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雨花苏北读者俱乐部”成员海风《雨花》读后感
2016-10-11 23:28阅读：
读《不想说》后想说
复读数遍2015年11期《雨花》发表的《不想说》小说，总是憋不住想说几句关于教育培养孩子的问题。
这篇小说反映的大意是：五年级小学生曹一凡是一个圆心，他父母他姥爷和高老师等构成了围绕圆心关爱圆心的圆圈。这篇小说写得很精彩。小说是折射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小说中的大黄大曹曹一凡高老师等，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楼上楼下的左邻右舍的天天见面的邻居，有的人物就是“我”自己。因此自然会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响。
曹一凡在他母亲父亲和高老师的“恨铁不成钢”重压之下，敢于违反学校规定，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骑自行车去上学以及反复检讨，杀鸡给猴看，警告那些尚未冒出“出格”念头的学生。
如何教育好孩子，如何使用正确的方式方法关爱孩子，让其在身体和心灵成长期得到土壤水分阳光雨露，使之身心得到健康成长，无论是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对一个社会来说，无疑都是一个沉重而又不能不直接面对的严重问题。
此篇小说选择的是当代典型家庭结构人选：父母和孩子的三口之家。所谓的三角形结构是几何图形最为稳定的结构家庭。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在社会大背景下，究竟稳定到怎样的程度，细心的读者读后就会心知肚明。
我们来看看“眼屎大的官”大曹在曹一凡眼里的形象：“大曹总体上是体察民情，善解人意。有一次大曹送我上学的路上嘟囔了，现在的学生真苦，每天废寝忘食地学东西，工作了一点用也没有
。大曹声音很小，我还是听见了，我真想秦大操一口。可大曹转眼又说儿子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有个好前途”。瞬息万变，阴晴不定、立场一点也不坚定，难怪做了眼屎大的官。”而曹一凡的母亲“大黄在一家公司，开一辆粉红色的小轿车开车，很忙。电话成天挂在耳朵上，开个车像救火…。听说是主管好多人。“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生命”是大黄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大曹很少出差，不想大黄，三天两头出远门。”“大黄回家除了检查我的作业就是教育大曹，说大曹只会看电视一点也不关心儿子。”而大黄总是使出无可奈何的绝招，摆出一副死猪不拍开水烫的架势无声抵抗。
大黄不但自己这样方式关心儿子，还去“讨好”高老师，密切家长与老师与孩子关系，带高老师到全市最高档的美容院。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疼爱孩子，是母鸡都懂的事。而问题是孩子的父母、老师都有直接直接的关系和责任，间接的责任是用天地间的“合力”“营养”来养育孩子，让他们健康地成长，乃至成“龙”，成“凤”，成为家庭的“太阳”，祖国的栋梁。
读《不想说》，让我联想到早几年我目睹的一件心情难过的事情。那时，我的家住在宿迁市废黄河的东岸，沿岸北行，不足百米就是“黄河一号桥”，过了桥南行不足千米就是宿迁市一家医院。因为我经常在这一带“出行”，常常见行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往这家医院，拉扯呵护病人的情景。最难忘的是几年前的六月一个上午，我路过这家医院门口，看到的一幕情景，让我痛彻心碎，欲哭无泪。然而这把始终未流出的“泪水”，在我的心中化为一把“四面刀锋”的刀片，无时不在切割着我的心，那一幕成为我今生记忆中无法愈合的滴血伤口。
这家医院门口，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市区主干道，道路的东边两丈之深就是石砌的笔直的废黄河石岸。再下面就是终年奔涌深不可测的河水。我看到的情景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村妇女半坐在地上，一脸无奈地死死地抱住一个女孩的腿。女孩十五六岁，戴着眼镜，扎着马尾巴，惊弓之鸟般四下张望，时不进望望黑乎乎的河水，想猛然挣脱那妇女的“爱”，跳入河中。这时，从医院中又冲出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跃过大路，双手紧紧地拽住女孩的一只胳膊，从现场的见闻上看，从相貌上看，这名男子是女子的哥哥，妇女是他们的母亲。
女孩在跳河不能的的情况下，又猛地折回头冲向人流如潮的公路，于是，三个人又拧成一团，那位母亲摔倒又爬起，爬超又摔倒……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了自发的四面“人墙”防护，“紧张的气氛”得以缓解，热心的众人帮助他们把“疯孩子”护送到医院。听女孩子的母亲讲，临近高考的女儿，因上进心太强，日夜苦读，担心高考失败而导致精神失常！
我不知道那女孩后来病情发展如何，我不知她的父母、哥哥和家人为她付出几多痛苦与无奈煎熬和艰辛。我只明白了这是我们社会的无法抹去的疼痛！那么是谁逼“疯”了许许多多十年寒窗后“临门一脚”前的孩子？答案显而易见：是现行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
通往成功的路千条万条，现实生活中是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鲁迅先生说过，孩子长大了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对其期望值过高，切不可让他们做空头文学家。而我们大多数家长，只向幼小的孩子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只给未谙世事的孩子，指定一条当官发财的“华山”一条道，期待他们通过学习出类拔萃光宗耀祖。于是乎，千家万户的孩子在同一时间去挤通向“象牙塔”的“独木桥”，“象牙塔”容量终归有限，因此，绝大多数孩子落水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问题是一些心理素质距成熟甚远的孩子，精神便临阵崩溃，实在太令人痛心!甚至有的经过千辛苦万苦，走进大学的研究生面对就业压力竟自杀身亡！
孩子是谁的孩子？乍看上去，是家长的，而实际上是社会的。如此，家长和社会培养孩子的责任，是相辅相成的。从盛唐开始的中国的科举制度，选择了不少天下人才，但是，也坑害不少子弟。《儒林外史》的范进考举人，屡试屡考，成功之日，从悲哀低谷的瞬间跃上欢乐幸福的顶峰，竟“喜极而疯”了。在他可悲的人生舞台后面是可悲的应试制度。而“赶考”屡试屡败，败而不屈命运捉弄，“遗世独立”的大器晚成者，大有人在：国外的有，只念过小学做梦都想上大学的高尔基，对人类作出巨大成就，发明电灯电话机的爱迪生、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国内的有，《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台湾作家三毛因考试成绩不好，受老师污辱离校，在母亲的特殊教育方式下，遭遇特殊的命运百折不挠，走向成功的吗？
世间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而生命只有一次，人死不可复生。逼疯孩子的是家长和社会，拯救孩子的理所当然还是家长和社会。当今，对中国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我们应该认真地冷静反思'救救孩子'了。
二零一五的“七月风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又有相当一部分被挤下“独木桥”的孩子“落水”，家长和社会要探讨怎样善待这些孩子，帮助他们度过“危险”的过渡期，让他们从理想的天空平安着地,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
话题回到读《不想说》小说上，尽管大黄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我在文章的结尾出看到了惊喜的一幕：一有时间就审讯孩子的大黄，尽管把“审讯室”从家中延伸到高老师的办公室后，又改变到她“轿车”里，这样身体上近距离接触儿子，而她“不想说，一直不想说”的儿子，推开车门一路狂奔，“大黄和大黄的粉红色小车在身后越来越远。”宣告了大黄教育的失败，儿子叛逆的成功。这是这篇小说的点睛之笔。
要说这篇小说的不能认同的地方，那就是作者在认知五年级小学生曹一凡上，有些超出他诗集年纪的感受，比如“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就有些牵强。这是把成人的认知与感受加在了孩子的头上。还有“什么事情都有底线”，这是成熟人心态。假如他时时刻刻记住这个“底线”理念，墨守陈规，那还有什么指望。这对于塑造叛逆的生龙活虎活泼可爱的孩子形象会有抵触。尤其是会与文章的最后亮点收尾构成不谐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