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祠堂文化所想到的南方冉氏权司祠堂

2021-01-25 09:0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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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祠堂文化所想到的南方冉氏权司祠堂
文/冉儒松 2021.1.23
今有幸看到了江苏省常州市著名文史专家、常州市祠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吴之光的一篇文章，文中总结了祠堂的五大功能:
一是尊祖敬宗，纪念祖先的场所，发扬祖先的爱国主义，艰苦创业的精神;二是寻根问祖，接待来访，联络宗亲的场所，加强民族团结，发扬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三是道德教育的基地，通过祠堂文化内涵，匾额、楹联、碑记，以及族规家训，如爱国、孝悌、敬业、诚信、友善，勤劳、俭朴等道德风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等，发扬文明道德、和谐友好新风尚;四是收藏陈列旧宗谱、旧碑记、旧石器、旧家具、旧农具，是民俗文化、民间收藏的陈列馆，是新旧历史教育的重要场所；五是陈列书画，阅读书报，增进知识，联络感情，增进宗亲邻里情谊，喝茶聊天休闲，发扬农村文化活动场所的作用;。
吴之光先生在文中进一步阐释修缮宗祠的意义：
1、宗祠即是祠堂，是汉民族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是宗族的象征。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宗庙为天子专有。宋代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

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中心。祠堂中的主祭---称宗子，管理全族事务称宗长，还有宗正、宗直等职。宗祠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圣殿。作为汉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象征与标志，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历史价值。
2、宗祠的历史地位:在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里，宗祠文化是一项不可蔑视的姓氏宗族文化。由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宗接代思想的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姓氏文化，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姓氏文化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延续数千年来都没有间断，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其发展甚至受到严重批判，但作为一种宗族文化，一种植根于百姓骨髓的传统，还是迅速地在中国大地蔓延生息，香火不断，最具象的一面，即是宗祠文化。
宗祠，习惯上多被称为家庙、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即俗称的牌位)、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一向被视为宗族的象征。
崇拜祖先并立庙祭祀的现象，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已存在。明世宗采纳大学士夏言的建议，正式允许汉族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从此宗祠遍立，祠宇建筑到处可见。宗祠原为“追远、报本”的目的而兴建，所以在建筑规制上要体现出礼尊而貌严。自南宋到明初，一般的祠堂都是家祠。特别是自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修编宗谱、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宗祠，除了作为祭祀场所之外，还是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祠堂进行的。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争执，都要到祠堂中裁决。所以，在封建时代，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衙门，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就叫“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堂号就知道本族的来源，纪念祖先功德。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也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自然也有不少家族远赴重洋，在海外定居，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衍生新的祠堂来。宗祠，虽然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在当今则有其新的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作用。 3、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复，族谱被续修，而海外华人则不断翻新旧宗祠，联络故众。可以说，今天的宗祠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只具有帮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互相协作的积极意义，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产生巨大的作用。

由祠堂文化所想到的南方冉氏权司祠堂

从以上吴之光先生的文章中看出，自南宋到明初，一般的祠堂都是家祠。特别是自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修编宗谱、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破四旧运动，各姓氏的祠堂在一定程度上都遭到了不同程度毁坏，有的甚至完全拆除。譬如在播州（遵义）宋廷为琎、璞二祖敕建的‘二忠祠’解放后建成了遵义市中医院，存在了近700年；另明代山东莱阳人左懋颖于明崇祯十六年至十七年（1643～1644）在贵州绥阳做县令期间建的“二冉祠”，到清道光年间变成了民居，仅存100年左右。
在南宋朝廷即将灭亡之际，冉璞祖的长孙冉仲权1277年进入酉阳，冉琎祖的子孙和冉璞祖的次孙冉仲叔进入道真，开始了长达4代人的“政治避难”，过着埋名的隐居生活。直到朱元璋1368年消灭元朝建立明王朝后，极力推崇儒家文化，尊孔崇儒，倡导理学，制礼作乐，立法定律，兴办学校，推行科举，大力振兴传统文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即下诏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全备）祭祀孔子于国子学，遣使前往曲阜祭孔，并郑重戒谕使臣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儒学于是又重新恢复了独尊的地位。随后，在全国各地修建文庙祭祀孔子，其中贵州安顺的文庙始建于洪武27年（1394年），占地1万1千5百平方米。大殿配有四圣：颜子、曾子、孟子、子思子；以及十二晢：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颛孙师、有若、朱熹等。同时表彰像琎、璞二祖这样的抗元英雄，在元朝看来是逆贼之后的冉氏子孙们又见到了光明，有了出头之日。1354年出生的冉轲祖是冉仲权的玄孙（仲权祖算起第5世），是冉璞祖的昆孙（璞祖算起第7世），就是在明朝朱元璋当皇帝后出仕为官的。轲祖做官后，家声渐显，广置田产，富甲一方。次子冉之和去施州，因献骏马，平蛮有功，敕授千户之职。长子冉立和，游庠，因之和弟弟任官于施州，逐尊父命，勤耕家业田产，尽孝道之责，娶黄氏共育六子。至此，开枝散叶，枝繁叶茂，人丁兴旺。为了上承先祖贤德，下起子孙行规，轲祖尽己之力，修建了权司祠堂，供奉和祭祀先祖。后来在清朝的乾隆和光绪年间祠堂又经过2次修缮。解放后，1950年被改设为钟岭小学，1956年被拆毁。下见《渝黔冉氏族谱》记载的相关资料。

由祠堂文化所想到的南方冉氏权司祠堂

到了清朝，冉氏权司堂人口已经发展壮大到几万人，基本遍布酉阳各地，于是乾隆年间在酉阳县城桂芳街、楠木乡、保佛山、楠木桩、井岗马家岭、黔江马喇官庄胡家田以及光绪年间在酉阳钟南西鹤庵等多地修建了冉氏权司祠堂分祠。

由祠堂文化所想到的南方冉氏权司祠堂

由祠堂文化所想到的南方冉氏权司祠堂

到了清朝改土归流时期，冉氏权司家人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迁徙，就目前不完全统计，仲权祖的后裔各房迁到贵州20来个县的家人将近1万8千人，迁到广西10多个县的家人近1万2千人。
更让人欣慰的是，在贵州的道真县上坝乡找寻到冉璞祖的次孙冉仲叔的后裔一些线索。以前，只知道道真有“权司林”和冉家坝建有“权司祠堂”，但没有更多的资料佐证。就在本月15号，有幸看到了道真清末秀才冉庆福（字子于名绍雍）编撰的族谱，该谱是民国38年誊抄的手抄本，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记载冉琎乏嗣，冉璞生冉克明，克明生冉文元，文元生冉崇周，崇周生冉玉洲，冉玉洲生冉桂森。这里有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冉崇周的问题，冉崇周的父亲叫冉彦正，冉彦正比冉璞的父亲冉茂隆小3岁，冉崇周和冉璞是同时期的兄弟，冉崇周作为贵州破天荒第一位进士，在珍州（现在的道真和正安）为官，任珍州守；而冉璞和他的兄长冉琎在合州为官。所以冉崇周不可能是冉璞的第4世孙。冉崇周、冉兴周应为冉氏另外一支。但冉庆福的谱中却提到了冉璞生冉克明，这与酉阳冉氏权司堂家谱记载完全吻合。酉阳权司堂家谱记载冉璞生冉胜（字克明），冉克明生二子（冉仲权、冉仲叔），冉仲权生冉大郎，冉大郎生冉应义，冉应义生冉文虎，冉文虎生冉轲。冉轲为元末明初1354年生人。很遗憾的是酉阳权司堂家谱只记载冉仲叔娶李氏生二子，迁往道真，没有关于迁往道真后的详细记载，应该是那时的交通、信息等不方便的原因，无法及时联络，就好比现在，一旦外出打工，只知道大方向去了哪里，要是没有电话随时联系，过2代人就淡忘了。
但上苍有眼，祖宗有德，留下了权司祠堂这个最科学、最重要的家族文化标志。根据目前的多方面资料分析，桂森祖应生在元末明初时期，和冉璞祖的第7世孙冉轲是同时期的人。酉阳的权司祠堂是因为冉轲做了官发家后修建，可以推测，道真的权司祠堂也是因为桂森祖做官后有了身份和地位才给祖宗修建的。冉轲祖的爷爷的爷爷是冉仲权，桂森祖的爷爷的爷爷是冉仲叔，冉轲祖和桂森祖的爷爷是叔伯兄弟，口口相传关于祖宗祖源的事情一定不会错。都知道是冉璞祖的裔孙。因此，冉轲祖和桂森祖不约而同的在出仕为官后都给自己的老祖宗修建了权司祠堂。当然，也不排除冉轲祖和桂森祖当时还有往来。
对于清末秀才冉庆福编撰的家谱所出现的错误，其实很正常，一是因为年代久远，冉庆福离宋朝的琎、璞二位老祖仙逝时相隔640年左右，在当时找不到资料核查。二是因为当时受到土司房《乾隆忠孝谱》的误导和影响，误抄祖源文化，错接宗支，把有名气的冉氏名人生拉活扯的串在一起，直到目前都还有个别高龄的修谱族人都还在犯类似的错误。因此，在冉克明和桂森祖之间出现人名和代差的错误非常正常，可以参照以前修谱使用的备注说明或者起名替代法给与更正即可。后附冉庆福编撰资料供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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