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理论——比较文学的视角
2018-04-03 10:44阅读：
阅读的一种比较学观点？
选录自彭建华《当代比较文学》 （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页
对于比较文学，人们已经习惯机械论的接受模式：发送者（债权方）、传送者/传播者（中介）、接受者（债务方）。然而，在阅读的层面上，读者远不止于作为确定功能执行者，其中有更多文化、主体（创造性的）机制在发挥作用。阅读是比较（文学）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直接阅读外语（文学）作品，或者翻译外语（文学）作品，在根本上，首要的问题是阅读行为本身。
在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印度、日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往往是教师用外语讲授外国文化/文学，学生直接阅读、研究外语作品，因为人们基于不同的理由来学习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外国留学生在其留学目的地国家努力学习第三方的外语和外国文学，甚至有某种不愉快的回忆。1920年3月30日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写道：“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1]
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且美利加非我
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
……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2]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与实》在谈到“比较的”阅读时论述了外语（作品）阅读，“劳斯（Robert
Lowth）在题为《论希伯莱的圣诗》的拉丁文讲演（1753）中提出了比较研究的见解，他说：‘我们必须以他们（古希伯莱人）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根据他们的意见来估价一切；我们必须尽可能象希伯莱人那样去阅读希伯莱诗作，我们必须象天文学家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天文那样来研究希伯莱诗歌。天文学家为了获得有关宇宙总体及其不同部分较完善的概念，往往设想自己在穿越整个宇宙，观察整个宇宙，同时，又在每个星球上停留，并成为那个星球上暂时的居民。’”[3]
然而，圣诗中的古希伯莱人仅仅存在于读者的历史幻想中，这些历史幻想真是那么可靠而值得信赖吗？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基于“时间是现在植根于其中的事件的根本基础”因而反对“通过这种（施莱尔马赫的）预感行为（Divinatorischen
Akt），一个人完全把自身置于作者的精神中，从而消除了关于文本的一切陌生的和诧异的东西。”[4]
一 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
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向人们揭示了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关于接受美学的形成，至少它的主要理论的来源是较为复杂的。谢弗勒《比较文学》之“从影响到接受”写道：“接受美学与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的视角是密不可分的。现象学的方法强调的是艺术对象及其产生美学快感的能力：批评家应寻找作品本身的答案以及作品所答复的问题。接受的历史引进了时间长短的概念，并把重点放在接受者的身上以及他们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他们正是以文化系统为媒介与作品发生了关系。”[5]
以下简要地考察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的几个重要概念，揭示它们对比较研究的启发。
接受（Rezeption）在词源上可回溯到拉丁语汇recipere，比较（文学）研究一直重视（文学）接受现象。谢弗勒《接受理论与比较研究》写道：“首先是‘接受’的概念：该词（德文为Rezeption）应作为接受者的一种活动、一种方法来理解，接受者远非是被动的，而是主要的角色；正是接受者才能赋予一个文本以意义，至少使文本得以存在。”
“直至七十年代，在康斯坦大学（Université de
Constance）教书的罗曼语文专家H.
R. 尧斯（Hans Robert
Jauß）和美国语文专家W.
伊塞尔（Wolfgang
Iser）的研究著作发表以后情况才有所变化（康斯坦学派由此而来）；他们大部分著作都有法文版：H.
R.尧斯的《为建立一种接受美学》（Pour une
esthétique de la
réception）（Gallimard出版社，1978年）和《建立一种文学的诠释学》（Pour
une herméneutique
littéraire）（Gallimard出版社，1988年）；W.
伊塞尔的《阅读行为》（L’acte de
lecture）（布鲁塞尔，1985年）。”[6]
接受条件（Rezeptionsbedingungen），瑙曼（Michael
Naumann）《文学接受作为历史和社会事件刍议》基于生产、流通、接受的文学社会学认为：“接受条件首先指的是构成了在特定社会形态的特定历史阶段中作为接受对象的特定文学的所有作品。……某一特定时期所生产出的作品和各类作品的不同特征，其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读者和各类接受群体的特征。要分析这层关系，就必须把作家和读者（或听众）的对话关系理解成一种将某种社会关系引入到文学结构内部的因素，理解成一种引起文学进化的力量。”“接受条件的第二类因素是由文学的流通领域的状况给定的。”[7]
谢弗尔《接受理论与比较研究》写道：“所以，纳乌曼强调文学研究应搞清接受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首先是指‘每一个时期的读者所能接触到的那些文学作品’；其次，是指文学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那些关系，即在作者创作和读者阅读之间出现的各种因素，（出版社，学校，发行等）。此外，人们还可以参考以色列比较学者伊万·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和比利时比较学者朗贝尔（J.
Lambert）的提议来进一步确定那些接受的先决条件，他们的提议涉及一种文学系统的描述，这个系统分三个层次：创作—传统—引进。”[8]
瑙曼承认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Kayser）在《当代的文学生活》一文中表达了文学的社会学理论，“创作无疑属于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活，如果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那么，接受也属于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活。介于这两个端点之间还有通过它们的活动才是这两者建立起联系的各种机构：……创作、传播、审读和接受——这四股力量的协同配合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文学生活。”[9]
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是耀斯首次提出的接受美学的概念，耀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写道：“一部作品的期待视野允许人们根据它对于一个预先假定的读者发生影响的种类和等级来决定它的艺术特性。假如人们把既定期待视野与新作品出现之间的不一致描绘成审美距离，那么新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或通过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层次，造成‘视野的变化’，然后，这种审美距离又可以根据读者反应与批评家的判断（自发的成功、拒绝或振动，零散的赞同，逐渐的或滞后的理解）历史性地对象化。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地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10]
耀斯还写道：“一部文学作品，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它却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于是这种期待便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类本文的流派和风格的特殊规则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变、重新定向，或讽刺性地获得实现。在审美经验的主要视野中，接受一篇本文的心理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只凭主观印象的任意罗列，而是在感知定向过程中特殊指令的实现。感知定向可以根据其构成动机和触发信号得以理解，也是通过本文的语言学加以描述。”“读者可期待的视野是由传统或以前掌握的作品构成的，由一种特殊的态度构成的。这种态度接受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调节，并消解在新作品中。正如任何词语交流活动离不开普遍的、社会的或环境决定的规范或惯例一样，我们难以想象一部文学作品处于知识的真空之中没有任何特殊理解环境。在此范围内，每一部作品都属于一种类型。我的意思不过是说一种既定的先构成的期待视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游戏规则’的关系），它可以导引读者的（大众的）理解，造成全面地接受。”[11]
谢弗尔《比较文学》写道：“第二个主要概念即期待前景（horizon
d'attente）的概念，它在两个层次上发挥作用：作品的层次——指使作品成为可读的所有特征，应由读者来认同这些特征，读者的层次——指经由读者内化的多多少少规范的全部标准，而读者期待在一部新的作品里重新找到这些标准。很显然，这两种期待前景远远不会总是吻合的。”[12]
《接受理论与比较研究》写道：“例如耀斯（Hans Robert
Jauß）的著作所普及的一些概念，我们可以先后碰到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使用的‘期待视野’；从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那里借来的‘视野转变’（Horizontwandel）；取自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视野融合’；以及向哲学史家汉斯·布鲁门贝尔格（Hans
Blumenberg）借用的‘历史转折点’（Epochensschwellen）这些概念。要想很好地了解耀斯的工作，就必须知道他与谁发生关系。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人外，我们还看到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本杰明（Walter Bendix Schönflies
Benjamin），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名字，当然不能忘掉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有一点可以确认，耀斯的接受理论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同样密切。”[13]
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是伽达默尔首次提出的阐释学的概念，他发展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和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曾经使用的视域（horizont）概念。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写道：“海德格尔则是这样来描述循环的：对本文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前理解（Vorverstandnis）的先把握活动多规定。在完满的理解中，总体和部分的循环不是被取消，而是相反地得到最真正的实现。”“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因为这本文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对着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当某个本文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本文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一切有限的现在都有它的局限。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Gesichtskreis），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这个词自尼采和胡塞尔以来特别明显地被用于哲学的术语里，以此来标示思想与其有限规定性的联系以及扩展看视范围的步骤规则。”“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的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域。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
“其实，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Begegnung），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独立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所以，历史视域的筹划活动只是理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不会使自己凝固成为某种过去意识的自我异化，而是被自己现在的理解视域所替代。在理解过程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这种视域融合随着历史视域的筹划而同时消除了这视域。”[14]
耀斯显然十分重视“视域融合”这个著名的概念。
隐形读者（implizite
Leser）是伊瑟尔首次提出的现象学美学的概念，伊瑟尔《审美过程研究》写道：“因此，‘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是一种本文结构，它在不必然限定接受者的情况下预期他的存在：这个概念预先构造了将由每一个接受者承当的角色，而且即使看来本文有意地忽略它们可能存在的接受者或者主动排斥接受者，这一点仍然有效。因此，‘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表明了一个由本文引起读者响应的结构组成的网络，它强迫读者去领会本文。不论真正的读者可能是谁、是什么人，他总是扮演本文向他提供的一种特殊角色，正是这种特殊角色构成了‘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关于这个概念，存在两个基本的、相互联系的方面：它一方面作为一种本文结构的读者角色，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构造活动的读者角色。”[15]
孔帕尼翁写道：“伊瑟尔从上述前提中引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类似于‘隐性作者’的‘隐性读者’，前者是美国批评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小说修辞学》（1961年）一书中提出的。……在任何文本中，作者都将给读者预留一个位置，以作为隐性作者的补充。读者是否对号人座，是他的自由。……隐性读者乃文本之建构，可以看作是对真实读者的一个要求，相当于文本为真实读者规定或指定的角色。伊瑟尔又说：（隐性读者）代表了文学文本产生效应所必须预备的所有条件：这些预备条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现实经验，而是来自于文本本身。因此，作为概念，隐性读者就植根在文本结构之中；它是人为的建构，绝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任何读者（Iser,
1978,
P．34）。伊瑟尔描绘出一个约束性极强的文学世界，其中各角色间的游戏似乎已被预先编程。文本要求读者服从其指令：隐性读者这一概念是……一种文本结构，它预想出一个在场的接收者但却不一定对他给出定义：这一概念预先确定了每个接受者所要承担的角色，即使文本看似不知或有意排斥潜在的接收者，上述情况依然未变。因此，隐性读者之概念指的是一个结构网络，该网络呼唤回应，逼着读者去深悟文本（ibid.,
P.34）。隐性读者向真实读者提供了一个模型，它界定一个视角，在此视角下真实读者有可能聚合文本之义。在隐性读者的引导下，真实读者的角色既主动又被动。因此，读者既可以被视为一个文本结构（隐性读者），又可以被视为一个被结构化了的行为（真实读者）。……阅读就像在文本中旅行，路上有期待，也有因意外相遇而对期待的修正。伊瑟尔说，读者对文本的感观是动态的和游移不定的。他的注意力永远不可能囊括整个文本：如同坐在车中的游客，一时读者只能见到文本的一个侧面，不过，他靠记忆整合所见过的风景，搭建一个一致的图式，至于图式的性质和可靠性，则取决于他关注的程度。他永远别想得到旅途的全貌。正如因加尔登所言，阅读既要瞻前，收集新征兆，又要顾后，重新阐释到此为止且已经‘归档’的种种迹象。最后，伊瑟尔还对他所谓的‘库存’（répertoire）概念进行了强调，‘库存’即读者头脑中文化、历史和社会规范的集合，是阅读之必备。不过文本也需要一个库存，即由它自己摆弄的一整套规范。如果在真实读者的库存与文本或隐性读者的库存之间没有最起码的交集，阅读便无法进行。文本对库存中的社会规约进行重组，对读者关于现实的僵化观念进行改造并使之陌生化。”[16]
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写道：“‘效果美学’把文本理解为若干阅读阶段，理解为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文本与读者的一种辩证关系：‘读者意识中文本的形成即作品。’因此，要了解‘读者在阅读一部虚构文本把它置于作品之时的感受’即读者‘参与文本意图时’的感受。然而谁是文本所设想的读者呢？作品蕴含着一个‘隐形读者’。‘这就是说，每部文学文本都为它的潜在的读者们划定了一定的作用’。读者建构并组合文本所提供的各种前景，随着阅读的深入而改变文本的表现方式并最终建立起新的现实。”[17]
文本的召唤结构（Appellstruktur der
Texte）是伊瑟尔首次提出的现象学美学的概念，拓展了“文本”的现代意义。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1938）、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Honoratus
Hermann Brentano,
1838–1917）提出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y,
or
aboutness）指出关注总是某些特定关注（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伊瑟尔《本文的召唤结构》写道：“一部文学作品的本文既不描述某种对象，又不创造上述意义上的对象，它最多也只是表达了对某种对象的反应而已。……既然文学作品的本文不创造现实的对象，那么，它只有在读者参与本文所提供的反应时才能获得其现实性。这样，读者当然既不能依靠被给定的对象的确定性，也不能靠所阐明的具体事物来判断本文是否正确地表现了某种对象，一切陈述性本文所提供的这种判断的可能性在文学作品中是不存在的。从此可以推论出，文学作品的本文具有其他的本文所不具有的不确定性，因为人们不能将文学作品的本文与生活世界的状况对应起来。生活世界的状况始终是现实的，而文学作品则是虚构，因此，它只能在阅读过程中而不能在现实世界里找到对应物。当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本文所构想的世界里漫游时，对他来说，赖以对本文提供的事物作出判断的只有他自身的经验。当文学作品的本文虚构的世界投影到他的经验上时，从自身的经验与陌生经验的冲突中产生的反应是歧异百出的，它的幅度必然十分宽阔。”
“这些互相重叠的观点之间的关系通常并未被本文充分表现出来，虽然它们相互依存的方式对于本文的意向是十分重要的，换句话说，在（英伽登）‘模式化观点’之间出现了某种空白，这种空白是通过互相冲突的观点的确定性产生的。这样的空白在读者把不同的观点所描述的方面联系起来时便提供了某种解释的余地。”
“只有本文中包含的空白才能使读者获得参与事件展开和意义构成的权利。一旦本文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读者便会认为他所设计的意向不仅是可信的，而且是现实的，因为人们普遍倾向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现实的。但这一点恰恰证明，一篇本文所包含的意义空白是读者参与这一切的基本条件。”“由于这些空白的存在，本文各层次、各因素之间的联接关系首先被省略了，但这又会成功地促使读者自己去建立这种联接关系。意义空白使得本文能够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使读者有可能把本文中陌生的经验变成个人的经验。这种对陌生经验的占有意味着，读者已经把过去不熟悉的事物与自己的‘经验历史’（S.
J.
施密特语）联系起来了。这种占有必须发生在阅读活动中含义产生的过程，与此同时，本文还会获得完全不同的、带有读者个人色彩的环境。”[18]
伊瑟尔《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写道：“文学中的交流是一个处于动态之中并受到调节的过程，启动并调节它的不是一种既定的符码，而是一种隐与显、表露与掩盖之间既相互控制又相互扩展的相互作用。……一旦读者弥合了空隙，交流便即刻发生。空隙的功能就象是一个枢轴，整个文本—读者的关系都围绕它转动。于是，文本中结构化的空白促使读者按文本所规定的条件形成观念。不过在文本的系统中还有一个使文本与读者汇合的地方。它的标志就是阅读中产生的各种否定。空白和否定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控制着交流过程：空白使文本的各种角度间的联系保持开放状态，并促使读者去协调这些角度，换言之，它们诱发读者在文本中的基本活动。各种否定形式激发起明确的为人们所熟悉的因素或知识。目的是剔除它们。然而被剔除的成分依然可见，这样使读者对熟悉、确定因素所持的态度有所修正，换句话说，这导致他采取了一种与文本相关的立场。”[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