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切、平俗表象下的艺术暗潮——白居易《观刈麦》艺术表现力赏析

2017-02-12 07:3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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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切、平俗表象下的艺术暗潮
——白居易《观刈麦》艺术表现力赏析
大理大学文学院汲安庆
对白居易的新乐府讽喻诗，人们历来看重其时代意义、人民性之类，对艺术表现力则多不以为然。这从“浅切”(李肇《国史补》卷下)、“俗”(苏轼《祭柳子玉文》）、“老妪能解”(惠洪《冷斋夜话》)、“平直有余而含蓄不足”（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等评价中，不难一窥消息。白氏自己也承认“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序》）意即不够蕴藉，缺乏余味。
相较于唐代其他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讽喻诗确实显得比较浅直，通透，似乎可以一览无余。在当时，老妪能解，胡儿能唱；在当下，普通中学生读起来也不会太吃力，这与其自己追求的“通

SPAN>侻 ”（音“”tuó，“简易”之意）之境完全契合。有些讽喻诗因为过于率意，浅俚，欲起到良好的讽谏效果，甚至还落入了质木无文，令人不忍卒读的境地。
但不可否认，也确有一些讽喻诗因为本乎情性的自然，既注意叙事与抒情的相谐，又追求形象与概括的统一，满蕴了艺术的表现力。
《观刈麦》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首。
一、让画面诉说时代
白居易的不少诗画面感均很强。无论工笔细绘，还是粗笔勾勒，多能形神兼备，见情见性。
《观刈麦》主要由三幅画面构成：①全家抢收麦；②贫妇拾遗穗；③闻者为悲伤。
第一个画面突出“苦”：麦收季节，全家男女老幼齐上阵，不分昼夜，不惧中暑，连饭都在田间吃，忙碌的紧张、辛苦跃然纸上。“起、黄、荷、携、蒸、灼”等字眼则如浮雕一样定格了抢收的劳苦。“起”是劳苦的发端，农谚有云——“南风起，雨淋淋”；“五月南风下大雨、六月南风井底干”，下面描写的搏杀般的抢收皆由此而起。在这些展现紧张忙碌气氛的动词中，“携”字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看似寻常白描，却将童稚的吃力不露声色地抖了出来——提着一壶汤或水都显吃力，可见其幼小。披星戴月地跟随成人赶往田间，可见其困乏。本应享受呵护的年龄，却与成人一起参与了紧张的劳动，岂能不令人五味杂陈？
第二个画面突出“惨”：敝筐、衣衫褴褛的母子、拾遗穗的动作，将一个家田充税罄尽，无以为生，只能靠捡拾残留在田间的麦穗充饥的凄惨表现得淋漓尽致。敝筐这个意象犹如祥林嫂手中残缺的碗、下端开裂的竹杖，不仅互文式地写出了人物衣着的破败，也写出了人物生活的破败，心情的破败。“抱”这个动作特别耐人寻味：是贫妇人抱，而不是丁壮抱，很有可能就是指一对孤儿寡母。孩子需要抱，说明仍在襁褓中，尚不能走路。如此之小，如此之弱，却要在炎炎赤日下陪着母亲外出寻食，这就不仅凄惨，而且残忍了。
第三个画面突出“愧”：凝视着衣衫褴褛的贫妇人母子，“我”一脸的愁云惨淡，内心悲伤与惭愧交织（闻者为悲伤；念此私自愧）。
苦、惨的景象催生了悲、愧的心理，三个画面由此和叙事的逻辑，情感发展的逻辑水乳交融，浑然天成。先实写，再虚写；先浓墨重彩，再逐渐淡化，看似笔力减弱，镜头拉远，但从情感抒发的力度上看，则如钱塘江潮一般，起初仅如银线，继而玉城雪岭，最终吞天沃日——作者没有写他悲、愧交织的感情浪潮掀起后还做了什么，却在这个节点上戛然而止，给全诗一下子留下了巨大的艺术空白，令人不免味之再三。
有学者考证，《观刈麦》大约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5年）至元和二年（806年）间，时白居易任陕西盩厔（音“zhōu zhì”，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有感于当地农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写下此诗。县尉是主管缉捕盗贼的官员，也负责捐税的征收。所以，一个“当涂掌事”的官员，面对百姓因沉重的赋税压力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无能为力，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也很能体现一个正直官员的道德良知。当其他士大夫为贞元、元和之际，德宗、宪宗的中兴而欢欣鼓舞时，年轻的白居易却凭借其惊人的理性和勇气，用文字铸就几幅画面，戳穿这种中兴的假象，因此这些画面就不只是个别农民苦难生活的写照，而且还是中唐时代所有农民贫苦生活的剪影了。
这种画面揭示颇具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分析力量。在福柯看来，所有正义背后都有一种压迫性。在历史和现实中，权力的结构无处不在，权力对真相的扭曲、遮蔽，对自由的抑制也无处不在。比如，在《疯癫与文明》中，他深刻探讨了文明与理性对自由感性的一种压抑。现实中的统治者和史官总喜欢把世界描绘成一幅完整光滑的图画，可是白居易却找到了光滑之中的裂痕。“起、黄、荷、携、蒸、灼”等字眼之所以触目惊心，富有极强的表现力，也正是因为承担了指正裂痕的功能！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载：“遗秉滞穗，寡妇之利，其事远见于周雅。乡村麦熟时，妇孺数十为群，随刈者之后，收所残剩，谓之拾麦。农家习以为俗，亦不复回顾，犹古风也。”根据这段文字，有老师得出民风淳朴的结论——刈麦者虽然也很贫苦，但是他们的内心仍然还存留着一种善良的本性，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比自己更穷的人。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在我们看来，这其实更是一种互文式的写法，即刈麦者和拾穗者不是两类人，而是一类人，或者称之为“同位素”人物。刈麦者的劳苦和拾穗者的凄惨，连同沉重的赋税负担，互相指涉，从而成为苦难的共同体。惟其如此，这两幅画面才更具艺术表现的张力，勃发出浓郁的象征意味，象征中唐时代，乃至整个封建时代苦难的弱势群体。
在传统的接受史中，人们常常深陷白居易对“采诗制”的提倡，对《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的遥承，以及对讽喻诗进谏和教化功能的注重，不知不觉遗忘了他这类诗歌中优秀之作的艺术表现力，造成审美鉴赏和批评的目盲，这确是不应该发生的审美误会和遮蔽。
二、对比中的批判力
《观刈麦》的艺术表现力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中也显得炉火纯青。
本诗中，至少有以下三组对比：显性的是贫妇人母子的饥肠辘辘与白居易岁晏有余的对比，这是“惨”的对比；隐性的是刈麦者的辛苦奔忙与白居易的悠悠清闲对比，这是“苦”的对比。由此而来，还衍伸出一个对比，即“命”的对比。贫苦农民的生活辛苦忙碌，依然朝不保夕，而政府的官员们却俸禄优厚，衣食无忧。这种巨大的反差，直指中唐时期尖锐的贫富矛盾和阶级对立，因此显得锋芒毕露。
善用对比是白居易诗歌表现艺术的一大特点。这样的例子，他的诗中比比皆是。
比如，《重赋》中的百姓：“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可是官库中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歌舞》中的朝廷公候们在大雪之夜“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可是很多无辜的妇孺却冻死狱中——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轻肥》的对比更加触目惊心。皇帝的内臣、禁军们一个个“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可是被灾荒袭击的百姓却发生了吃人的悲剧——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有学者指出：“这种高度典型化的艺术概括与汉魏乐府和杜甫的新题乐府一脉相承，同时又借鉴了魏晋古诗善用对比，尤其是结尾以四两拨千斤的传统表现手法，一针见血、痛快淋漓，艺术效果颇佳。”高度典型化、继承“忧黎庶”的传统、四两拨千斤，《观刈麦》全部做到了。
如果联系唐代其他诗人经典性的对比描写，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李绅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等，我们还会发现：与其他诗人注重百姓与达官贵人生活、命运的对比不同，《观刈麦》突出的是自我与百姓生活、命运的对比。这种直面生活，对自我进行真诚解剖的精神，绝非有闲阶级的矫情呻吟，而是本于崇高责任感、使命感的一种严肃思考和冷峻拷问。在《与元九书》中，他这样写道：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不顾时人的攻讦，诽谤，家人的误解、指责，依然秉笔直书，竭力以讽喻诗的形式作为面谏、上书的有力补充，使其成为“谏官之诗”，这正是白居易恪尽职责，敢于担当的充分体现。他在冷静自剖的同时，也是在无情地鞭挞着这个危机重重的社会——将他的“家田输税尽”和柳宗元的“苛政猛于虎”联系起来看，这一点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学者胡遂甚至认为，白居易受洪州禅影响较深的乃是“平常心是道”这一思想理论，因着这种原由，是“平常心”就不能不关心平民百姓，就不能不关心平凡的小事。这种“平常心”在白居易那里常常表现为一种对于社会民生的关心。不论是出于兼济天下的士人抱负，还是“平常心是道”的人生哲学，白居易对比中所说的“悲伤”“私自愧”都是从其灵魂深处发出来的声音。
这种见微知著、意蕴丰饶、体现真诚的言语表现人格的对比，怎能不感动千年呢？
三、典型心理的微雕
《观刈麦》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对人物典型心理的微雕中。
诗中除了诗人的愧疚、悲伤心理描写外，还有两句写到了刈麦者的心理“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实在是精彩至极的描写！本来，诗中进行铺叙性的描写是十分危险的，弄不好便会拖沓、冗长，陷于汉大赋般的流水账记录。尽管白居易浮雕式的文字可以避开这个风险，但因为这两句神来之笔，诗中所有的铺叙文字刹那间被照亮，因而显得更加紧凑、精致和有力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一心理描写与上面两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情感的直觉造型”——情感和文字之间的一个中介结构，将内在的情感在瞬间形式化，使之具备更大的审美效能，属于“有意味的形式”，令人过目难忘。烈日、烫土、低垂的麦子、锃亮的镰刀、青筋暴突的双脚、汗渍闪闪的脊背，目不转睛的神情、挥舞镰刀的臂膀……刈麦者的忙碌、苦辛，诗人的悲悯情怀尽在其中了。
其次，这种直觉造型将刈麦者变态而独特的心理真实、有力地表现出来了。暑气蒸腾，烈日炙烤，他们不但浑然不觉，反而还渴盼着这样的时间越延长越好。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为了抢收，免得麦子被雨水损坏、减产，因忙而忘却了酷热、中暑的危险。但因为有了后面诗句“家田输税尽”的暗示，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刈麦者最深层的抢收动力和勇气其实来自确保收割无损、交上税收，求得全家安宁的心理。这种心理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全家老小都能忘却炎热，罔顾疲惫，像在战场上厮杀一般忙碌。如此，他们越是感同身受，越是勠力同心，越是让人备感辛酸。
另外，这种变态而独特的心理描写也具备了一定的概括力，因而同时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蕴。道理不难理解，这种违背人性的生理、心理双重异化的现象，并非刈麦者的自我享虐，而是来自外在的压迫、压抑。繁重的赋税负担、生存恐惧，竟然能将酷热、疲惫压到无影无踪的地步或打入人的潜意识，足见摧残何其重也！面对非人的摧残，刈麦者们不是卡门式的为了自由宁愿烧毁一座城市式地反抗，也非繁漪式的我与汝偕亡的雷电般地反击，而是臧克家笔下老马式的无边忍受——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样一来，白居易的这两句心理描写，就不单纯是刈麦者的心理写真，也是所有苦难者在黑暗的命运中挣扎、忍受、麻木、苟活的人性投影了。换言之，惊人的苦难，惊人的压迫，惊人的麻木，全部浓缩在这两句变态的心理描写之中了。
对变态社会制造变态心理的艺术描写，白居易显然颇为擅长。“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白居易《卖炭翁》）；“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白居易《上阳白发人》）“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所以，白居易对讽喻诗实用功能的追求，还有他的写作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也催生了他讽喻诗独特的艺术表现魅力。

俄国文论家别林斯基说：“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人们在他的悲哀里看到了自己的悲哀，在他的心灵里认识到自己的心灵。”美国符号学美学理论家苏珊·朗格也说：“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白居易当时从事讽喻诗的写作，主要是奔着“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实用目的去的，显然没有通过“我”的情感去表现“类”的情感的艺术自觉，但是由于他拥有深厚的诗学素养，长期的诗歌写作积淀，以及对诗歌“感人心”的巨大力量的深度认同和积极开发（“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因此在不知不觉中也做到了独感与共感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和谐，使部分优秀讽喻诗作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
郑家建教授认为，散文的审美结构中存在着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所闻”，即作家的所见、所闻、所历、所读。因此对散文分析，首先要分析写了什么，哪些事、哪些景、哪些所读的书。第二层次是“所感”，对所见、所闻、所历、所读之感。具有第二层次，散文就基本成型了。第三层次是“所思”，这是最能见出散文精神深度的地方。只有那些具有“本体性的价值之思、历史之思、生命之思”的散文作品，才有可能成为名篇。这一理论也很契合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表现力：浮雕式的文字造型，完成了讽喻诗审美结构的第一层次的奠基；典型心理的勾勒，完成了第二层次的推进；对农民苦难命运的形象揭示，对苛捐杂税压迫的无情鞭挞，则很好地体现了其深沉的历史之思、生命之思。
这或许是很多学者看不上《观刈麦》之类的讽喻诗，却依然无法阻挡它们传颂千古的内在原因吧。从这个角度说，《观刈麦》是真正的切而不浅，平而不俗。
【注：本篇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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