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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时期有款识瓷器的不断面世，使“徽宗官窑“或御窑的当时状况逐步显露，透过这些有款识瓷器我们大致能了解徽宗官窑的建制和产品种类。
比如，“崇宁元年清凉寺御制“，这一类有清凉寺字样
款识的瓷器，其器物特征都是类汝窑的，具有汝瓷的特征。而一些有宋徽宗字样，有王家造字样这类款识的瓷器，却都有官窑瓷的特征。就是说徽宗官窑的制品最少有类汝窑和类官窑两种，而且官窑瓷与哥窑瓷特征相近，是不是还有类哥窑这一品种，由于未见到有御制款识的哥窑瓷便不做断定。
对于宋代均、汝、官、哥、定这五大名窑，除了均、汝、定三个窑口人们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外，对官窑和哥窑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只是对瓷器的釉面特征进行的对号入座，官窑和哥窑也就是一个器物分类上的标记。如果未发现北宋早中期带有确切年号的此类瓷器，官窑和哥窑的最早出现时期也就非徽宗时期莫属了，也许具有官窑和哥窑器物特征的瓷器，其首创时期和窑口就是徽宗官窑，后期宋代五大名窑之说的形成也许就是依据徽宗官窑创制的“类官窑类哥窑”瓷器。
“徽宗官窑”的概念，是崔纪文、刘华福《有关北宋官窑问题的探索》一文中提出和确立的，许多有款识的徽宗御制瓷器的出现，证实了徽宗官窑的客观存在，人们才可能对北宋末期的制瓷状况达到较为清晰的认识。之前，人们对北宋官窑的诸多说法是不准确和缺乏实证的。
北宋时期瓷业发达窑场林立，手工制瓷的特点是大窑系小窑场，众多的窑场制作同一窑系的同类产品，而不是一个窑场就能制作多系列多种类的产品。手工业是受人员经验、材料和工具诸多因素制约的，不是轻意就能添加一个项目。因此徽宗官窑的建制是多种类多窑口的，比如它的官窑类型和汝窑类型不可能是一个窑场产出。这也是徽宗官窑瓷器为什么款识多样胎釉多样的原因。
比如，“汴京官窑王家造”和“清凉寺御制”款识中有场口名称的瓷器，“王家造”和“清凉寺”就是对徽宗官窑具体场口的标记。在官窑款识中能够写上一个具体的窑口，一定是这个窑口有显赫或著名之处，这就像“宋徽宗”款、“蔡”字款等等，人名和姓氏能够成为官窑瓷器的款识，一定是对这个人和这个姓氏在功绩、威望上的褒奖和彰显。是值得标记才标记的。
如果说清凉寺不是专置御窑，属御用的贡窑，那么清凉寺的窑口名称是不值得出现在带有徽宗年号和御制字样的官款中的，也就是肯定不够资格。何况这样的官窑年款，从崇宁元年到大观元年再到政和年间甚至更长时间都一直延用。从这些年款和实物上就表明清凉寺肯定是徽宗官窑的一个专置窑场。
尽管说徽宗官窑是在尚汝瓷的基础上建立的，清凉寺的瓷制品也接近汝窑类型，但是，在徽宗官窑建制下的清凉寺瓷器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汝窑制品，已经是两个概念。不仅建制上属于徽宗官窑，而且在器物造型、胎釉、片纹、釉色上都达到了很高程度的改变和创新，使制成品有了突出的艺术申美效果。由于徽宗官窑瓷器的款识和年款不是每件制品上都有，也许那些突出的有很高审美效果的徽宗官窑瓷器，在徽宗官窑的真实状况未被人们认识之前，一些少量流传到后人手中的徽宗美器，会被人们粗略的归结到一般汝窑和广义的宋代官窑身上，从而带来所谓汝窑为魁之类的誉美。
徽宗官窑瓷器的胎釉等特征是独有的，无论有款识还是没有，只要特征一致就是徽宗官窑的制品，款识和年款只起到更方便直观的辨识器物的作用。
清凉寺瓷器的胎色是米黄到白黄色的，几乎全部采用支钉烧造，其支钉确如芝麻大小甚至比芝麻还小，可见其制做何等精致。而“崇宁五年汴京官窑王家造”款和“宋徽宗“款的瓷器，还有网上见到的“崇宁元年皇宋官窑御制”款的瓷器，其胎色则是紫黑色的。这些瓷器中有圈足露胎垫烧，也有满釉支烧，支钉也是细小的芝麻钉。其中这类支烧器粗看也像清凉寺所烧瓷器，但细看与紫口铁足的官窑瓷器是一类，只是釉面开片与否和是否支钉烧造上有所区别。
尽管徽宗官窑瓷器有“清凉寺”
烧制和“王家造”的种类区别，但两窖之间是应当有承继关系的。因为宋徽宗是先期中意于汝窑青瓷，然后才自置御窑，所以徽宗官窑首先烧制的是汝瓷，清凉寺所烧瓷器才是源头。随着清凉寺制瓷技艺的进展和创新，然后才开辟出“王家造”这一种类。实际上所谓宋代五大名窑其中广义上的官窑甚至哥窑是不存在的，很可能是后人对徽宗官窑在汝瓷基础上创制的“官窑”品种和“哥窑”品种的挪位摆放。这种误认只有在具有年款的瓷器实物面前才能看清。
徽宗官窑瓷器多数是章戳款，刻划款少见。章戳款为模具压制，边框和框中文字清晰规整、一丝不苟，为器物美增添了不少成色。而一些非徽宗官窑的制品，其章戳款就出现了歪扭凸凹、壅肿模糊的状况，说明小小一个款识，其制作精致的技艺也很难模仿。
现下许多未到代和非徽宗官窑的汝瓷及广义上的官窑瓷器，都被认为是北宋官窑制品。但没有紫口铁足这种胎釉效果，没有器形灵巧釉色夺目的审美高度，便很难够上官窑御制的品级。
徽宗官窑的刻款工艺更胜一筹，不仅刻写“奉华”、“如成功用”这样的字款，而且刻画图案花纹和刻写诗文，并且在刻划处添金嵌宝，为器物营造了高贵华丽之美。
徽宗瓷器以儒雅质朴的审美为主流，同时也存在非主流的华丽审美的追求。以至这种在瓷器上刻画文字图案并漆金嵌宝的技艺被流传下来。元代一些瓷器上漆金嵌宝的做法就与宋代如出一辙，并在明代和清代的宫庭用器上发扬光大。
瓷器的款识是器物本身的身份证，尤其是官款更体现了器物的珍稀和高贵。同时瓷器的款识和文句点缀也是一种史料记载，也有如青铜器上的文字那样珍貴。可是，曾经在央视鉴宝栏目上某些专家却将一些有款识和文字的器物粗暴武断地说成臆造，理由很简单，就是博物馆都没有你怎么会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来看，也正是这些所谓的学者专家死抱一个博物馆不放，才泡制出一个个子虚无有的观点，才造成张冠李戴指鹿为馬的状况。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臆造品和仿品的存在，有一些底款就属于臆造，比如“北宋官窑“这种字款，一看就是笑话，还有“大宋汝窑“、“大宋哥窑“等等，这种款识也不可能真有。
断真识假并不是很难，难得是有人就是要混淆是非、借假打真。其实，古代手工制品的仿制是非常难的，一是失去了当时的材料和工具等等条件，二是短期内不可能形成熟练的技能和经验，何况，古代手工制品的艺术成份很高，其技法和审美是数代人积累和传承才形成的结果，想一蹴而就仿造出来，简直就是编造故事和神话，是欺世大谎！
体制内的专家学者还在继续天方夜谭，而体制外的专家学者在真正做事，《有关北宋官窑问题的探索》一文，是在深入民间收集藏品，对实物和史料进行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终于论证了“徽宗官窑”的存在。本文是在《探索》一文的启发之下，结合所见的一些藏品而引发的一点感想，望有助于《探索》一文的观点深化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