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汉的梁山路线图与作者的乾坤大挪移[1]
1.鲁智深的梁山之路
2. 武松的梁山之路
3.蹊跷的梁山道路
历史地理学家许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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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松的梁山之路
3.蹊跷的梁山道路
历史地理学家许盘清
先生发现“整部《水浒》中，平方腊这十一回的地理知识最好，错误率仅有23%；其次是征辽，错误率为30%；再其次是《水浒》中的前七十回，错误率为60%；最次是征王庆和田虎，错误率达75%以上，而征王庆这几回的地理概念非常混乱，根本画不了地图[2]”。
据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周岩壁研究员的研究，渭州到延安的直线距离为280公里，华阴与延安的直线距离为240公里，华阴与渭州的直线距离为330公里；青州与五台山两地直线距离约500公里，东京在五台山南略偏东520公里处，东京距离青州420公里；北京大名府去东京直线距离为204公里，北京去济州138公里，东京去济州180公里；江州去梁山泊直线距离660公里，江州去东京600公里，无为军与江州的直线距离是252公里，且东京在江州的北偏西，梁山泊在江州北，梁山泊又在东京的东北，两地隔120公里；沂州在梁山泊的东南198公里处，蓟州在梁山泊北部偏东510公里处，蓟州在沂州的北部偏西576公里处。[3]
结合上面的图表和数据可见，晁盖带领的梁山队伍要去江州劫法场往返路途真的是“山遥路远”，需要长达数日甚至数月的准备与跋涉，绝非一日之功。劫了法场后再攻打无为军在小说中易如反掌，更是过于简便。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宋江从郓城到江州，根本就不用经过梁山；杨志押送生辰纲，似乎不必经过济州黄泥岗；鲁智深从五台山到东京大相国寺，似乎不会路过青州地面的桃花山；戴宗送信到东京，说什么都不能路过梁山，他去寻访公孙胜似乎也不必从沂水绕远；武松回家，似乎更不应该跑到阳谷县的景阳冈；九纹龙史进寻找师傅，怎么也不应该寻到渭州，同时，他从北京去少华山，也不会走到离青州地面桃花山五六十里路的赤松林。当然，宋江理论上也不敢带领大批人马，过关斩将，直达华州解救史进和鲁智深。如此等等。
不仅如此，衡阳师范学院阳建雄教授结合大量实例，指出了《水浒传》在历史、宗教、天文、历法、地理、医药等多个方面中的知识性错误。如，“一般说来，人在误食水银后数分钟到数十分钟即引起急性腐蚀性口腔炎和胃肠炎，出现口腔和咽喉灼痛，并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现象，常可伴有周围循环衰竭和胃肠道穿孔，3—4天后（严重的可在24小时内）可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而小说却是这样来写卢俊义的中毒症状的：‘水银坠下腰胯并骨髓里去’，‘腰肾疼痛，动举不得，不能乘马’。——显然，作者对卢俊义水银中毒症状的描写纯属无稽之谈。[4]”
四大古典名著中，《水浒传》出错最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失误或差错呢？
这还得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找到答案。
一是《水浒传》是世代累积型作品，有一个集体创作、多人修改的创作背景。不排除其中部分作者的地理、历史等方面知识不够准确、全面。二是“水浒故事”本身有着发展变化的成长过程。“水浒故事”广泛流传，在不同的地域自然往往会有不同内容和版本的英雄故事。欧阳健教授就曾指出：“在《宋江三十六赞》上，还没有出现梁山泊的字样，它提到的地名，都是太行山”，“水浒故事”有一个“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的成书过程。三是与施耐庵的知识储备和创作意图紧密相关。施耐庵的创造性加工使《水浒传》从零散的故事升华为伟大的古典小说。一方面，囿于有限的地理、医学等方面知识及其他可能因素，施耐庵未能一一斧正书中的失误或差错；另一方面，为了艺术创作（如集中情节刻画人物）的需要，作者任意腾挪，有意把有些活动地点“移到”梁山泊的周围，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排列和布置，同时，作者还“随手捏造”、虚构了不少无法考证的地点（如凌州、寇州等）……总之，是作者的艺术虚构使水浒地理成了一个文化迷局。[5]
周岩壁研究员指出，“在诗史、文史的传统下，诗文风物尚且与现实龃龉不合，何况小说。小说中的地理怎能与现实贴切？”“《水浒传》已经走上一条与《三国演义》截然不同的路子，《水浒传》只剩下一个框架是有点历史根据的，可以说十之八九都是虚构。”周岩壁研究员总结道：“我们的《水浒传》作者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传承，当然无法使小说和历史现实完全隔绝，也没有将其中的地理和现实划出明确的界限；有误导看官的嫌疑。但在小说有着明确规定性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将之混淆在一起，纠缠不清。所以，不能用现实的尺度去衡量《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或者说，《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是真的（true），但不是实的（not real），它和现实没有对应关系，只在《水浒传》设定的领域内具有有效性与正确性。一出界，它就失效了。如果一定要拿它做别的用途，那也是各人的自由，《水浒传》的作者对此并不负有什么责任。就好比阿司匹林本来是退烧的处方药，后来却作为非处方药，拿去降血压。但拿《水浒传》中的地理学去到现实中用，是否会产生阿司匹林那么幸运的效果，可就难说了。还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吧！[6]”
如何看待《水浒传》中的“失误”或“错误”呢？
一是正确对待。华东师范大学韩洪举教授的观点尤为值得借鉴，韩教授指出，研究《水浒传》时，应正确使用批评方法，不可陷入“繁琐考证”的泥潭，不可混同“学术”与“政治”这两个概念，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同时，还要要正确借鉴西方文艺理论，不可盲目套用。[7]二是谨慎辨析。“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尤其是对小说中的部分科学性错误，如阳建雄教授指出的“水银症状”。诸如此类的错误应该敏锐察觉和谨慎辨析，并科学地纠错，同时，不能被个别不尽科学的地方遮蔽，以致看不见这部古典名著的光辉。
[1]
[2]陈辽.《水浒地图》一举解决了《水浒》两大难题——《水浒地图》序[J].三江高教.2015（03）.73.
[3]周岩壁.《水浒传》里的地理学[J].国学.2014(02).78～79.(或《光明日报》2013年9月30日第15版)
[4]阳建雄. 《水浒传》中的知识性错误[J].社会科学辑刊.2009（02）.214～217.
[5]关于地名和地理位置的争议详见刘华亭《<水浒传>中梁山附近的地理描述》（《济宁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吴越《趣说<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世界博览》2007年第12期）、王守亮《试论<水浒传>作者对山东地理的写实》（《菏泽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及浦玉生《所谓<水浒传>北方地理态势描写错误的考辨》（《菏泽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文章。
[6]周岩壁.《水浒传》里的地理学[J].国学.2014(02).79. (或《光明日报》2013年9月30日第15版)
[7]韩洪举. 研究“水浒学”应注意使用正确的批评方法[J].信阳师范学校学报.2001（03）.83～86.
据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周岩壁研究员的研究，渭州到延安的直线距离为280公里，华阴与延安的直线距离为240公里，华阴与渭州的直线距离为330公里；青州与五台山两地直线距离约500公里，东京在五台山南略偏东520公里处，东京距离青州420公里；北京大名府去东京直线距离为204公里，北京去济州138公里，东京去济州180公里；江州去梁山泊直线距离660公里，江州去东京600公里，无为军与江州的直线距离是252公里，且东京在江州的北偏西，梁山泊在江州北，梁山泊又在东京的东北，两地隔120公里；沂州在梁山泊的东南198公里处，蓟州在梁山泊北部偏东510公里处，蓟州在沂州的北部偏西576公里处。[3]
结合上面的图表和数据可见，晁盖带领的梁山队伍要去江州劫法场往返路途真的是“山遥路远”，需要长达数日甚至数月的准备与跋涉，绝非一日之功。劫了法场后再攻打无为军在小说中易如反掌，更是过于简便。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宋江从郓城到江州，根本就不用经过梁山；杨志押送生辰纲，似乎不必经过济州黄泥岗；鲁智深从五台山到东京大相国寺，似乎不会路过青州地面的桃花山；戴宗送信到东京，说什么都不能路过梁山，他去寻访公孙胜似乎也不必从沂水绕远；武松回家，似乎更不应该跑到阳谷县的景阳冈；九纹龙史进寻找师傅，怎么也不应该寻到渭州，同时，他从北京去少华山，也不会走到离青州地面桃花山五六十里路的赤松林。当然，宋江理论上也不敢带领大批人马，过关斩将，直达华州解救史进和鲁智深。如此等等。
不仅如此，衡阳师范学院阳建雄教授结合大量实例，指出了《水浒传》在历史、宗教、天文、历法、地理、医药等多个方面中的知识性错误。如，“一般说来，人在误食水银后数分钟到数十分钟即引起急性腐蚀性口腔炎和胃肠炎，出现口腔和咽喉灼痛，并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现象，常可伴有周围循环衰竭和胃肠道穿孔，3—4天后（严重的可在24小时内）可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而小说却是这样来写卢俊义的中毒症状的：‘水银坠下腰胯并骨髓里去’，‘腰肾疼痛，动举不得，不能乘马’。——显然，作者对卢俊义水银中毒症状的描写纯属无稽之谈。[4]”
四大古典名著中，《水浒传》出错最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失误或差错呢？
这还得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找到答案。
一是《水浒传》是世代累积型作品，有一个集体创作、多人修改的创作背景。不排除其中部分作者的地理、历史等方面知识不够准确、全面。二是“水浒故事”本身有着发展变化的成长过程。“水浒故事”广泛流传，在不同的地域自然往往会有不同内容和版本的英雄故事。欧阳健教授就曾指出：“在《宋江三十六赞》上，还没有出现梁山泊的字样，它提到的地名，都是太行山”，“水浒故事”有一个“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的成书过程。三是与施耐庵的知识储备和创作意图紧密相关。施耐庵的创造性加工使《水浒传》从零散的故事升华为伟大的古典小说。一方面，囿于有限的地理、医学等方面知识及其他可能因素，施耐庵未能一一斧正书中的失误或差错；另一方面，为了艺术创作（如集中情节刻画人物）的需要，作者任意腾挪，有意把有些活动地点“移到”梁山泊的周围，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排列和布置，同时，作者还“随手捏造”、虚构了不少无法考证的地点（如凌州、寇州等）……总之，是作者的艺术虚构使水浒地理成了一个文化迷局。[5]
周岩壁研究员指出，“在诗史、文史的传统下，诗文风物尚且与现实龃龉不合，何况小说。小说中的地理怎能与现实贴切？”“《水浒传》已经走上一条与《三国演义》截然不同的路子，《水浒传》只剩下一个框架是有点历史根据的，可以说十之八九都是虚构。”周岩壁研究员总结道：“我们的《水浒传》作者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传承，当然无法使小说和历史现实完全隔绝，也没有将其中的地理和现实划出明确的界限；有误导看官的嫌疑。但在小说有着明确规定性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将之混淆在一起，纠缠不清。所以，不能用现实的尺度去衡量《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或者说，《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是真的（true），但不是实的（not real），它和现实没有对应关系，只在《水浒传》设定的领域内具有有效性与正确性。一出界，它就失效了。如果一定要拿它做别的用途，那也是各人的自由，《水浒传》的作者对此并不负有什么责任。就好比阿司匹林本来是退烧的处方药，后来却作为非处方药，拿去降血压。但拿《水浒传》中的地理学去到现实中用，是否会产生阿司匹林那么幸运的效果，可就难说了。还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吧！[6]”
如何看待《水浒传》中的“失误”或“错误”呢？
一是正确对待。华东师范大学韩洪举教授的观点尤为值得借鉴，韩教授指出，研究《水浒传》时，应正确使用批评方法，不可陷入“繁琐考证”的泥潭，不可混同“学术”与“政治”这两个概念，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同时，还要要正确借鉴西方文艺理论，不可盲目套用。[7]二是谨慎辨析。“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尤其是对小说中的部分科学性错误，如阳建雄教授指出的“水银症状”。诸如此类的错误应该敏锐察觉和谨慎辨析，并科学地纠错，同时，不能被个别不尽科学的地方遮蔽，以致看不见这部古典名著的光辉。
[1]
[2]陈辽.《水浒地图》一举解决了《水浒》两大难题——《水浒地图》序[J].三江高教.2015（03）.73.
[3]周岩壁.《水浒传》里的地理学[J].国学.2014(02).78～79.(或《光明日报》2013年9月30日第15版)
[4]阳建雄. 《水浒传》中的知识性错误[J].社会科学辑刊.2009（02）.214～217.
[5]关于地名和地理位置的争议详见刘华亭《<水浒传>中梁山附近的地理描述》（《济宁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吴越《趣说<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世界博览》2007年第12期）、王守亮《试论<水浒传>作者对山东地理的写实》（《菏泽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及浦玉生《所谓<水浒传>北方地理态势描写错误的考辨》（《菏泽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文章。
[6]周岩壁.《水浒传》里的地理学[J].国学.2014(02).79. (或《光明日报》2013年9月30日第15版)
[7]韩洪举. 研究“水浒学”应注意使用正确的批评方法[J].信阳师范学校学报.2001（03）.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