“盖以身世飘忽不定，一切境遇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其意颇以不能安定为苦。不能安定之原因，在于不能自主，一身随朝廷差遣而转徙，竟不知将来之于何地，则此身犹如寄于天地间，随风飘荡，而前途也如梦境一般不可预计。”对苏轼此时的心态分析得比较准确。因为仕宦漂泊转徙，与兄弟相伴的手足之情，二者不能兼顾，并且这种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所以苏轼向弟弟流露心情的苦恼，并由此引起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深入思考。
从倅杭时作的《戏子由》表达的对“致君尧舜知无术”的牢骚，到知密州所作《超然台记》和知徐州作的《宝绘堂记》，中间不难看出苏轼生活态度的一些重要变化及其人生价值观念的明显转变。《超然台记》提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的见解。这种观念的形成本于《庄子》的“齐物”思想，苏轼固自言之。这一观念对苏轼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具有很直接的作用，其意义绝不限于他移知密州所面对的物品短缺，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治理地方的事务遇上了天灾人祸，尽管这些在苏轼的文章中有清楚的交代。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苏轼改变了对世间万物以及对物我关系的看法，他更加注意去发现事物的“可观”方面，并从此寻求事物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他解释其中的哲理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一般人为什么那么多生活的苦恼？原因其实很简单，是本于与生俱来的人性的贪欲弱点，欲望太多，永无满足之日，所以没有真正的快乐。他在《宝绘堂记》里继续阐述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物，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在苏轼看来，对“物”的态度如何，决定了人的一生是否拥有快乐，其关键就在“寓意”与“留意”的一字之差上。所说的“留意”，是以获取与占有为主要目的的心态，这是人的欲望支配其心灵和行为的结果；所谓“寓意”，是超越了一己占有的自私欲望而以审美与乐观的态度对待事物的心态，因为这时已经不再患得患失，不再计较此物的归属和利害关系，故能够从超越利害关系的角度来对待事物，就能够发现更多的“可观”“可乐”之处。
苏轼的这种观“物”的态度，到遭受黄州之贬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强化。因为客观上他已暂时见不到实现仕宦功名的前途，所以，无论是出于抚慰心灵的需要，还是考虑未来的人生方向，他都必然对生活的重心和人生的价值取向进行调整。因此，我们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中看到了苏轼极富哲理的警句：“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此时的“造物者无尽藏”观念，“莫取”“共适”观念，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适”或作“食”，显然应以“适”字义为长。)不言而喻，苏轼这种思想并非是遭贬以后才出现的，它由来有渐，逐步完善。因此，我们不宜简单地认为苏轼超然乐观的态度，是在遭受政治打击和人生挫折以后的被动性选择或变化，他的乐观生活态度和幽默的性格，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起点至少在出仕之初；黄州及后来的惠州、儋州之贬则起到了进一步强化和更加完善的作用。
在苏轼所面对的与人、与自然以及与自身心灵三大关系中，他以超然物外的态度去寻求万物的可观、可乐，从而使他的生活更具乐趣，使他在生活中更多地发现其积极、光明和希望的一面。这实际上为他解决心灵的种种难题奠定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为在诸多困扰人心的难题中，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人的最终归属是难度最大，且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而正确面对生活，对生活抱持积极的态度，将会直接影响一个人对最终归属的态度。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所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羡乎？”如果一个人不拘执于物我的分别，和谐地看待世间万物的存在及其关系，则“我”的存亡跟万物的荣枯变灭羌无二致，都是符合生物生长演变规律的，不必为生而喜，也不必为死而悲。因为“人类”的生命在代代相续之中得到了延续，并且将无穷尽地延续下去。这样，人就可以更多地关注今生和当下，把生活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使生活的每一天充满更多的欢乐。当死亡降临的时候，苏轼能够无忧无憾，坦然面对，经受住了生命终结的考验。何薳《春渚纪闻》载，苏轼病重时，钱勰“日往造见，见必移时，慨然追论往事，且及人。(轼)间出岭海诗文相视，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映照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间，曰：‘今日有意近笔砚，试为济明(钱勰字)书数纸。’遂书《惠州江月》五诗。”可以看出苏轼病中的乐观态度，及其不惧死亡的情态。据黄庭坚说，当时在常州目睹苏轼临死之际情形的人叙述：“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走得如此轻松而洒脱，没有其对死生的超然而乐观态度是绝对办不到的。苏轼超然物外的人生观，不仅超越了世俗的功利得失，而且超越了生死，使他能够面对任何人生灾难，并始终保持乐观而充满幽默情趣的诗人心灵。王水照先生认为，苏轼的人生思想是“一种极为成熟的人生思想，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典型与范式的意义”。由此可见苏轼对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模式的影响，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
三、幽默风趣的交际
苏轼喜欢交际，在交际中结交了很多朋友。纵观其一生，朋友之助不仅帮助他成长，成就各项事业，特别是文学艺术事业；朋友也有助于他的性情培育、人格完善，特别对他成为数百年不世出的全能型文化巨人，大有裨益。明人陈继儒《苏长公集选序》论之曰：史称(汉)孝武帝之时，凡儒雅笃行、质直滑稽、协律出使、词臣名将，云蒸霞蔚于其庭。汉世得人，于是为盛。此帝王易为豪耳。若长公起自西裔，中更摈窜，流落于蜃坞獠洞之间，出入掉弄于悍相狱吏刀笔之手，几不能以身免。而所遭人文之盛，可与汉武比隆。长公以文安先生为之父，文定为之弟。先辈则韩、范、富、欧、蜀公、温公；后辈则秦、黄、张、晁四学士。以朝云、琴操为达生友；以元章、伯时、与可为书画友；以赵德邻、王晋卿为鉴赏友；以参寥、辨才、了元为禅友；以葆光、蹇道士为长生友。即有怼而与之角者，非理学之正叔，即经术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极矣。人文凑合，如五星相聚，而长公以奎璧之精临之。诸君子而当长公，不得不五色相宣；长公而当诸君子，亦不得不八面受敌。三鼓而气不衰，百战而兵益劲，此天授，亦人力也。微至于风流调笑，大至于患难死生，非惟不足以为公困，而反足以为文章之助，铁之熔而为金也，乳之出而为酪也，市人之驱而战，竹头木屑之罗而为用也，惟长公能之，即老泉、颖滨不能也。
因此可见苏轼交际之广，交友作用之巨大。在苏轼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他那知识广博的才华，幽默风趣的谈吐，睿智儒雅的气质，以及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总是那样地逗人喜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苏轼的一生中，交友是他开朗乐观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其艺术人生的重要形式。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往，在一起谈论文人墨客感兴趣的共同话题，其中的乐趣是无穷的。刘攽(字贡父)和苏轼是至友，也以幽默滑稽著称，苏轼和他经常在交谈中滑稽取乐。陈师道《后山谈丛》、何薳《春渚纪闻》都记载他们互相取乐的逸事。《春渚纪闻·苏刘互谑》：刘贡父舍人，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晚年虽得大风恶疾，而乘机决发，亦不能忍也。一日与先生(苏轼)拥炉于慧林僧寮，谓坡曰：“吾之邻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岁，偶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其子愧之，乃引罪而请其父曰：某拙于运财，以败成业。今请从师读书勉赴科举，庶几可成，以雪前耻也。其父大喜，即择日具酒肴以遣之。既别且嘱之曰：吾老矣，所恃以为穷年之养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学，倘或侥幸改门换户，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记：或有交友与汝唱和，莫更和却贼诗，狼狈而归也。”盖讥先生前逮诏狱，如王晋卿、周开祖之徒皆以和诗为累也。贡父语始绝口，先生既谓之曰：“某闻昔夫子自卫返鲁，会有召夫子食者。既出而群弟子相与语曰：鲁，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从夫子，辙环四方，今幸俱还乡里，能乘夫子之出，相从寻访亲旧，因之阅市否？众欣然许之。始过闤闠，未及纵观，而稠人中望见夫子巍然而来，于是惶惧相告，由、夏之徒奔(足卓)越逸，无一留者。独颜子拘谨，不能遽为阔步，顾市中石塔似可隐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过。已而群弟子因目之为‘避孔子塔’”盖讥贡父风疾之剧以报之也。《后山谈丛》叙述略简，而末尾有“闻者绝倒”四字。
乍看起来，这两人的玩笑开得有些“狠”，专挑对方的不幸说事，似乎缺乏儒家不忍人之心。但因为他们是互相非常了解的朋友，所以根本没有忌讳，听了对方的过火玩笑，也一笑置之，权当取乐。类似的玩笑故事还有两人互请吃饭的趣事。两人在一起闲谈时，苏轼忆起早年与弟弟准备制科考试“日享三白”的往事，指的是一顿饭只有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饭。后刘贡父约请苏轼到家中吃饭，案上所陈，果然只有“三白”而已。苏轼始知是对方开了他一个小小的玩笑。食毕，苏轼邀请对方明天到家中吃饭，“当具毳饭奉待”。刘猜测苏轼是开玩笑，但不知“毳饭”为何物。第二天如期而至。两人谈论移时，早就过了吃午饭的时间，刘饥不可耐，催促开饭，如是者三，苏轼均答以“少待”，就是不见饭菜端上桌子。刘不得不直言相告，已经“饥不可忍”了。苏轼却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毳而何？”盖“无”“毛”音近，苏轼借以为戏。至此时，刘贡父方知苏轼以报前次之戏。两人捧腹，乐不自禁。
苏轼与黄庭坚谊兼师友，两人的情谊是很深厚的，但两人亦常以讥诮取乐。阮阅《诗话总龟》云：“元祐文章，世称苏黄。然二公当时争名，互相讥诮。东坡尝云：‘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此指东坡而言也。”他们彼此也拿对方的书法开玩笑。苏轼说黄庭坚的书法如蛇挂树梢；黄庭坚则讥苏轼的书法如石压蛤蟆。如此之类的玩笑故事甚多，而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友谊。
米芾是很有个性的书法家，他的洁癖，以及他对书画如痴如醉的喜爱，都为苏门中人所熟知，故圈子中人呼之为“米癫”，并且经常作为谈资。赵令畤《侯鯖录》云：“东坡在维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癫，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王直方诗话》云：“东坡跋米元章所收书画云：‘画地为饼未必是，要令痴儿出馋水。’又云：‘锦囊玉轴来无趾。’……皆谓元章患净洁病，及好夺取人书画也。”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苏轼开米芾的玩笑都是没有忌讳的，而米芾的形象之可爱处，亦约略可见。
吕公著在元祐时期任宰相，苏轼为翰林学士，是元祐初举荐苏轼的大臣之一，年龄也较苏轼为长。但苏轼仍然一有机会就拿他的壮硕身材开玩笑，甚至在代表朝廷起草的制词中，也可以若无其事地幽上一默。孙宗鉴《西畲琐录》曰：“东坡喜嘲谑。以吕微仲丰硕，每戏之曰：‘公真有大臣礼，此《坤》六二所谓直方大也。’微仲拜相，东坡当制。其词曰：‘果艺以达，有孔门三子之风；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动。’一日，东坡谒微仲，仲方昼寝，久而不至，东坡不能堪。良久，见于便坐有菖蒲盆畜绿毛龟。东坡曰：‘此龟易得，若六眼龟则难得。’微仲问六眼龟出何处。东坡曰：‘昔唐庄宗同光中，林邑国常进六眼龟儿，号为六眼龟儿，分明睡一觉抵别人三觉。”像这样无忌惮地开玩笑，恐怕苏轼要算古代独一无二的人了。林语堂《苏东坡传·手足情深》：“东坡开朗的天才，他的嘲弄和恶作剧却常常使人害怕。”指的就是这类情况。尽管因为口无遮拦，长期受到政敌的攻讦，一生饱受祸从口出之苦，但他秉性不改，依然故我。有时不分亲疏和深浅地开玩笑无意中得罪了人，如章惇、王安石、李定等，他却浑然不觉；而很多喜欢他的性格的人，却对这些并不计较，反而乐意与他交往，他也因此赢得了许多朋友。
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苏轼巧妙拒人跑官、要官的故事，饶有趣味，且在今天仍有教育意义：
苏子由在政府，子瞻为翰苑。有一故人与子由兄弟有旧者，来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来见子瞻，且云：“某有望内翰以一言相助。”公徐曰：“旧闻有人贫甚，无以为生，乃谋伐冢，遂破一墓，见一人裸而坐，曰：‘尔不闻汉世杨王孙乎？裸葬以矫世，无物以济汝也。’复凿一冢，用力弥艰。既入，见一王者曰：‘我汉文帝也。遗制：圹中无钠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济汝？’复见有二冢相连，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见一人，曰：‘我伯夷也，羸瘠而有饥色，饿于首阳之下，无以应汝之求。’其人叹曰：‘用力之勤无所获，不如更穿西冢，或翼有所得也。’
羸瘠者谓曰：‘劝汝别谋于他所。汝视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能够如此巧妙得体，且效果绝佳地达到拒人之求，可怕只有苏轼的奇思妙想才能办到，似可算得上中国交际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四、游戏趣味的文章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苏轼的文学艺术结束了中国文学的悲哀传统，这个见解非常深刻。他看到了中国文学表现传统发展到苏轼这里产生了重大变化，把文学由过去主要表现批判性政治内容，揭示社会矛盾、阴暗面，代广大社会底层民众言其不幸，朝作家用来表现自身的生活内容、内心情怀和理性思考转变；它不再让文学只是承担匡正社会和教化他人的角色，而更多地具有作家自己娱情悦性的作用。在苏轼以前的文学家中，没有任何人把写作看成是人生中最为“快意”的唯一一桩事业，而他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体验。以前不少评论者说苏轼“游戏作词”，往往有轻视之意，但是，人们没有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苏轼“游戏作词”能够完成提高词的地位、全面刷新词风的历史使命，而别的人没有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难道仅是巧合或者只是苏轼的运气？
事实上，苏轼不仅写词抱有“游戏”的态度，他的整个文学艺术都具有游戏的性质，他的全部人生也具有浓厚的游戏意味。其《题文与可墨竹并叙》云：“斯人定何人，游戏得自在。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李端叔真赞》云：“其将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将为不雨之云，以抱其全乎？抑将游戏于世，而时出于两者之间也？”他对文人在文学和人生中的游戏态度与精神境界是十分推崇的，他终身也是努力去实践的。我们对“游戏”概念的理解，过去多视为不认真、不重视、不严肃。但是，文学艺术难道就不能以游戏的态度为之吗？两者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时至今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西方人对文学艺术起源的认识，从亚里斯多德开始，就一直有模仿自然说。认为艺术活动模仿自然，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模仿活动中获得愉悦。这一观点在西方流传久远，影响甚大。亚里斯多德说：“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人对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虽然人们对于艺术起源于模仿的观点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艺术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为了获得快感和愉悦，这在古今中外都是有共性的。应该说，模仿行为本身具有游戏性质，正是以游戏的态度为之，所以容易获得更多的快乐。拿诗歌来说，诗人如果只是照相式的反映生活，肯定是平淡无味的，诗人也难以在写诗的过程中获得快感。诗歌阅读的愉悦和诗人写诗的快感，来自于诗人伟大的想象力。康德说：“想象力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认识能力，是一种强大的创造力量，它从实际自然所提供的材料中，创造出第二自然。在经验看来平淡无味的地方，想象力却给我们提供了欢娱和快乐。”诗人利用想象力创造第二自然的过程，相对于其超越自然和实用目的而言，它具有明显的游戏意味。只要我们不是过于传统和狭隘地理解“游戏”这一概念，游戏在艺术创造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其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愈是具有浪漫气质的艺术家或诗人，其艺术创造的游戏色彩愈加浓厚。
在苏轼身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此。苏轼从事文学创作，绝不是他态度不认真、不严肃，而是因为他把文学创作乃至整个人生，都作为获得快乐的方式和过程，所以写诗作文，往往是游戏翰墨，以审美的眼光视之，以审美的态度为之。前文已经引述过他关于“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的观点；他对人的态度，自言见天底下无一个不好人，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小儿。这是典型的与人为善、悲天悯人的胸怀。事实上，苏轼一生遭遇小人的算计和陷害是很多的，但他看人，依然是那样的善意和无心，这应该植根于他所选择的实现人生快乐的生活态度；因为如果他对小人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对社会给予自己的不平待遇怀恨在心，那他就永远不会有快乐，只有在痛苦和激愤中度过一生。
苏轼一生爱好文学，视之若生命。但他不像杜甫写诗，要为社会作“实录”，以担荷全社会、天下人的苦难为创作的神圣使命，故后世尊杜诗为“诗史”；苏轼从事创作，他对社会政治和民情风俗也关注，“因事以讽”的批判意识时有显露；但苏轼更喜欢把创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当作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现实、干预政治只是文学功能的一个方面而已。
人们不难注意到，苏轼早年的文学观念就出现了“有为而作”的思想。但他所重视的“有为”，有着不同于传统文论的含义，他强调的是“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这些都是陶冶愉悦我心、让我为之感动者，较少如白居易重视的“为事、为民”的社会性、教化他人的内容。
就苏轼的两千多首诗、四千余篇散文看，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反映苏轼生活内容的，包括了为数众多的唱和之作，笔者根据孔凡礼《苏轼诗集篇目索引》统计，“次韵”诗269首，“和”诗152首，两者相加达421首，占其诗作总量的约15%。显然，其酬答诗的全部还不止此数。如果估算其赠送人的数目再翻一番，那么，其唱和诗的比重应该在40%左右。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苏轼创作重心和文艺生活的基本状况。这也揭示了苏轼诗歌写作具有较为明显的“游戏”色彩。
苏轼的散文创作，走过了一个由文字绚烂到语言平淡的发展过程。自其受贬过起“闲人”生活以后，他的大量随笔出现了。明人袁宏道认为：“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说明苏轼的随笔是最有特色，最显个性，也是最具审美效果的作品，深受后世读者的喜爱。如《记承天寺夜游》、《书临皋亭》、《记游松风亭》、《题合江楼壁》、《书海南风土》、《书上元夜游》、《试笔自书》等，不胜枚举。兹录两则以例之：
《书临皋亭》：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纷入。当是时，若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试笔自书》：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悽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这两则随笔，皆是苏轼触景生情而产生的人生思考。令人称奇的是，苏轼能够以如此随机辄发，似若漫不经心的笔调，揭示出如此重大而深刻的人生课题，让人读之，却情趣盎然，一派乐观幽默景象。
正因为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笑对生活，用幽默的态度处理人生所面临的一切苦难，以文学艺术形式使平凡生活艺术化，所以他在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时，具有常人所不及的涉笔成趣的本领，故陈岩肖说他“以文笔游戏三昧”。在他的笔下，不仅那些漫不经意的随笔可以写得趣味无穷，姿态横生；交友、饮酒、饮茶、吃饭、游玩、使事用典等，无不写得幽默风趣，让人忍俊不已；甚至那些政治讽刺诗，记录自己疾病的作品，都显得轻松有趣，绝无枯燥衰飒之弊，连在刻板公式化的判词中，他也能把其戏谑诙诡的笔致用得恰到好处。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翼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
苏轼自言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其表现幽默性格、超然心灵、游戏机趣和艺术人生，亦可以当之。

杨胜宽男，教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现任乐山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学术学科带头人，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系苏轼研究室学术顾问，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国内外数十家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参编教材、辞书多部，出版专著《苏轼人格研究》、《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杜学与苏学》三部，是国内有重大影响的苏轼研究专家。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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