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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德系列谈——智勇兼备(四)

2022-05-10 15:18阅读:
作者:刘 芳
智”与“勇”并提,即为智勇兼备,或智勇双全。这是军事活动中军人素质的重要内容和集中体现,是军人必备的武德素质,因而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武德规范。
将“智”与“勇”并提作为军人的道德规范,经历了一个逐步的演变过程。“勇”的军事伦理意义是指有勇气、有胆量、有担当,不怕艰难困苦,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特别是表现在困难时刻、危机之中,敢于主动请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有一种挽狂澜既倒的英雄气概。在战时,敢于与比自己强大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敌人较量,敢打大仗、硬仗、恶仗,勇于承担最大的风险和牺牲。它是军人最早的道德规范,可以说是与军队、军人与生俱来,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军人的代名词。最初的勇敢,认为只要“勇不逃死”,勇而无畏,“临危不怀生”,就是勇士。“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墨子·修身》)。《左传·庄子十年》中指出:“夫战,勇气也。”古人云:“两军相逢勇者胜。”金将领董俊在敌人的飞箭走石之中战斗,安适得像没事一样,即使受了重伤,也巍然不动,不下火线,战斗不止。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八月,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指挥舰上官兵冒死与日军接战,突然被敌弹击中,脑裂牺牲。
后来随着战争武器的发展、战略战术的嬗变,古代军事家认识到,要夺取战争的胜利,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还必须长“智”、蓄“智”、砺“智”,充分发挥“智”的作用,并把“智”作为“勇”的重要内涵。“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徒智而无勇者,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者,则遇智而蹶” (《何博士备论卷下·杨素》) 。这些兵家箴言都说明身为将帅不仅要有“勇”,而且要有“智”,做到智勇兼备,勇而有谋。发展到此,“智勇兼备”,作为军人武德的重要成对范畴也就应运而生了。《孙子》中指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素质。“贵为将领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心为主,智以为本,勇以为用”;“夫将之道,智勇贵兼全” (《宋史·赵隆》)。《经武要略》指出:“弓马便捷,所向无敌,勇也。计算深远,无所遗失,智也。勇而无智,一卒之能耳。”放眼中华军事史,历代兵家都十分强调勇中有智,勇而有谋,亦即在“先谋”、“贵谋”、“慎谋”的基础上佐之
以勇,达到智勇双全,方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宋将领张齐贤布疑大败辽军;耶律图鲁窘勇而有谋,为辽太宗献妙计降后晋大将杜重威,布局在浮沱河桥上抗击辽军的十多万兵马。孙膑面对不可一世的魏军,设伏于马陵道,终令庞涓兵败自刭;诸葛亮在敌强我弱、形势于己军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以兵不厌诈的谋略,即以“空城计”击退司马懿的二十万人马。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感叹将帅们艺高胆大的武德风范。艺高是“智”与“谋”的升华,也是“勇”的前提和基础。智能发谋,智能生艺。诚然,胆大是建立在艺高的基础之上的,是“勇”的集中表现。究其这一武德精神的养成,与他们平日严格的训练和身经百战的锤炼是密不可分的。
智勇兼备在战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智勇而后可以建功业”;“智勇兼备,大事可成” (《经武要略·圣猷庙胜算》)。因为战场是生死之地,非勇猛不能临敌;战势如风云莫测,非智谋不能应变。一个成功谋略的制定,不仅需要将帅对战场局势有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而且需要有敢于为了战役乃至战争的胜败承担责任的巨大气魄和胆量。也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的军队都把“智”与“勇”作为选拔将帅的重要标准,强调将帅在指挥作战中必须智勇兼备,善于文韬武略。
当然,“智勇兼备”这一武德规范,还必须与“仁”、'义”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起到对军人道德行为的规范作用,实现其军事伦理价值。符合于“仁”的“智”就是一种“德能”或“德智”。孔子就把“智”看作实现“仁”的手段,把 “仁”视为“智”的价值目标导向。“古之为勇力者,行礼义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而“智”一旦离开“仁”, 就变成了“奸智”。这就走向武德的反面,是对武德的背离、亵渎与反动。同样,符合于“义”“智”、“仁”的“勇”,才是武德之勇,堪称之为“仁勇”、“义勇”、“智勇”,也就是“好勇而能知大义”(蔡锷语)。否则,就是“蛮勇”、“鲁勇”、“匹夫之勇”,或者是“重奖之下必有勇夫”的“利勇”。而这些所谓的“勇”,与作为伦理意义的武德之“勇”,是不可同日而语,也是格格不入的,是军人道德所要彻底摒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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