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ocument records of Chai kiln in the late Zhou Dynasty of Five Dynasti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suspected Chai kiln utensils
摘要：
此文通过分析有关五代后周柴窑的文献记载，并与两件疑似柴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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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cument records of Chai kiln in the late Zhou Dynasty of Five Dynasti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suspected Chai kiln utensils
摘要：
此文通过分析有关五代后周柴窑的文献记载，并与两件疑似柴窑
的瓷器进行比对，明确了柴窑的五个重要特征。同时证明了这两件瓷器属于柴窑。
作者把柴窑的五个重要特征归纳为四句话——胎薄如纸，胎色土黄。釉面细腻光滑，明亮如镜。带有细纹，其内敛、疏朗。釉色均匀，深浅一律。并认为这个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柴窑鉴别的依据。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literature records of Chai's kiln in the Wudai Zhou Dynasty,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fiv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i kiln into four sentences.——the body of the porcelain is thin like paper, The color of the porcelain is like loess. The glazed surface is fine and smooth, Bright as a mirror.
关键词：后周柴窑
关于五代后周柴窑,网络上众说纷纭。甚至还出版了有关的书籍。2010年3月，笔者在本地古玩城发现并购藏了一件疑似柴窑的瓜形凤耳瓶。其圈足露胎，是土黄色（图1）。于是开始了对它的研究。结果发现：这是一件后周柴窑瓷器。
本人对古代收藏品的研究还是习惯于追根溯源，把文献记载与疑似文物进行比对、互鉴，并且尽量寻找佐证，以避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对于所藏的两件疑似柴窑器进行的研究也是如此。
一、有关柴窑的文献记载及不同的鉴别观点
明人曹昭《新增格古要论·古窑器论》记载：“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1]（《说陶》第363页）
清人朱琰在《陶说·古窑考》记载：“后周柴窑（小标题）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作将来。”[1]（第9页）
朱琰在《陶说·古窑考》中说的这句话是从《夷门广牍》（明代人同履靖编辑）中引用的。这本书也收编了明代曹昭《格古要论》）的记载——“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
朱琰不认同“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为了说明，在《古窑考》中举证道：“按：后周都（都城）汴（汴梁），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即在其都（汴梁）内。”[1]（第9页）
朱琰认为柴窑位于后周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是由北宋官窑和汝窑之地推断。至于柴窑究竟是产于郑州还是汴梁，本文不作讨论。
明代的高濂在《遵生八牋·燕闲清赏笺》记载：“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然柴[窑器]，则余未之见，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磁[胎]也。而曹明仲（曹昭）则曰：柴窑足多黄土[色]，何相悬也？”[1]（第375页）
由此可知，明代就有柴窑瓷是薄瓷胎的说法，并非后人所谓的“薄如纸”是指釉汁。
例如，民国的北大教授许之衡就说：“然‘薄如纸’一语乃指釉汁言，非指瓷胎言也。”[2]（《中国古玩辨伪全书》，第295页）
民国的博古大家赵汝珍批驳了这个观点。他在《古董辨疑》中指出：“柴窑之四大优点，研究瓷器者均能言之……至薄如纸一语，有谓系指釉汁言，非指瓷胎言者。按：釉汁薄亦非难事，其他瓷器亦常有之，且从来评瓷者并不以釉汁薄厚分优劣也。若然，则钧窑、元瓷何以亦为世宝也？”[2]（第296页）
的确如此。如果以釉汁薄为优点，那么釉汁厚的钧窑、元瓷（指元钧）怎么也当作世间的宝贝呢？
无疑，“薄如纸”是指瓷胎薄。
赵汝珍还指出：“若声如磬，更不足奇。只要瓷薄、形圆、体大，均能作磬声。今日北京小摊上常有出售之仿宋大碗，击之皆磬声，并不足奇也。至明如镜，亦非瓷器之美点，此固研究瓷器所晓然者。总之，柴器之妙固已毫无可疑，惟用此数语以赞扬，是足以侮之，辨柴器者绝不可仅以此为据也。”[2]（第296页）
同时，赵汝珍进一步指出：“宋时仿柴器者甚多，如汝窑之淡青、豆青、虾青等色，皆仿柴器为之者。江西永和市吉州窑，亦多数专仿柴器。东京（今开封）东窑，亦专以仿柴为主，此皆最著名者。……其仿之佳者，在当时每足乱真，鉴别已不易矣。”[2]（第297页）
由于柴窑瓷在民国“鉴别已不易”，那么，如何对待这些宋“柴器”呢？赵汝珍不愧是博古大家，他给出了一种的方法，指出：“今世故宫所存之柴器，其真伪亦无法确定。盖柴器既系人力所造，则后世即能仿之。后周以偏安之局尚能为之，宋室以全国之力[为之，]安知其不可及也？故今日存之柴器，未必无宋时仿造者。总之,只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者，再不背出时代，便谓之柴器可也。”[2]（第297页）
赵某所言的“不背出时代”当指不出宋朝的范围。即断代到宋朝的“柴器”，皆可谓之柴窑器。
这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法。既然宋朝的仿品已经乱真，两代又紧紧相随，现代的我们又何必纠结不放呢？但是，必须把握可信的柴窑特征，以此作为鉴别依据。这就需要对文献记载的柴窑特征进行甄别，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二、柴窑器的收藏和文献记载及浅析
民国人邵蜇民、余戟门在《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载：“柴窑，予所见者，仅古物陈列所陈列之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所藏大小两瓶及故宫（今北京故宫）所藏撇口碗数枚而已。瓶式奇古，大者为黑黄色，小者为天蓝色带黑斑，似无红[斑]之钧器。碗为黑色带黄斑，碗内现黄色秋叶一片，似已被虫蚀者，异常俏皮。”[1]（第468页）
显然，上述的碗其实是吉州窑的黑瓷木叶贴花碗，被误解为柴窑。上述的“大小两瓶”，大的“为黑黄色”（即褐色），按照明代“青如天”的说法，似乎不属于柴窑。小的“为天蓝色带黑斑”，从“天蓝色”的釉色看，倒是疑似柴窑器。其“黑斑”是烧制中产生的瑕疵。
笔者收藏的另一件疑似柴窑的天蓝釉象耳瓶，局部也有黑斑。后文详述。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还记载：“据《居易录》（清王士祯）云：严柱峰副宪曾矩（举）示柴窑碗一，碧色，形制甚古，流光四射，非哥、定、宣、成诸窑可比。又据《七颂堂识小录》云：马布庵见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过天青’尚未足形容。布庵曰：余目之为绛霄，盖实罕觏（遇见）。云：足见柴窑除‘雨过天青[色]’外尚有他色，岂能以黑色而疑之？”[1]（第468页）
严柱峰的“柴窑碗”的“碧色”与“天青色”显然不同，看来柴窑真有碧绿瓷。
赵汝珍在《古董辨疑》中指出：“柴器固以天青为主色，但尚有他色。据《博物要览》，则知尚有虾青、豆青、豆绿等色，不止天青一色也。”
《博物要览》没有提到“黑色”柴窑。赵汝珍是依据而论，但是认为柴窑“尚有他色”。
至于马布庵展示的椭圆洗，《七颂堂识小录》先说是“黝然”。“黝”即黑色。后引用马布庵的说法，为“绛宵”。即釉色像深红色的天空。宋代建阳窑有一种酱色釉盏，也可说是绛色。
从上述文意可以看出，《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的作者是先认定它是柴窑，才以此证明“足见柴窑除’雨过天青[色]外尚有他色”。那么，凭什么证明马布庵的这件洗就是柴窑呢？
宋代“吉州窑的黑瓷最具盛名”[3]（《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但是在清代、民国还很罕见，而赵汝珍又认为吉州窑“多数专仿柴器”。可见，当时吉州窑的黑瓷容易被误为柴窑瓷。
例如，《清高宗御制咏瓷录·咏柴窑枕》：“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牋遗。土性承足在，铜非箝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
玳瑁之色与“天青色”反差很大。了解吉州黑釉瓷的人很容易判断：这件瓷枕显然不是柴窑，而是宋代的玳瑁釉瓷。玳瑁釉瓷的底部（含足）均不上釉，出土器呈土色。
少数玳瑁釉瓷或者建阳窑的酱釉盏流传到清朝、民国，不认识的人（包括乾隆皇帝）把它们误解为柴窑器也不足为怪。
关于柴窑完整器，朱琰的《陶说·古窑考》还有记载：“王渔洋《香祖笔记》谓：贵人得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何其幸欤！”[1]（第9页）
王渔洋，原名士禛，后改名士祯，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垣台）人，生于明崇祯7年（1634），清顺治14年（1657）进士，16年（1659）任扬州推官，康熙3年（1664）内迁京官，历任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副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康熙50年（1711）去世，终年78岁。
王士祯是清初的杰出诗人，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他的才学增强了《居易录》和《香祖笔记》对文物记载的可信度。
显然，王士祯《居易录》记载的严柱峰的碧色“柴窑碗”与王渔洋（王士祯）《香祖笔记》所谓的贵人“正碧”碗是同一件。
一文形容、赞美“碧色”碗“流光四射”，一文形容、赞美“正碧”碗是“流光四照”。
博学好古的王士祯亲眼目睹了“碧色”碗，在两本书中都作了形象地记载，由此看来，《博物要览》说柴器“尚有虾青、豆青、豆绿等色”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豆绿”色。此绿不深不浅，可谓“正碧”色。
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指出：柴窑“青中有细纹开片，见于豆绿色者较多。无釉之处悉呈黄土色，然滋润细媚为古来诸窑之冠。”
如果许先生（或他所接触的收藏者、鉴赏者）没有亲眼看见，是不会得出“见于豆绿色者较多”这种结论的。
他（或他们）会不会把其它绿釉瓷误为柴窑瓷呢？
笔者以为不会。因为紧接的这句话——“无釉之处悉呈黄土色，然滋润细媚为古来诸窑之冠。”是最好的诠释。
这说明许先生（他们）所见的豆绿色瓷器具备了柴窑“粗黄土足”的特点。
上述两种文献关于“碧色碗”光泽的形容与明代《遵生八牋·燕闲青赏笺》记载的“明如镜”可谓异曲同工。由此说明：柴窑器釉面非常光滑，在阳光下反光率很高。
三、柴窑器的重要特征（鉴别依据）
文献记载“有云”的柴窑器四大特征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但是从本文前两章可知，“青如天”不是柴窑的唯一釉色，“声如磬”也不是唯柴窑或其它名窑独有。因此，这两点不是柴窑器的典型特征。不可作为鉴别依据。
在宋代，“薄如纸”是指胎薄，只有极少数瓷窑才能烧制成功。把这一特征与笔者所藏的疑似柴窑瓜形凤耳瓶比对，结果互相印证（图1）。因胎薄，这件瓜形凤耳瓶上手感觉很轻。
因此可以认定：胎薄如纸是柴窑器的重要特征。
釉色瓷“明如镜”的效果是因为釉面细腻光滑。在宋代，也只有极少数瓷窑才能做到。把这一特征与笔者所藏的疑似柴窑瓜形凤耳瓶比对，结果可谓互相印证（图2）。
因此，釉面细腻光滑，明亮如镜（反光强烈）也是柴窑器的重要特征。
《新增格古要论·古窑器论》说柴窑器“滋润细腻，有细纹”。“滋润细腻，有细纹”显然是指釉汁、釉面。这一特征与笔者所藏的疑似柴窑瓜形凤耳瓶比对，结果依然相互印证。其釉面“细纹”内敛，呈灰黑色，不是很显眼。其形成的开片较大，比较疏朗（图2）。
在北宋，官窑也有细纹（俗称牛毛纹），开片较大，但是比较明显，绝大多数为褐色。
因此可以认定：带有细纹，其内敛、疏朗是柴窑器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在宋代，“粗黄土足”不见于汝、官、哥、钧、定以及景德镇窑。这个特征具有排它性。因为汝窑多为“香灰胎”（实为灰白胎）；官窑、哥窑是“铁足”（黑胎、棕色胎），或是紫红、橘黄胎；钧窑是酱色足；定窑、景德镇窑都是细白胎。
“多是粗黄土足”说明柴窑的足胎大多数呈黄土之色。这一特征与笔者所藏的疑似柴窑瓜形凤耳瓶比对，完全相互印证（图3）。但是必须说明一点：这个“黄土色”是指完整器暴露的胎色。比如圈足胎色、缩釉露胎之色。
毫无疑问，胎色土黄是柴窑器的第四个重要特征。
“多是粗黄土足”也说明并非所有的柴窑瓷器都是“粗黄土足”，也有一些柴窑器不是“粗黄土足”，而是细腻的上釉之足。
2015年5月，笔者在苏州古玩市场发现并购藏了一件既似柴窑、又似汝窑的天蓝釉象耳瓶。不仅胎薄，而且釉面细腻光滑（反光强烈），开片纹既不是蟹爪纹、也不是鱼子纹。其细纹疏朗、内敛（图4）。但是底部却非“粗黄土足”，而是圈足满釉，采用支钉具支烧，留下5个细小的支钉痕。其一面的腹部、胫部和底部釉面均有一片黑斑瑕疵（图5）。
因此，我认为：“粗黄土足”的柴窑器很可能属于商品瓷，大量生产。而御用柴窑器应该如同这件象耳瓶，采用支钉垫具装烧。其造型考究，釉面更加细腻。
这件瓷器的象耳端有一处脱釉，其露胎近似土色，只是偏红（图6）。
佚名的《瓷鉴》指出：“柴窑真者，其釉无论何色皆深浅一律，毫无搀杂配合之状。其色之均匀，其釉之滋润，非后世所能仿造也。伪造者，其釉或混或亮，其色或浅或深，终有不匀之处，且显系由他色配合而成，与真者迥乎不同也。”[2]（第297页）
这一特征与笔者所藏的疑似柴窑天蓝釉瓜形凤耳瓶、天蓝釉象耳瓶比对，同样相互印证。由此可知，“釉色均匀，深浅一律”是柴窑器的第五个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柴窑的五个重要特征可以归纳为四句话——胎薄如纸，胎色土黄。釉面细腻光滑，明亮如镜。带有细纹，其内敛、疏朗。釉色均匀，深浅一律。
这些可信的重要特征是柴窑瓷器的鉴别依据。
四、疑似柴窑器的鉴别
当前，目鉴疑似柴窑器，可以采用上述四条鉴别依据。
比如日本对中如云先生收藏的“青百合花瓶”（日本命名）。在2009年，媒体为这件所谓“柴窑”瓷器闹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罕见中国国宝首现日本”。采用上述柴窑鉴别依据，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不是柴窑器。
准确说，这件瓷器应该叫作孔雀蓝釉花觚。可用故宫收藏的清康熙蓝釉花觚对照。
看其底部图片便知，不是“粗黄土足”。其釉面也无细纹，釉色也不均匀。上身（颈部及以上）色浅，下部色深，在喇叭足面上，还有一圈积釉，其色更深。
因此可以断定：青百合花瓶（孔雀蓝釉花觚）不是五代后周柴窑器。可以说，“罕见中国国宝首现日本”的说法不过是一个破碎的诳语。
再看看笔者收藏的天蓝釉瓜形凤耳瓶。用上述柴窑鉴别四条依据仔细比对、鉴别：
首先，从此瓶的花口可以看出，属于薄胎。上手很轻。从此瓶的底部可以看出，圈足露胎，胎色土黄。
观察釉面，可谓细腻光滑，细纹内敛、疏朗，釉色均匀，深浅一律。
其釉面因土壤的污染，产生白斑，总体上没有明亮如镜（反光强烈）的感觉。但是依然可以看出釉面光滑，局部反光还是比较强。
这件瓷器有不少原生痕迹：胫部一面有一个穿孔、两处较大的露胎缩釉（图7），相对一面也有几处露胎缩釉。腰部也有一处露胎缩釉。
笔者另一件天蓝釉象耳瓶，除开黑斑瑕疵外，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品质可谓上乘。为了最大限度的美观，它采用了极尖的支钉垫具装烧。这种工艺得到汝窑（清凉寺窑）的传承。
尽管天蓝釉瓜形凤耳瓶品相较差，但是它和天蓝釉象耳瓶都是极为难得的柴窑瓷，它们可以作为标准器。
引用的文献：
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李雪梅主编：《中国古玩辨伪全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余继明、杨寅宗主编：《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图1
图2
图3
图4
图6
图7
作者把柴窑的五个重要特征归纳为四句话——胎薄如纸，胎色土黄。釉面细腻光滑，明亮如镜。带有细纹，其内敛、疏朗。釉色均匀，深浅一律。并认为这个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柴窑鉴别的依据。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literature records of Chai's kiln in the Wudai Zhou Dynasty,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fiv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i kiln into four sentences.——the body of the porcelain is thin like paper, The color of the porcelain is like loess. The glazed surface is fine and smooth, Bright as a mirror.
关键词：后周柴窑
关于五代后周柴窑,网络上众说纷纭。甚至还出版了有关的书籍。2010年3月，笔者在本地古玩城发现并购藏了一件疑似柴窑的瓜形凤耳瓶。其圈足露胎，是土黄色（图1）。于是开始了对它的研究。结果发现：这是一件后周柴窑瓷器。
本人对古代收藏品的研究还是习惯于追根溯源，把文献记载与疑似文物进行比对、互鉴，并且尽量寻找佐证，以避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对于所藏的两件疑似柴窑器进行的研究也是如此。
一、有关柴窑的文献记载及不同的鉴别观点
明人曹昭《新增格古要论·古窑器论》记载：“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1]（《说陶》第363页）
清人朱琰在《陶说·古窑考》记载：“后周柴窑（小标题）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作将来。”[1]（第9页）
朱琰在《陶说·古窑考》中说的这句话是从《夷门广牍》（明代人同履靖编辑）中引用的。这本书也收编了明代曹昭《格古要论》）的记载——“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
朱琰不认同“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为了说明，在《古窑考》中举证道：“按：后周都（都城）汴（汴梁），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即在其都（汴梁）内。”[1]（第9页）
朱琰认为柴窑位于后周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是由北宋官窑和汝窑之地推断。至于柴窑究竟是产于郑州还是汴梁，本文不作讨论。
明代的高濂在《遵生八牋·燕闲清赏笺》记载：“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然柴[窑器]，则余未之见，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磁[胎]也。而曹明仲（曹昭）则曰：柴窑足多黄土[色]，何相悬也？”[1]（第375页）
由此可知，明代就有柴窑瓷是薄瓷胎的说法，并非后人所谓的“薄如纸”是指釉汁。
例如，民国的北大教授许之衡就说：“然‘薄如纸’一语乃指釉汁言，非指瓷胎言也。”[2]（《中国古玩辨伪全书》，第295页）
民国的博古大家赵汝珍批驳了这个观点。他在《古董辨疑》中指出：“柴窑之四大优点，研究瓷器者均能言之……至薄如纸一语，有谓系指釉汁言，非指瓷胎言者。按：釉汁薄亦非难事，其他瓷器亦常有之，且从来评瓷者并不以釉汁薄厚分优劣也。若然，则钧窑、元瓷何以亦为世宝也？”[2]（第296页）
的确如此。如果以釉汁薄为优点，那么釉汁厚的钧窑、元瓷（指元钧）怎么也当作世间的宝贝呢？
无疑，“薄如纸”是指瓷胎薄。
赵汝珍还指出：“若声如磬，更不足奇。只要瓷薄、形圆、体大，均能作磬声。今日北京小摊上常有出售之仿宋大碗，击之皆磬声，并不足奇也。至明如镜，亦非瓷器之美点，此固研究瓷器所晓然者。总之，柴器之妙固已毫无可疑，惟用此数语以赞扬，是足以侮之，辨柴器者绝不可仅以此为据也。”[2]（第296页）
同时，赵汝珍进一步指出：“宋时仿柴器者甚多，如汝窑之淡青、豆青、虾青等色，皆仿柴器为之者。江西永和市吉州窑，亦多数专仿柴器。东京（今开封）东窑，亦专以仿柴为主，此皆最著名者。……其仿之佳者，在当时每足乱真，鉴别已不易矣。”[2]（第297页）
由于柴窑瓷在民国“鉴别已不易”，那么，如何对待这些宋“柴器”呢？赵汝珍不愧是博古大家，他给出了一种的方法，指出：“今世故宫所存之柴器，其真伪亦无法确定。盖柴器既系人力所造，则后世即能仿之。后周以偏安之局尚能为之，宋室以全国之力[为之，]安知其不可及也？故今日存之柴器，未必无宋时仿造者。总之,只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者，再不背出时代，便谓之柴器可也。”[2]（第297页）
赵某所言的“不背出时代”当指不出宋朝的范围。即断代到宋朝的“柴器”，皆可谓之柴窑器。
这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法。既然宋朝的仿品已经乱真，两代又紧紧相随，现代的我们又何必纠结不放呢？但是，必须把握可信的柴窑特征，以此作为鉴别依据。这就需要对文献记载的柴窑特征进行甄别，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二、柴窑器的收藏和文献记载及浅析
民国人邵蜇民、余戟门在《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载：“柴窑，予所见者，仅古物陈列所陈列之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所藏大小两瓶及故宫（今北京故宫）所藏撇口碗数枚而已。瓶式奇古，大者为黑黄色，小者为天蓝色带黑斑，似无红[斑]之钧器。碗为黑色带黄斑，碗内现黄色秋叶一片，似已被虫蚀者，异常俏皮。”[1]（第468页）
显然，上述的碗其实是吉州窑的黑瓷木叶贴花碗，被误解为柴窑。上述的“大小两瓶”，大的“为黑黄色”（即褐色），按照明代“青如天”的说法，似乎不属于柴窑。小的“为天蓝色带黑斑”，从“天蓝色”的釉色看，倒是疑似柴窑器。其“黑斑”是烧制中产生的瑕疵。
笔者收藏的另一件疑似柴窑的天蓝釉象耳瓶，局部也有黑斑。后文详述。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还记载：“据《居易录》（清王士祯）云：严柱峰副宪曾矩（举）示柴窑碗一，碧色，形制甚古，流光四射，非哥、定、宣、成诸窑可比。又据《七颂堂识小录》云：马布庵见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过天青’尚未足形容。布庵曰：余目之为绛霄，盖实罕觏（遇见）。云：足见柴窑除‘雨过天青[色]’外尚有他色，岂能以黑色而疑之？”[1]（第468页）
严柱峰的“柴窑碗”的“碧色”与“天青色”显然不同，看来柴窑真有碧绿瓷。
赵汝珍在《古董辨疑》中指出：“柴器固以天青为主色，但尚有他色。据《博物要览》，则知尚有虾青、豆青、豆绿等色，不止天青一色也。”
《博物要览》没有提到“黑色”柴窑。赵汝珍是依据而论，但是认为柴窑“尚有他色”。
至于马布庵展示的椭圆洗，《七颂堂识小录》先说是“黝然”。“黝”即黑色。后引用马布庵的说法，为“绛宵”。即釉色像深红色的天空。宋代建阳窑有一种酱色釉盏，也可说是绛色。
从上述文意可以看出，《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的作者是先认定它是柴窑，才以此证明“足见柴窑除’雨过天青[色]外尚有他色”。那么，凭什么证明马布庵的这件洗就是柴窑呢？
宋代“吉州窑的黑瓷最具盛名”[3]（《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但是在清代、民国还很罕见，而赵汝珍又认为吉州窑“多数专仿柴器”。可见，当时吉州窑的黑瓷容易被误为柴窑瓷。
例如，《清高宗御制咏瓷录·咏柴窑枕》：“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牋遗。土性承足在，铜非箝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
玳瑁之色与“天青色”反差很大。了解吉州黑釉瓷的人很容易判断：这件瓷枕显然不是柴窑，而是宋代的玳瑁釉瓷。玳瑁釉瓷的底部（含足）均不上釉，出土器呈土色。
少数玳瑁釉瓷或者建阳窑的酱釉盏流传到清朝、民国，不认识的人（包括乾隆皇帝）把它们误解为柴窑器也不足为怪。
关于柴窑完整器，朱琰的《陶说·古窑考》还有记载：“王渔洋《香祖笔记》谓：贵人得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何其幸欤！”[1]（第9页）
王渔洋，原名士禛，后改名士祯，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垣台）人，生于明崇祯7年（1634），清顺治14年（1657）进士，16年（1659）任扬州推官，康熙3年（1664）内迁京官，历任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副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康熙50年（1711）去世，终年78岁。
王士祯是清初的杰出诗人，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他的才学增强了《居易录》和《香祖笔记》对文物记载的可信度。
显然，王士祯《居易录》记载的严柱峰的碧色“柴窑碗”与王渔洋（王士祯）《香祖笔记》所谓的贵人“正碧”碗是同一件。
一文形容、赞美“碧色”碗“流光四射”，一文形容、赞美“正碧”碗是“流光四照”。
博学好古的王士祯亲眼目睹了“碧色”碗，在两本书中都作了形象地记载，由此看来，《博物要览》说柴器“尚有虾青、豆青、豆绿等色”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豆绿”色。此绿不深不浅，可谓“正碧”色。
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指出：柴窑“青中有细纹开片，见于豆绿色者较多。无釉之处悉呈黄土色，然滋润细媚为古来诸窑之冠。”
如果许先生（或他所接触的收藏者、鉴赏者）没有亲眼看见，是不会得出“见于豆绿色者较多”这种结论的。
他（或他们）会不会把其它绿釉瓷误为柴窑瓷呢？
笔者以为不会。因为紧接的这句话——“无釉之处悉呈黄土色，然滋润细媚为古来诸窑之冠。”是最好的诠释。
这说明许先生（他们）所见的豆绿色瓷器具备了柴窑“粗黄土足”的特点。
上述两种文献关于“碧色碗”光泽的形容与明代《遵生八牋·燕闲青赏笺》记载的“明如镜”可谓异曲同工。由此说明：柴窑器釉面非常光滑，在阳光下反光率很高。
三、柴窑器的重要特征（鉴别依据）
文献记载“有云”的柴窑器四大特征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但是从本文前两章可知，“青如天”不是柴窑的唯一釉色，“声如磬”也不是唯柴窑或其它名窑独有。因此，这两点不是柴窑器的典型特征。不可作为鉴别依据。
在宋代，“薄如纸”是指胎薄，只有极少数瓷窑才能烧制成功。把这一特征与笔者所藏的疑似柴窑瓜形凤耳瓶比对，结果互相印证（图1）。因胎薄，这件瓜形凤耳瓶上手感觉很轻。
因此可以认定：胎薄如纸是柴窑器的重要特征。
釉色瓷“明如镜”的效果是因为釉面细腻光滑。在宋代，也只有极少数瓷窑才能做到。把这一特征与笔者所藏的疑似柴窑瓜形凤耳瓶比对，结果可谓互相印证（图2）。
因此，釉面细腻光滑，明亮如镜（反光强烈）也是柴窑器的重要特征。
《新增格古要论·古窑器论》说柴窑器“滋润细腻，有细纹”。“滋润细腻，有细纹”显然是指釉汁、釉面。这一特征与笔者所藏的疑似柴窑瓜形凤耳瓶比对，结果依然相互印证。其釉面“细纹”内敛，呈灰黑色，不是很显眼。其形成的开片较大，比较疏朗（图2）。
在北宋，官窑也有细纹（俗称牛毛纹），开片较大，但是比较明显，绝大多数为褐色。
因此可以认定：带有细纹，其内敛、疏朗是柴窑器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在宋代，“粗黄土足”不见于汝、官、哥、钧、定以及景德镇窑。这个特征具有排它性。因为汝窑多为“香灰胎”（实为灰白胎）；官窑、哥窑是“铁足”（黑胎、棕色胎），或是紫红、橘黄胎；钧窑是酱色足；定窑、景德镇窑都是细白胎。
“多是粗黄土足”说明柴窑的足胎大多数呈黄土之色。这一特征与笔者所藏的疑似柴窑瓜形凤耳瓶比对，完全相互印证（图3）。但是必须说明一点：这个“黄土色”是指完整器暴露的胎色。比如圈足胎色、缩釉露胎之色。
毫无疑问，胎色土黄是柴窑器的第四个重要特征。
“多是粗黄土足”也说明并非所有的柴窑瓷器都是“粗黄土足”，也有一些柴窑器不是“粗黄土足”，而是细腻的上釉之足。
2015年5月，笔者在苏州古玩市场发现并购藏了一件既似柴窑、又似汝窑的天蓝釉象耳瓶。不仅胎薄，而且釉面细腻光滑（反光强烈），开片纹既不是蟹爪纹、也不是鱼子纹。其细纹疏朗、内敛（图4）。但是底部却非“粗黄土足”，而是圈足满釉，采用支钉具支烧，留下5个细小的支钉痕。其一面的腹部、胫部和底部釉面均有一片黑斑瑕疵（图5）。
因此，我认为：“粗黄土足”的柴窑器很可能属于商品瓷，大量生产。而御用柴窑器应该如同这件象耳瓶，采用支钉垫具装烧。其造型考究，釉面更加细腻。
这件瓷器的象耳端有一处脱釉，其露胎近似土色，只是偏红（图6）。
佚名的《瓷鉴》指出：“柴窑真者，其釉无论何色皆深浅一律，毫无搀杂配合之状。其色之均匀，其釉之滋润，非后世所能仿造也。伪造者，其釉或混或亮，其色或浅或深，终有不匀之处，且显系由他色配合而成，与真者迥乎不同也。”[2]（第297页）
这一特征与笔者所藏的疑似柴窑天蓝釉瓜形凤耳瓶、天蓝釉象耳瓶比对，同样相互印证。由此可知，“釉色均匀，深浅一律”是柴窑器的第五个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柴窑的五个重要特征可以归纳为四句话——胎薄如纸，胎色土黄。釉面细腻光滑，明亮如镜。带有细纹，其内敛、疏朗。釉色均匀，深浅一律。
这些可信的重要特征是柴窑瓷器的鉴别依据。
四、疑似柴窑器的鉴别
当前，目鉴疑似柴窑器，可以采用上述四条鉴别依据。
比如日本对中如云先生收藏的“青百合花瓶”（日本命名）。在2009年，媒体为这件所谓“柴窑”瓷器闹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罕见中国国宝首现日本”。采用上述柴窑鉴别依据，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不是柴窑器。
准确说，这件瓷器应该叫作孔雀蓝釉花觚。可用故宫收藏的清康熙蓝釉花觚对照。
看其底部图片便知，不是“粗黄土足”。其釉面也无细纹，釉色也不均匀。上身（颈部及以上）色浅，下部色深，在喇叭足面上，还有一圈积釉，其色更深。
因此可以断定：青百合花瓶（孔雀蓝釉花觚）不是五代后周柴窑器。可以说，“罕见中国国宝首现日本”的说法不过是一个破碎的诳语。
再看看笔者收藏的天蓝釉瓜形凤耳瓶。用上述柴窑鉴别四条依据仔细比对、鉴别：
首先，从此瓶的花口可以看出，属于薄胎。上手很轻。从此瓶的底部可以看出，圈足露胎，胎色土黄。
观察釉面，可谓细腻光滑，细纹内敛、疏朗，釉色均匀，深浅一律。
其釉面因土壤的污染，产生白斑，总体上没有明亮如镜（反光强烈）的感觉。但是依然可以看出釉面光滑，局部反光还是比较强。
这件瓷器有不少原生痕迹：胫部一面有一个穿孔、两处较大的露胎缩釉（图7），相对一面也有几处露胎缩釉。腰部也有一处露胎缩釉。
笔者另一件天蓝釉象耳瓶，除开黑斑瑕疵外，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品质可谓上乘。为了最大限度的美观，它采用了极尖的支钉垫具装烧。这种工艺得到汝窑（清凉寺窑）的传承。
尽管天蓝釉瓜形凤耳瓶品相较差，但是它和天蓝釉象耳瓶都是极为难得的柴窑瓷，它们可以作为标准器。
引用的文献：
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李雪梅主编：《中国古玩辨伪全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余继明、杨寅宗主编：《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图1
图2
图3
图4
图6
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