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与桐城派
2022-04-10 09:06阅读:
桐城派起源于桐城文学,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征、宋李伯时兄弟,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一个时间最长、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散文创作流派。因其早期的重要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应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地区)故名桐城派。桐城派追求文学“雅洁”,倡导一种平易晓畅,雅俗皆懂的语言,要求用字遣词准确。清代文坛原以桐城派为正宗,它们标榜孔、孟、程、朱的『道统』、韩、柳、欧、苏的『文统』以及二者相结合的『义法』,为康、乾『盛世』『鼓吹休明』。桐城文派理论体系完整,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前后,以魏源、龚自珍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鼓吹变法,他们主张,文章内容和形式都必须适合新时代的需要,此时桐城派大师姚鼐已死,所谓姚门四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瑩﹞,对新局面都有些应付不了,方东树害怕以变应变,会迷失封建主义的根本方向,梅曾亮主张『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而以官僚镇压『悍民』时舆『督粮』方法不同为喻,似有意朝反动的方向变,可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此时,曾国藩极力推崇姚鼐,以古文派传人自居,由于曾氏的倡导,古文派一时声势浩大,曾国藩以『文章與世变相因』以湘乡派继承桐城派之统,稳住了桐城派已乱的阵线,有曾门四弟子追随其后,作为恢弘壮观的文化现象,由此形成桐城派“中兴”局面。桐城派从其产生到终结,大体可以分为初创、兴盛、末流三个互相衔接而各有特点的时期。第一个阶段从康熙初期到乾隆前期,是桐城派的开创时期,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服膺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第二个阶段从乾隆中期到光绪中期,是桐城派的兴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姚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等。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桐城派在曾国藩的改造,文风大变,气象立派,薛福成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故在《寄龛文存序》中说:“自姚鼐后,桐城文章流衍越来越广,也不可以避免地产生了贫弱之弊,幸而有曾文公出面振兴,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为文章,其阅历与见识,远远高于桐城诸贤。曾公以其特有的刚毅雄健的文风,给陈陈相因,能平易而不能奇崛的桐城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曾门四弟子”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遵义黎庶昌皆兼擅事功与文章,名重一时。薛福成师法曾国藩,不墨守桐城旧规,其文论文风在乃师的基础上,又独具自己的风格,成为湘乡派的代表人物。薛福成虽然长期依附洋务派﹐但却倾向经世﹐后来终于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早期改良派。在文学方面﹐他根柢桐城,师从湘乡,是晚晴时期一位毕生致力于“经世要务”,而非专注所谓“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曾国藩之后的湘乡派与儒家道统、文统日渐疏远,以薛福成最为显著。薛福成的散文脱出桐城派的巢穴,以自由畅达的文字比较中西文明,论证除弊兴利的救国方略,启迪了晚清维新志士,推动了新文体的形成。他主张文章应时而变,继承桐城派前辈梅曾亮“积者日故,变者日新,新故环生,不得须臾平,而激而成声,动而成文。”他主张严守桐城“义法”,维护桐城派的正统地位。他说:“桐城诸老所讲之义法,虽百世不能易也。”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呼吁“默究义法,奋追曩哲”,这样才能“传世行远”。他的作品在思想上体现了爱国自强的历史背景,在文学上突破了桐城古文的传统藩篱,在义理、章法、体例、文字方面冲破了桐城的“义法”。他曾指责吴汝纶标榜桐城﹐并自言出使之后文风有所变化。为文多着眼于经世致用﹐不受桐城派约束。大胆冲破桐城派古文以“清淡简朴”和“肃敛雅洁”为基本特征的藩篱,刻苦历练,而终于一举成为清朝“经世文”的巨擘。薛福成好为古文辞,演迆平易,其政论文洋洋洒洒﹐曲尽事理﹐既谨严有序﹐又雄辩有力。其中许多重要议论切中时弊﹐有些重大建议得到采纳。如《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他长于议论,行文简明达意,结构严密,条理清晰,层层推进,辩析流畅,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对于维护中国海军兵权﹐解除英国人赫德的总海防司职务﹐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外﹐他还写过许多史论﹐如《海瑞论》﹑《叶向高论》等﹐藉古喻今﹐针砭时事。薛福成文善于记述。他记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许多重要的遗闻轶事﹐往往兼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如《蒲城王文恪公尸谏》﹐追述汉军机大臣王鼎在河工上营救林则徐未成﹐回朝后怒斥穆彰阿﹐廷诤至苦﹐愤而自杀。记载详实﹐有史料价值﹔并生动地表现了王鼎的刚直﹑穆彰阿的奸滑和道光帝的偏心﹐又有较高文学性。薛福成还有些记叙文﹐写他亲身经历过或亲自调查过的新闻时事﹐如《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和《张汶祥之狱》等﹐真实又具典型意义﹐近乎报告文学。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使西洋,眼界大开,闻见增广,积极要求变法,他在《应诏陈言疏》、《筹洋刍议》十四篇,说理透彻,一语中的,言之有物,谋篇园熟,用词准确,开阖中规,虚词用的巧妙。他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和要求,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且明显地代表了近代资产阶级求生存、谋发展的利益和愿望。他精研经世之学,有洞察时弊,具有国际意识。所以常常能发人之未发,他的变法主张比康有为书请变法的1888年尚超前九年,可见其进步性。而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吴汝纶力倡开办新学,严复、林纾大量译介西方名著以求促进社会改良,无一不体现出桐城派作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薛福成之文,黎庶昌说:“叔耘辞笔醇雅有法度,不规规于桐城论文,而气息与子固(曾巩)“颖滨”(苏辙)为近。”白话文取代起源于商周的古代散文,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此前也有漫长的酝酿、探索过程。特别在西方殖民主义推动的现代化潮流影响下,中国传统散文的作家、文本和读者都发生了加速变化,古文的蜕变和新文体的孕育日益彰显。薛福成就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旅外游记文学作为近代中国散文的一部分以一种“新意境”的范式,不乏大气,读之爱不释手,在中国散文史上熠熠生辉。晚年在国外所作的《出使日记》﹐报告性也较强﹐无论写资本主义事物还是阿尔卑斯山风景都颇可观。其中的《观巴黎油画记》描写西洋油画艺术惟妙惟肖,寄寓作者的政治见解;以大清国之败来激励国人,富有艺术感染力仍被作为范文收录在中学、大学的语文教材中﹐仍对现在的年轻一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即是桐城派消而不失,价值永存的明证。这些使外游记大都融合了人性、社会性与自然的篇构。可见,桐城派文风中作家个性以及这个性所关涉的人性、社会性与自然的调和通向了现代散文及其他文类当中,这种品质后来经新文学作家的创造性转化,生发出了新时代的艺术之光。薛福成作为洋务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他的使西经历,使他得以从不同侧面接触到西方文化,并在以古文笔法介绍西方新事物方面有不少特色与可取之处。他的散文血性是中国的,东方的,它的根在东方,但另一分支一脉伸向西方,汲取西方的营养,融合中华南北、世界的东西,众美并具,铸成一己之香、色、味。既不数典忘祖,也不因循守旧,它要求自己继承传统,发展创新,放怀寰宇,直面人生,保持特色。薛福成长于记事,其代表作品《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薛福成的出使日记内容丰富
,颇具学人特色。其日记学人特色的第一个体现是有选择地收集、记录资料 ,第二个体现是记事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第三个体现是将感想发为议论,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文辞的优美洗练。薛福成的创作特色是从容而稍带刚气,他学养有素,广见博闻,于乡邦文献掌故,人物史事,了然于心,常随时笔录,因而有多种杂记、日记、日录之作,有鲜明的学人特色,在于其所受的教育和早期经历使其具有浓重的学人气质
,而其日记内容的进步性则是他强烈的爱国心的体现。是他出使欧洲的经历,他分别以游记、随笔、采风录、见闻记的形式,记录了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生活方式。翻开他的著作,叙事极有条理,议论娓娓动听,周到而翔实,恳切而真挚,为国效忠,为民请命,拳拳之心,跃然纸上,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有关西方文化的新词汇比比皆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他们已经远远突破了桐城派古文语言“雅洁”的标准。正是薛福成的这种“不规规于”桐城文法、关注世界的创新精神与文学成就,有些精辟语言为同样热衷于变法的梁启超运用,对他的著作却是情有独钟,推崇备至。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并非浮光掠影式地引入新词汇,而是力图通过新词汇向国人生动、真实地展现西方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务求做到格高、境阔,文洁、意新。它希求真、求实、求新、求活,新词汇并不呆板、生硬、孤立,而是与具体事物的介绍有机联系起来的“活”的的语言单位,使桐城派古文的语言呈现出新的色彩,由于他的努力也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讲,桐城派对于近代文体语言的变革,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还是有一定的贡献。他主张变法图强和振兴工商经济,反对媚外投降,也反对抱残守缺,闭关自尊,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倡导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中国近代化的孵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薛福成的散文以经世要务为主,形成了平易畅达的风格,把简洁雅润的桐城古文和西方政治制度及风土人情的描写有机结合,使传统古文笔法反映西方新事物的内容融合一起,开桐城文派散文新境。对于冲破桐城桎梏,促进散文的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此独特的杰出贡献,不仅令人刮目相看,引起我们对于桐城派的整个历史评价,作重新思考,以求得到全面和恰当的科学认识,同时应该视为近代散文新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些虽然已成过眼云烟,但对今天如何全面、公正而准确地评价桐城派,不无启示作用。正象黄树生在概论薛福成的散文创作一文中说:“薛氏论说散文闳雅翔实,雄辩博证,说理透彻;奏疏语境恰当,引经据典,爽朗缜密;传状信笔求实,情挚意切;山水游记疏密相间,刚柔和谐,魁闳魁伟,气势磅礴;杂记寓言体察时政,隐谕谲言,寓意深刻;笔记小说虚实繁简,精营井然,思议超迈;书函简约平淡,情真意切,倾诉心声;日记聚焦时务,用察玑衡,务恢新义;铭文博约清深,宏伟瑰雅;等等。各种文体的艺术之美不胜枚举。”薛福成不仅以其文笔优胜,洞达事理著称,而且以其深刻性、时历性,别具特色,为国人提供了大批宝贵的精神遗产。薛福成的文学成就,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和文化典藏,并名垂千古。晚清的中国风云激荡,阶级矛盾的内忧未平,民族矛盾的外患又起,苍茫大地上交织着纷飞的战火,新知与旧学的文坛也暗潮涌动。薛福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过了自己的一生,他非但没有被动荡的时局所击垮,反而扼住时代的喉咙,在乱世中大展身手。为延缓清朝的衰亡贡献了毕生的心血,鼓舞了新生的力量,成为一代颇负盛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薛福成在文学领域的贡献并不逊色于政坛,他一如既往地在启迪智慧,关怀人生,思想深刻,一生笔耕不辍,著作丰赡。他的文学创作既有继承性又有其独创性。作文的整体思路上继承了“桐城”文法的要义,在“义理”方面坚持“文者,道德之钥”,强调文章的思想性以恪守礼仪为标准;在“考据”方面坚持材料的真实,内容的完备;在“辞章”方面要求博雅平实,富有古风神韵。同时他又不惮于创新,让他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对传统的束缚予以突破:他主张文章要有“经世致用”的新功用,吹响时代号角,力主变革,摒弃成规,顺应时代需要;在形式上不拘体例,语句灵活,汲骈入散,叙述完备,详略得当;在语言上不避常言,率性而为,衍生舶来,弃古纳新。他对文章的创举开一时风气之先河,丰富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的美学内涵,对后期接踵而来的“新民体”有着引领和促进作用,是衔接“桐城派”与“新民体”间过渡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