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的直接责任者是哪个？
2020-03-08 08:05阅读：
说明：此文摘自《昨天》127期，作者张一哲。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当年揪斗和拷打老舍从而直接导致他自杀的人，究竟是谁？这么简单的事情却至今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呢？
笼统地说老舍是文革迫OO害致死、是“四人帮”迫（（害致死，是不够的。这样的说法过于抽象，它屏蔽了具体的、却很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事实。
当年揪斗和拷打老舍从而直接导致老舍自杀的人，究竟是谁？他们后来受到了惩罚吗？他们的良心受到过谴责吗？我只怕这是件极其容易弄明白的事情却至今没有结果。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你不认为关于老舍之死的真相还缺一些最关键的东西吗？
我们知道，文革后从“揭批查”到清理“三种人”，有许多文革中打人的尤其是打人致死的，都受到了整肃，有的还被判刑。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被枪毙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说打老舍的什么人受到惩罚了呢？好像没有报道过。我想，如果有的话，媒体早就宣传了。
以下是我综合媒体报道有关老舍之死的主要线索：
1966年8月23日，包括文联主席老舍在内的北京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在成贤街孔庙被红卫兵挂牌批斗，并施以皮带抽、拳头揍、皮靴踢和吐口水唾沫。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被虐待三个小时后，老舍等人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后来，老舍由于些微的反抗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到派出所，又被尾随而来的红卫兵继续殴打。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经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的沉思，他最后选择了死亡。
8月24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没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老舍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手提皮带的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后，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老舍儿子在文革后发表的文章说，这时立即知道他去了。其时，
按时间算，老舍这时也许还活着。所以我体会他的意思是，他们实际上是立即担心他走了，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容易有的心理。）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才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20年代初期，老舍曾在这一带工作过，据说办公地点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你现在读的《老张的哲学》）的背景。当时他不过二十六岁，就给小说的女主人公李静，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安排了自杀而死的结局。我80年代看电视剧《四世同堂》，很为剧中的主角祁天佑的投湖自尽所震撼，总觉得老舍那么早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打人的是些什么人？我所见到的报道文章，多数都是含糊其词地说是红卫兵，有些文章甚至直接说是造反派。
问题在于，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红卫兵：“造反”的红卫兵和血统论红卫兵。后者是以干部子弟特别是军干和高干子弟为主。他们中的许多人今天是以“反四人帮”、“反文革”而荣耀留名的。但在1966年的红8月中，正是这些青年人把阶级斗争矛头对准了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是多数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我清楚地记得，正是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欢欣鼓舞地庆祝所谓文革“16条”发表，认为运动的矛头将集中对着当权派的时候，血统论红卫兵们立即以极大的敏感将斗争矛头转向了非当权派，兴起了以所谓破四旧和抄家打人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文革暴力。
如果真如某些文章说的，老舍是被造反派打死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哪一个造反派组织，哪些具体的造反派成员呢？在文革后的公共话语中，造反派不就是打、砸、抢的代名词吗，直接点出打手来有什么困难吗？
点不出来，是因为事实正好相反。那时，北京中学造反派组织还没有出世。后来的中学造反派骨干，此时还在受压，或者说，还在那些高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血统论老兵的威慑之下。
假如，点出这些打人的居然恰恰是日后的造反派对立面，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真相啊。
正因为打老舍的是这些红卫兵，所以今天的媒体总是语焉不详地不说具体人，只有我见到的少数海外文章才偶尔提到有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网上有文章说，这些从部队大院出来的男女青年（当女人被这种暴力理论污染的时候也是极其可怕的），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普通商店是不卖的，当时是干部子女的特别标志之一），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帮”，嘴里还不时说着他们特有的粗话（例如有的报道者提到的“这老东西（就是指老舍）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血腥的“红8月”是这些人（而不是别人！因为后来作为替罪羊的造反派组织这时还没有出世）在横扫一切。他们的直接支持力量和后台，并不能含混地归于现在海内外一致指认的“四人帮”——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形成。相反，在“红八月”里行凶作恶的那些红卫兵，是体制内最早反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常被笼统含混地称作“四人帮”）的一批青年。
正是在老舍挨打的第二天，也就是老舍投湖的同一天，这批老红卫兵以同样的铁&&血拳头将北京最初批评L主席的大字报运动镇压下去，这就是文革中清^^华大学的“8·24事件”。
1966年8月24日是清华文革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在清华某几个高干子弟的策划下（有材料说是在某“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示意下），北京12所中学的上千名血统论红卫兵冲进清华大学，以“破四旧”和“打黑帮”的旗号，刮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飓风。他们对已在劳动改造中的清华“黑五类分子”和“黑帮分子”（多为工作组揪出的党政干部和著名教授）进行毒打，场面极为恐怖。
我后来听一位正好身在现场的人说过此事，他最深的印象是一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精神和恐怖气氛。这一天，许多清华人认为，应列为校耻纪念日。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这些血统论红卫兵推倒的。
但是，文革后的媒体从来只是抽象地把它列为红卫兵的某种“破四旧”行为，却从来不点出干这件事情的其实是与造反派对立的红卫兵，更不会点出他们的高干子弟身份。
解剖这一个典型，对全国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中那些“破四旧”、“揪黑帮”，以及抄家、打人等种种暴行的真相和实质含意，也就可以看得非常明白了。
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刚开始外传，清华校园中出现了一批反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这确实是清华“8·24事件”的背景。但是，真相与官式文革叙事的抽象导向相反，这些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与这些大字报的矛头是相反的。他们不是来给大字报助威的，相反，他们是来撕大字报的，是来镇压对刘少奇造反的造反派的。如果我们仔细揭开历史的伤疤，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奇而又尴尬的事实：1966年8月24日镇压批刘的造反派的，与导致老舍同一天死亡的，都是血统论的（中学）红卫兵。这是同一支力量、同一个指导思想、同一个目标，是对当时形势的同一个应对或者对策。简单说，那一刻，保刘少奇和打老舍的是同一个力量。这一点，如今多数人难以相信和接受。今天的官式文革叙事把刘少奇的下场与老舍的下场含混地同等对待，而且通过话语霸权让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尽管从广义上也可以说这是同一股力量所为，但细分起来，却不是一回事。实际上这是文革中两个对立的派系力量。
现在人们一直在议论文革中死了多少人。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死人最多的两个时期，一个是1966年的“红八月”，一个是1968年到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和“一打三反”时期。前一个时期，文革造反派组织还没有出世，后一个时期，造反派组织已经被解散，除上海等少数地方之外，全国多数地方的造反派正重新沦为文革初期受压的地位，而成为清队和清查“5·16”运动的对象。今天的文革官式叙事，却总是含糊其辞地把死人的责任全部推到造反派身上（尽管他们也有责任）。这是一个经过剪裁事实而重新建构的“历史”。说老实话，我正是目睹这种对文革史的伪造歪曲，才开始怀疑我年轻时所学习的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真实性。
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打死人的主要责任或直接责任者，主要就是血统论红卫兵。而在后一个时期，许多责任者也仍然是以血统论为基本共识和基本行为模式的力量。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这些人后来是以反“四人帮”的功臣被定位的，所以他们的行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受到追究。这些人不仅打老舍和其他文化人，而且打死不少老师和学生。在1966年冬天，我看过很多这样的资料。但如今，这些历史已经被尘封了。据说，文革后某高层领导人专门针对这些人有保护的批示。所以，这些幸运儿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其中有些人反而被当作“第三梯队”培养。今天他们中的不少佼佼者已经成了高官或大款。
海外的人固然无法知道具体真相，大陆的人，包括知情者，要么无权只能缄默，要么出于私欲歪曲历史；而那些死者的亲属，或者不动脑子跟着胡说，或者知道真相但不敢追究。
说出和强调一部分事实，刻意隐瞒另一部分事实，通过对史实加以精心剪裁，构造出一个远离历史真实的文革叙事和固化的文革迫害模式，然后通过话语霸权的垄断，使得后来人和大多数亲历者接受了这种文革历史叙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现实。这个叙事模式当然完全不能解释我上面说的真相。
我不想妖魔化当年的这些红卫兵。我承认他们年龄小，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有某些客观历史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后来的历史变化中也遭受过不公正待遇，其中有些人可能还成了最早的觉醒者。尽管我也是文革血统论的受害者，我并不强求他们忏悔。但是，揭穿事实的真相，从根本上有利于人们认识真实的文革。否则，以假的事实冒充真相留给历史，甚或在这样的伪历史基础上建立文革博物馆，那些受害者的灵魂能答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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