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朝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2016-03-23 14:10阅读：
——读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有感
读了著名作家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后，真应了一句老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平则鸣”，我不揣浅陋，大胆地将“不平”鸣出来，只图一吐为快，免不了怡笑大方。
一.中央集权制病入膏肓，万历王朝名存实亡
朱明王朝于公元1368年建国，历经200年后，步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到了万历元年（公元1575年），政治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用张居正的话讲，这时的明王朝就像一座“将圮未圮”的大厦。张居正指出，明王朝有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鳏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我只简略地谈其中两大积弊，以小见大，知微见著，足可见这个政权所面临的困危处境。
（一）
官场腐败
可以这样讲，整个朝庭，从上至下，无官不贪。官场的规矩，官场的习俗或者说官场的时髦，见面就得送礼，办事就得花钱。连朝中大臣晋谒皇帝，都得给看门的太监打小费，其它衙门的情形可想而知。总之一句话：府衙大门朝南开，不带钱礼莫进来。做官不贪财，就好比狗不吃屎一样，让人匪夷所思，甚至遭到鄙夷与谩骂。万历朝的政治，贪污腐败已成了社会的常态。
（二）财用大匮
万历朝的财政之困窘，小说中张居正作了详细的介绍，我把他讲的一段话摘录下来：
“国朝自圣祖皇帝以来，已历九帝，每个皇帝在位时曾对皇亲国戚近侍功臣赏赐土地。前些时，臣派人去宗人府查过簿册，截至隆庆六年止，在籍皇室宗亲八千二百零三人，其中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零三位，世子五位，长子四十一位，镇国将军四百三十八位，辅国将军一千零七十位，奉国将军一千一百一百三十七，奉国中尉二百八十位，未封名爵者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位，这些宗亲，每个人名下皆有赏赐田地，多的有一千多顷，最少的也有八十亩，全部加起来有四百多万田亩。这仅是宗亲，若加上外戚，勋贵，功臣，内侍，寺观等赐子粒田，数之庞大，一时还难以统计出来。去年户部统计，天下
所有州府税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石。而领朝庭俸禄者，计有文官二万四千人，吏五万五千人，武官十万人，卫所七百七十二人，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人，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人，朝庭所收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庞大开支。”
在明朝，田赋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工商业税收，由于政府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工商业经济规模小不说，农业政府缺乏周详的制度，可行性的技术手段保证税收的完成，更别谈通过扩大工商业的规模，通过海外贸易，通过工商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了。还有江南三大政：漕政、盐政、河政，以及北边之屯田，茶马交易，这些政府垄断的“实业”。也都是财政。但官员中饱私囊，贪墨侈糜之风盛行，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消弭于无形。
万历朝的财政入不敷出，卯吃寅粮，已无法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万历朝的其它方面的积弊，同样严重，在此不表。我们现在谈一个问题，万历朝为什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困境呢？这就要从这个政权本身去找原因，当一个政权的行政系统普遍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政权所采用的政治体制肯定存在重大缺陷，存在严重弊病。
我们来分析研究明王朝的政治体制结构，我用图形把体制的最高层的组织管理系统表示出来：
***空矩形图内填：司礼监
司礼监：成员由太监组成，主要职能是掌管机密文件，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
内 阁： 成员称内阁大学士，主要职能是代皇帝草拟处理意见，相当于皇帝的的政治秘书。
系统的工作流程：各部门（含地方衙门）的奏章到了司礼监，呈皇帝阅览后，由司礼监转到内阁，内阁大臣拿出处理意见，叫“票拟”，票拟返回给司礼监，呈皇帝决策，皇帝如果同意内阁的票拟，用朱笔抄下，就成了谕旨，谕旨到了各部门（含地方衙门），后者无条件服从。国家大事，就这么简单。
特点：
（一）以个人的绝对意志为基础设立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设立的政治体制。
（二）这是一个扁平式的组织管理机构，皇帝（没有副职）一个人管理一个庞大的组织与群体，独揽乾纲，不受任何部门和权力制约。
（三）没有对决策与执行决策进行审议与监督的机构。
（四）没能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法制机构。
（五）没有为民间的经济活动，公共事业提供服务与保障的协调或管理机构。
（六）绝对的服从与被服从。
结论：朱元璋设计建立的是一种粗放性的，原始性的政治体制，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的产物，朱元璋完全复古并倒退。
我们再谈这套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弊病，我只简单地谈几点：
由于缺乏法律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道德，所以有学者认为：明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论理作为主宰。这个观点应该没有争议。我们常常在史书中发现，不少封建官僚谈及自己安邦定国的体会时，一句话——半部《论语》安天下。
然而事实上，泛道德政治往往使伪善大行其道，连满嘴仁义道德的孔子都说：未见世上有好德者如好色者也。于是，在明朝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高悬“公正廉明”“大公无私”的牌匾，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大家口诵四书五经，而争权夺利，为非作歹却愈演愈烈。
由于皇帝管理的是一个宏大的组织与群体，所以身心疲惫，又由于皇帝权力大无边，所以可以荒芜朝政。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皇帝中，明朝的几位皇帝尤为荒唐，尤为混帐，尤为不成器。
举几个例子。嘉靖皇帝把国事交给首辅严嵩，自己宁愿在紫金城开店铺做掌柜打发光阴；隆庆皇帝嫖娼染上了梅毒丢了性命；天启皇帝把国事交给九千岁魏忠贤，自己把心思用在了提高木匠技艺的爱好上；万历皇帝更邪乎，当政四十年，后期竟有二十年没上朝。
由于要绝对的服从与被服从。所以只能统一思想，严禁“异端邪说”。所以，培养出了大量满脑子四书五经，毫无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腐儒和政府官员。直接造成了明朝的闭关守国，退缩保守。
由于政治体制的简单粗糙，原始落后，“统治者治国不是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可以量化技术化的经济和法治的管理，而是仅仅依靠过于简单化，随意化的道德信条和意思形态。即不是进行数字化的管理。”这种政治无法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所以明朝政府遵循祖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保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种单一结构的小农经济形式。而由此产生的后果，不仅使明朝政府财用大匮，使明朝的政治与经济走进了死胡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社会结构的单一化，抑制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能够催生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催生雇工关系、分工合作关系、契约合同关系、财产所有权的关系、资本流通关系，而这些关系必然带来政治、法制、社会、金融等很多方面的突破，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明朝的政治均阻止此种突破，所以导致中国历史从明朝始几百年间徘徊不前。
明朝的政治体制带来的后患很多。如决策失误、恐怖政治（特务政治）、效率低下等。不再多言。
总之，明朝的政治体制带病运行到了万历年间，历经二百多年，老态龙钟，病入膏肓，换句话说，已失去了动力与活力。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言：“……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之所以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方法尚未找到，而象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公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
这个时候的万历王朝，已是名存实亡。
二.张居正是明朝中央集权制的牺牲品
张居正是一位睿智而又敢为的封建官僚，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朱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危境，并决心“振而举之”，他采取的措施是“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用现在的话讲，他的改革是全面展开，涵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领域。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张居正的改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找不到积弊产生的根本原因，只对现象本身进行修改，只能说是整顿，是调整，整顿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不正之风，对某些方面进行局部的修正，仅此而已。
张居正的改革重点，是整顿赋役制度，以扭转财政危机，其主要内容就是清查全国土地，防止豪强隐占田地，逃避赋税。在清查全国土地的基础上，针对赋役制度存在的弊病，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较为复杂，通常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
赋役合并：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出办的徭役，现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
（二）
出钱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应。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都改为用银折纳。
（三）
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甲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办法。
一条鞭法所试图获得的理想状态是：“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改选对国家的义务。
张居正的财政改革从来没有最终完成，原因是，明朝的中央集权制，这种简单的粗放的落后的体制，它的财政结构不能适应如此彻底的重组（后勤保障跟不上）。财政与税收作为承接一个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结构间之法制性联系，牵涉到官僚制度、兵役制度、乡村结构、街坊结构等很多因素。张居正的改革只能是进行局部间的修正（如期全面改革，牵涉到集权制制度本身）。
即使如此，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他是如何“整肃经纲，自治腐败”的呢？
我举几个例子：
万历皇帝的外公，李太后的亲爹武清伯李伟，胆大包天，侵吞朝庭拔给边关将士添置寒衣的“军费”——二十万两白银，致使很多边关将士冻死冻伤，张居正只能找了个替死鬼了结此案；司礼监掌印冯保，贪得无厌，买官卖官，张居正还得赔着笑脸，与之“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两广总督李延死后，遗下一份黑名单，牵涉到了已削籍的前首辅高拱和上百位官员，张居正不得不将黑名单交给了涉案人高拱，不予追查。
所以，张居正的反腐只能采取有针对性选择性地方法，杀鸡警猴。“全面惩治腐败”只是挂在嘴边的官样文章，张居正无力也无心“全面惩治腐败”，真反下去，地球人都知道，是与整个体制作对，是与政府与朝庭作对，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
其实，张居正自己也过不了腐败关。张居正也搞腐败，不抓灰色收入，仅靠他的奉禄，他摆得起首辅的排场，过得了冠盖如云，花天酒地的富贵生活吗？张居正去世后被抄了家，良田实物不算，黄金有一万两，白银有十万两，这些巨额财富从何而来？
熊召政在小说中把张居正这种不死守教条，灵活变通，肯办事，能办事的官吏称为循吏，而把另一类极重清廉名节，办事迂腐的官吏称为“清流”。
海瑞是清流中的代表人物。这位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青天大老爷”，因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己吃了不少苦头不说（贬官、下狱、发配），为官一方，换来的不是万民拥戴，而是民怨沸腾。上司看不顺眼、同僚避之不及、手下官吏怨恨、地方缙绅迁徙、市场萧条物质匮乏、百姓怨声载道、官衙赋税锐减。这位“青天大老爷”每到一地，官位都坐不长久。据说为了让“青天大老爷”挪个地方，当地乡绅与“青天大老爷”手下的官吏颇动了些脑筋，“青天大老爷”是全国出了名的清官，想从他身上找点污点怕是不可能，怎么办？老办法——行贿。大伙凑份子为青天大老爷跑官。青天大老爷廉洁奉公，爱民如子，应该获得褒奖与提升，等等，如此一番美言，再加上糖衣炮弹，青天大老爷就升了官，升来升去，青天大老爷在一个清水衙门做了一个不管事的闲差，以后干脆悠游林下。风平浪静，皆大欢喜。又据说，这位名震天下的大清官临终前，神情木然，双眼不闭，是顿悟还是大惑？是绝望还是饮恨？没人知道。
海瑞是明王朝中央集权制的牺牲品。张居正也是这一体制的牺牲品。张居正去世后，尸骨未寒，就被扣上了腐败分子的大帽子，声名扫地，差点被开棺戮了尸。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他仍然是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
三.中国落后于西方，从明朝始
朱明王朝于公元1368年建国，从这时往前推，中国封建社会已走过了近2000年的漫长历程，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情形下，一俟政权稳定，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生产力能够得到有效发挥，社会就会出现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所谓“太平盛世”。朱明王朝到了永乐年间（公元1430年-公元1425年），也出现了这么个“盛世”，我举出两件事来说明这个“盛世”的繁荣。
第一件事：郑和七次下西洋。一百多般巨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二万多人的远航队伍。据说，统领郑和所乘的主舰，这个庞然大物，体长四百多米，宽二百多米，其之大，盖过了当今海上巨无霸——美国的“尼米滋”极航空母舰。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如此庞大的远洋船队。
第二件事：北京紫金城的建成。其规模之宏大、工程之巨大、布局之合理、工匠技艺之精湛、整体形象之雄伟庄严，真可谓巧夺天工，金碧辉煌，景象万千，堪称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这一庞大的建筑群，集中展现了明朝科技、文化、建筑等方面的高超水平。
但是，随着政治体制积弊的加重，永乐之后，明王朝逐渐衰落，彻底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原因我在前面讲过，满朝都是口诵四书五经的腐儒和满嘴仁义道德的官吏，何来锐意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
有学者认为，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理由是，这个时期，商品数量增多，商业资本活跃，商人数量增加，工商业城镇兴起，出现了分工合作关系，雇工关系等。这一说法存在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明朝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明朝中叶以后即使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永远只是保持在萌芽状态，或者是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在明朝的中央集权制走到山穷水尽，穷途末路的时候，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1492年，哥伦比亚从西班牙远航发现了新大陆，改写了欧洲、美洲及至非洲的历史。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公开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向高踞于平常信徒之上的罗马教会神职人员宣战，发动了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欧洲天主教发生大分裂，新基督教诞生；1581年，荷兰宣布独立，不久即进入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也是这个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蓬勃发展，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如果把时间往后推到明朝灭亡的十七世纪，英国进行了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改造了英国的高层机构，此后，英国皇室只成为仪式上的君主，实际大权在议会手中。如果把时间往后推得更远一些，1748年，法国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与制约学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的学说，为新兴资本主义政体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的君臣庶民在苦吟四书五经；接下来的清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君臣庶民亦苦吟四书五经，等到甲戊海战，一败涂地，方幡然大悟，原来四书五经不能富国强民，原来中央集权制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玩意儿。
四.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
中国原本不是一个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国家，中华民族也不是一个退缩保守，不思进取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曾经演绎过无数次的大变革运动，改变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
春秋战国，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开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商鞅变法，彻底废除奴隶制，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做了充分准备；秦始皇开天辟地，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唐太宗，海纳百川，贞观之治，国门大开，大唐盛世，民族和睦，国强民富；王安石变法，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商业化，其“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接近1000年后的现代税收制度。明清两朝，我们落后了，到了近代，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晚清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等人的“君主立宪制”；孙中山发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后来的反对封建思想的“五四运动”；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直至当代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行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势不可挡。真可谓：“蓄之愈久，发之愈烈”。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中国历史上这些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可以发现一个相似点，即没有否定或没有彻底否定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这可能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除了经济文化地理方面的“凝聚力”外，中央集权制的强制性政治力量对维护和保证国家的大一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大一统能够避免“三国演义”、“诸侯争霸”、“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这样的悲剧重演，人心思和，人心思统，这应该是我们国家中央集权制能够延绵几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每当这种大一统的局面形成后，初期确实出现了良好的形势，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明朝的“永乐盛世”（我的观点）；清朝的“康乾盛世”；都是大一统的产物。这种主要依靠君主个人的道德素质与政治才能创造的繁荣昌盛，往往昙花一现，中央集权制自身制造的和“积弊”又带来了国家的动荡，混乱，分裂，然后再一统，如此循环往复，所以就有了“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路人皆知的“定律”。
“要统一，不要分开”，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如何使我们国家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大一统局面，这不光是政治家，也是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必须思考的大事情。
我们国家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满足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呢？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作了大胆的突破，使我们看到了未来大中国的雏形。
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地理”的交流合作互补，一言弊之，“合则有百利而无一害”这种强大的凝聚力，而非政治的强制力，各区域各民族自愿组成一个大家庭，根据这一大家庭的需要制定法律，设立相应的组织管理系统。这个政治体制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
开放性：进出自愿。
（二）
兼容性：海纳百川，包罗万象。
（三）
纠错能力：防病治病，自我修正。
这个大中国，称共和也好，联邦也好，无关紧要。
我相信，我描绘的美好前景，必将是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也必将实现这一美好前景。
那么，怎样才能使我们大中国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呢？邓小平一语中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的艰难历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还远远不够，而这个时候，中央集权制的种种弊端凸现，已影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如何克服弊端，解决体制与发展的矛盾，或者说改选体制，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实现大中国的衔接作用，这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所面临的最大难道。我们必须做出正确决择。
作者：陈爱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