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阴暗面：叔本华、尼采和迈因兰德的上帝之死
2020-04-16 18:34阅读：
作者：Carlos Javier González Serrano
在1832年的霍乱之书中，阿图尔·叔本华怀念的回忆起他在幼年时期与家人一起旅行时发现的许多东西，这要归功于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Heinrich
Floris）的努力，他使他的儿子意识到人类的存在的不安定。在这本书中，叔本华指出了“疾病、痛苦、衰老和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毫无阻拦的“高呼其真理”。
年轻的阿图尔的结论，来源于他对周围一切事物的细心观察，没有比这更有力也更深刻的断言：“这个世界”，他写道：“不可能由一个充满善意的神所创造，而是魔鬼的作品，这个魔鬼享受着他给生命带来的苦难，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的想法主导了我。”
三十年后，菲利普·迈因兰德（1841-1876）——他是叔本华的忠实读者，但在一些关键点上与叔本华的学说相分离——在他的《救赎哲学》“道德”第23节中，假定了一种“理想状态”（idealen
Staat），他解释道，在这种理想状态中，人将不受其先天邪恶的影响，和解与内心的平静构成了这种高度理想的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
与他的老师叔本华不同（鉴于他在政治上的极端保守），迈因兰德（Mainländer）真诚而激进地参与了工人的斗争，因为在欧洲建立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造成毁灭性后果。菲利普倡导工人联合起来推翻资本家的特权以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在他的《救赎哲学》中有不少片段。比如，它在上述作品“政治”第37节中谴责说——
“在经济领域，工人及其力量无疑是自由的，但工作收入却非常有限。这样一来，工人实际上就成了仆人。为了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他能以任何形式为他的君主工作，于是最冷酷，最可怕的暴君出现了，那就是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另一个伟大的文明法则：社会苦难法则。”
尽管这样的“理想状态”可
能会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因为在迈因兰德看来，我们坚持以更积极的角度看待生活，但另一方面，根据叔本华1832年的反思，最终有四种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无论是神还是人——能够将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出生，疾病，衰老和死亡的痛苦，伴随着每一个人”。
对于尼采（一个叔本华和迈因兰德作品的热心读者和学者）而言，苦难也占据了人的生命——尽管他学说的某些错误的信奉者试图否认这一点，从而极端夸大了尼采的生命主义——更重要的是，苦难是我们生存的根本特征之一，因为当我们不断地、无望地去寻找一种存在的意义时，这个意义却总是逃开我们。尼采如此真诚而准确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并以一种新的姿态来接受了叔本华和迈因兰德对于苦难的肯定，那就是我们如何不否认一种使一切不利于我们的生活？查拉图斯特拉自己也认识到，他面对的最黑暗、最深不可测的诱惑之一，就是屈服于叔本华学说所产生的那种忧郁的同情。更糟糕的是，但泽的思想家关闭了任何通往世俗幸福的大门，他在附录与补遗（第12章，第152节）写道：“工作，烦恼，疲惫和需求充塞着人的一生，这是所有的人的命运。但是如果所有的欲望一出现就被满足了，那么在人的一生中，时间又能为什么填满呢？”
在叔本华看来，世界是一个骗局（正如巴尔塔沙·葛拉西安在《批评家（El Criticón）》的Crisi
5开头写道的，自然界是“谨慎的、甚至是欺骗性的”，它使我们相信生活是“幸福的王国”，而不是
“不幸的囚禁”），意志作为生命的永动机，是一个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设下的陷阱：欲望、渴爱……简而言之，任何意志都是对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做出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永远无法得到拯救的原因。陷阱就是生命本身，因为归根结底（WVR
I，IV，§57），“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想要和实现之间流动的”，而欲望，无论以任何形式，总是包含着痛苦，因为
“无论一个人被怎样的幸福所触动，无论他是什么，拥有什么，都不可能从生命所固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自我们的存在之初，自然界就把我们拖入了这种匮乏的痛苦，而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希望从我们的文化中剔除的。但应当注意，不是剔除病变的器官，也不是消除造成痛苦的生命，而是肯定这种苦难本身，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尼采对接受苦难没有任何顾忌，他在作品中也没有犹豫不决，甚至认为自己将永远屈服于叔本华的影响之下：“如果地球上每时每刻落下的眼泪都聚一起流淌，那么，在不幸的草场上将会永远地流过一股巨大的水流”(KSA
9 4
[227])。应当知道，痛苦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尼采的生命：无论是他身体上的病痛，还是别人对他的误解与他的孤独，都将他引入了一个令人疲惫的叔本华式的迷宫，然而正如他在1882年圣诞节给Overbeck的信中所承认的那样(Correspondencia.
Trotta: Madrid, 2005, pp. 304-305.)，他渴望发现一种特殊的炼金术配方——
“如果我不发挥炼金术师的神奇，不把这些垃圾也变成金子，我就完了。我在这里有最宝贵的机会来证明，对我来说，所有的经验都是有用的，所有神圣的日子，所有神圣的人都是有用的。”
正如他在《瞧，这个人》的开头写到的那样，患病可以反过来成为“生命有力的兴奋剂，使生命变得丰富多彩”。
尼采承认，正是疾病（要注意的是，他说的不仅是肉体上的疾病，更重要的是，他说的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疾病”的东西）才使他“重新发现了生命，也发现了自我，能感到所有美好的事，甚至小事也很有味道，而其他人却无法轻易地感觉出来”
，他认为自己正是从“对健康和生命的意志中”创造了他的哲学，他总结了几句重要的话，这些话表明他已经从叔本华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我生命力最低的那几年，就是我不再悲观的那几年”。
因此，真正的英雄，正如我们在《快乐的科学》中读到的那样，是“既要面对最大的苦难，又要怀抱最大的希望”（第268节）。
所以尼采建议说，我们必须怀疑，极端的悲观主义哲学体系不一定是崇高苦难的结果（§48），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对生命的无知，是对生命无端的侮辱和指责。
因此，我们在《查拉图斯特拉》（侏儒的道德）中读到——
“与惬意相协调的，惟有谦逊的德性......根本上他们天真地最想要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人伤害他们。所以他们先行迎合每个人，对每个人都好生相待。但这就是怯懦：虽然这也被叫做德性……在他们看来，德性就是使人谦卑和驯服的东西：他们因此使狼变成狗，使人类本身变成人类最好的家畜。”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面对叔本华和他的悲观主义，尼采并没有陷入意志的麻木和对这种不幸生活的放任，而是通过对自己生命的肯定，占有并超越了苦难。
对尼采来说，这种生命主义的假设将是唯一可能揭开悲观主义的谬误和基督教给世界带来的邪恶影响的手段（它许诺用接受苦难来换取永恒的救赎，但前提却是——正如马太福音4.23-25
和5.1-12所说——我们成为“精神上的穷人”）。
尼采不承认这种以物易物。唯一的解决办法（这不是确定的，而是永久的，但总是用动词组的连接词——因为苦难是生命的同质性）是查拉图斯特拉在《在幸运的岛上》中向我们提出的——
“创造——这是对于痛苦的大解脱，以及生命的缓解。但为了成为创造者，本就必需有痛苦和大量的转变。是的，你们这些创造者，在你们的生命中必有痛苦得多的死亡……为了使创造者本人成为新生的婴儿，他就必须也愿意成为孕妇，承担孕妇之苦。”
这种“形而上学的疾病”——我已经把犹太教-基督教道德的影响指定为“形而上学的疾病”——把颓废的精神烙印在人的身上，但对于尼采来说，当我们提到“上帝之死”的概念时，就会获得特殊的意义。在尼采看来，这个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归根结底是意识到自己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这位出生于罗肯（Röcken）的思想家表明，上帝之死——这一场在许多人眼里的真正的噩梦，如果被有效地接受，就能转化为价值论上的空白，达到积极的虚无主义。正如海德格尔在关于尼采的著作中指出的那样，虚无主义开始于认真对待“上帝已死”这一事实的发生。
这个活动已经开始。
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理解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时代中，“以前”的终点和价值都将消失：因此，这不是一个简单地去除颓废，去除病变器官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匮乏并没有带来遗憾，“相反，它被当作一种解放来迎接，作为一种最终的征服来推动，并被承认为一种完成”。
这种“形而上学的疾病”——我已经把犹太教-基督教道德的影响指定为“形而上学的疾病”——把颓废的精神烙印在人的身上，但对于尼采来说，当我们提到“上帝之死”的概念时，就会获得特殊的意义。
在尼采看来，这个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归根结底是意识到自己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这位出生于罗肯（Röcken）的思想家表明，上帝之死——这一场在许多人眼里的真正的噩梦，如果被有效地接受，就能转化为价值论上的空白，达到积极的虚无主义。正如海德格尔在关于尼采的著作中指出的那样，虚无主义开始于认真对待“上帝已死”这一事实的发生。
这个活动已经在进行中。
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理解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时代中，“以前”的终点和价值都将消失：因此，这不是一个简单地去除颓废，去除病变器官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匮乏并没有带来遗憾，“相反，它被当作一种解放来迎接，作为一种最终的征服来推动，并被承认为一种完成”。
这种“形而上学的疾病”——我已经把犹太教-基督教道德的影响指定为“形而上学的疾病”——把颓废的精神烙印在人的身上，但对于尼采来说，当我们提到“上帝之死”的概念时，就会获得特殊的意义。
在尼采看来，这个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归根结底是意识到自己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这位出生于罗肯（Röcken）的思想家表明，上帝之死——这一场在许多人眼里的真正的噩梦，如果被有效地接受，就能转化为价值论上的空白，达到积极的虚无主义。正如海德格尔在关于尼采的著作中指出的那样，虚无主义开始于认真对待“上帝已死”这一事实的发生。
这个活动已经在进行中。
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理解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时代中，“以前”的终点和价值都将消失：因此，这不是一个简单地去除颓废，去除病变器官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匮乏并没有带来遗憾，“相反，它被当作一种解放来迎接，作为一种最终的征服来推动，并被承认为一种完成”。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并不是第一个在道德层面宣布上帝死去的人。让·保罗·里克特（Jean Paul
Richter）于 1796年在《死去的基督在宇宙顶端的讲话》中写道：“上帝死了！天上一无所有……哭泣吧，孩子们！你们不再有父亲！”
杰拉德·德内瓦尔（Gérardde
Nerval）在他的诗《橄榄山上的基督》（1844年）中也写道：“上帝不在了……你知道这件事吗，朋友？上帝缺少祂的祭坛，而我就是其中的供物。上帝不在了，上帝不在了！然而他们仍在沉睡。”
另一方面，尼采在著名的《快乐的科学》
§125中所说的话与德内瓦尔的诗惊人地相似，他通过“狂人”的讲话中说出了上帝的死，：“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我们杀了他！你们和我，都是凶手！曾经是这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他现在已倒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后来，在§343中，他将这一重要事件称为“最伟大的事件——上帝死了，对基督上帝的信仰已经变得不可信了。这个事件已经开始在欧洲上空投下它第一片阴影”。
因此，上帝之死是一个社会的和主观的内在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向上帝寻求慰藉和把上帝视作一切事物基础的做法，使我们成为软弱虚无主义的帮凶。正如查拉图斯特拉在“叛教者”中所解释的那样，“那个懦弱的魔鬼”低声告诉我们“上帝是存在的”，迫使我们双手合十，绝望地祈祷；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克服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把上帝之死当作一个头脑中(而不是在圣书或祭司的布道中)必要事实的有良心的人来说，求助于祈祷只能引起“羞耻”。在与康德的正面冲突中(见《纯粹理性批判》，KrV.A.829，这位哲学家解释说，“没有人能夸口知道上帝的存在和未来的生活；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他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人”)，尼采认为我们对上帝的存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为自己不必成为说谎者而感到自豪”(KSA
13)。因此，在尼采看来上帝之死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类对真正属于他自己王国的占有，而远离神圣的天堂——
“只要你不像小孩子一样，就不能进入天国。我们却不愿意进天国。我们成人了，所以要地上的国。”(《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驴子的节日”)
与我们自己亲手杀死上帝相反(与之相关的是，我们忽略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十七章中对尼采可能的影响，在这里叔本华解释了一切宗教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形而上学”需要)，在菲利普·迈因兰德的《救赎哲学》中我们找到了一个范式和非常原始的案例可以说明上帝的消失。我们从尼采在他的书信中所引用的大量段落中知道，尼采仔细而费力地阅读了迈因兰德的作品，至少是主要的作品，他与瓦格纳和科西玛（Cosima）分享了这些作品的思想。1876年12月6日，尼采在给奥弗贝克（Overbeck）的信中说道，他和保罗·雷（Paul
Rèe）“读过很多伏尔泰的书，现在轮到迈因兰德了”(Correspondencia. Volumen III. Enero
1875-diciembre 1879, Trotta, p.187)。正如曼努埃尔·佩雷斯·科内霍（Manuel Pérez
Cornejo）在我们编写的《救赎哲学》一书的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令人震惊的是，几天后（12月19日）尼采向科西玛写信，并解释说他拒绝了叔本华的主要论断，
瓦格纳（Wagner）当时的妻子对这个消息感到惊讶（我们当然可以想象，音乐家对这个信息感到困惑），这使尼采与仍然担任尼采本人和瓦格纳（Wagner）老师的那个人产生了距离——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早在1860年就去世了。
【译者：作者接下来的几段与“未知的哲学家：菲利普·迈因兰德”一文完全相同，故不译出，只给出连接：未知的哲学家：迈因兰德】
在尼采和迈因兰德那里，上帝之死都发生了：在第一种情况下，通过一个主观的人类学进程，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道德和巨大的影响；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上帝自己通过自杀以回应纯粹存在的永恒性所包含的乏味（也是对痛苦的回应）。
一个相同的事实，产生了绝对不同的结果。对尼采而言，必须由超人提出一种生存现实（根据权力意志）的新的解释，最终设法使生命的真实价值得以彰显——而不是减损它，让它浸染在颓废道德的阴影中。
而在Mainländer那里，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意志，一旦发现上帝的死亡，就会转化为死亡的意志（Wille zum
Tod），成为唯一能够找到救赎的人（Erlösung）——
“主动否定生存意志的人，在死亡中收获的是彻底的、永远的寂灭。他打破了自己的形体，而宇宙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加以重建。他已从生命之书中被永远的抹去了，被抹去的还有因他存在的特殊性所带来的一切折磨和苦难。他不能要求也无需要求任何东西。随着性欲的弃绝，他已经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了，而在此之前，他的意志则在恐惧中受着煎熬，就像一个垂死的人（或译：伤痕累累的人）在死亡面前那样。他从存在中被救赎（Sein
Typus ist erlöst），这就是对他的甜蜜奖励。 ”(《救赎的哲学》，形而上学，17页)
尼采毫无犹豫地在他的信中提到迈因兰德是一个纯洁的圣人，因此没有疑问的是，前者通过阅读《救赎哲学》而欠上了后者概念上的债务——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指出，“上帝之死”的概念，以及在《权力意志》和《曙光》中出现的概念，与迈因兰德的作品有着强相关性。但如果说尼采的那种转变——几乎在一夜之间放弃了追随叔本华的学说——是阅读迈因兰德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有必要宣扬、解释、发展，特别是承担上帝死亡的后果，那只是一个空想。当然，尼采的作品和书信，至少表明了一种他与迈因兰德惊人的思想亲缘性。
最后，两位哲学家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让我们去思考，那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能否在不曲解尼采的情况下，以某种方式转化成迈因兰德的死亡意志？或者，迈因兰德所指的“伤痕累累的人”（可能是尼采超人的摹本）在权力意志的保护下是否会屈服于迈因兰德的黑夜与咒语？简而言之，迈因兰德所预设的“本体论疾病”是否排除了尼采部署超人武器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