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道”德关系问题，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文章是否应该承载道，承载什么样的道，不同时期的文人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对于文，从古至今的人们的认识都比较统一，大体是指语言技法、辞章规范等。对于道的理解，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为道家之道，一种为儒家之道。
对于道与文的关系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认为，文原于道，讲究“文质彬彬”，讲究文以载道。在《论语》中，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又云：子路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廓如犬羊之廓”。孔子还说“诗言志”，这里的志，说的是政治抱负。孔子所说的“文”，是周代的经典，所说的“道”，是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培育和推行礼乐制度，也是一种儒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
荀子在《荀子 儒效》中提出由“道”而“圣”，由“圣”而“经”的模式，即“道”经圣人的作用，落实于儒家经典，后人便可以由这些经典，而窥圣人之道。后经杨雄的重申，基本确立尊道、征圣和宗经的思维模式，而这一模式，基本就是‘“文以载道”的理论渊源。
魏晋时期，文人过分追求文辞的艳丽而堕入玄虚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的道是自然之道，是天地万物的规律。刘勰认为文学应当“执正以驭奇”，从征圣、宗经、达到明道的目的。刘勰的“原道”论，源于荀子和杨雄，但已经顾及到了文学的内在要求，认为文学生发于自然，重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六朝到初唐，文坛上“形式主义”的风气又愈演愈烈，宫体诗和骈文盛行。韩愈和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贯道”和“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所提出的“道”，是“合仁与义言之”，实际上是对“博爱之谓仁，行而疑之谓义，由是而与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原道》）的统称。是含有道德、伦理、政治、教化的正统思想价值体系与实践观念。其内涵是是儒家关于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含有礼乐教化内容的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其旨在构建秩序井然的人文社会。柳宗元的“道”，更多倾向于对现实社会的实际作用，所谓“辅时及物为道”。另外，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有明确说明是对华丽文风而言的，他反对“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的创作风气。韩愈与柳宗元二人对于“文”与“道”的关系而言，有两点，一是文学为社会服务，传承并传达儒家传统精神；二是明确反对华丽而奢靡的
对于道与文的关系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认为，文原于道，讲究“文质彬彬”，讲究文以载道。在《论语》中，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又云：子路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廓如犬羊之廓”。孔子还说“诗言志”，这里的志，说的是政治抱负。孔子所说的“文”，是周代的经典，所说的“道”，是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培育和推行礼乐制度，也是一种儒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
荀子在《荀子 儒效》中提出由“道”而“圣”，由“圣”而“经”的模式，即“道”经圣人的作用，落实于儒家经典，后人便可以由这些经典，而窥圣人之道。后经杨雄的重申，基本确立尊道、征圣和宗经的思维模式，而这一模式，基本就是‘“文以载道”的理论渊源。
魏晋时期，文人过分追求文辞的艳丽而堕入玄虚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的道是自然之道，是天地万物的规律。刘勰认为文学应当“执正以驭奇”，从征圣、宗经、达到明道的目的。刘勰的“原道”论，源于荀子和杨雄，但已经顾及到了文学的内在要求，认为文学生发于自然，重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六朝到初唐，文坛上“形式主义”的风气又愈演愈烈，宫体诗和骈文盛行。韩愈和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贯道”和“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所提出的“道”，是“合仁与义言之”，实际上是对“博爱之谓仁，行而疑之谓义，由是而与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原道》）的统称。是含有道德、伦理、政治、教化的正统思想价值体系与实践观念。其内涵是是儒家关于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含有礼乐教化内容的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其旨在构建秩序井然的人文社会。柳宗元的“道”，更多倾向于对现实社会的实际作用，所谓“辅时及物为道”。另外，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有明确说明是对华丽文风而言的，他反对“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的创作风气。韩愈与柳宗元二人对于“文”与“道”的关系而言，有两点，一是文学为社会服务，传承并传达儒家传统精神；二是明确反对华丽而奢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