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观饕餮——中国青铜器主体纹样解构（王仁湘）

2019-02-22 20:0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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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观饕餮——中国青铜器主体纹样解构（王仁湘）

图1-皿方罍回归合体
不久前在湖南省博物馆体盖合一的皿方罍，是迄今出土最精致的商代青铜器之一。正是因为精致而刺激了一些人的嗅觉，它意外出土后器盖与器身就天各一方，居然被分离了近百年的时间。皿方罍造型雄浑沉稳，盖、身、足上下满铸纹饰，全器以云纹为地纹，四面以大动物面纹为主纹，间饰夔纹、鸟纹，环珥当啷，扉翼张扬，堂皇之美摄人心魄。皿方罍的精工与完美毋庸置疑，它能打动有幸看到它的每一位现代人，也一定打动过在三千多年前看到过它的每一位商代人（图1）。
青铜时代的青铜器物，是那个时代科技与艺术最高成就的体现。青铜器最能打动我们的，是它造型的厚重与纹饰的精致。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造型体现兼实用与艺术结合的精巧匠心，其中以各式动物造型和饰满动物纹饰的重器最具观赏价值。不少重型器当用于特别仪礼或固定场所的陈设，繁复精美的纹饰主题以图案化变形鸟兽纹最具特色，大幅面的动物头面像居器表显著位置，并衬以云雷纹为地纹，使器物显示出一种非常强悍的张力（图2）。

另眼观饕餮——中国青铜器主体纹样解构（王仁湘）

图2-皿方罍器身纹饰
商周青铜器装饰出现频率最高最为典型的纹样，便是研究者通常定义的兽面纹。将动物头面图像铸在器物最显眼的位置，是商代后期至周代前期非常流行的装饰风格，纹样细节虽然变化多端，但基本结构固守不变。主要构思是用非常粗犷的构图表现出动物脸面的基本轮廓，一般是采用两个显身或隐身的侧视兽面，左右对称拼合在一起。这样的兽面纹口呲目瞠，角耸耳张，给人面目狰狞神情诡谲的感觉，所以在许多时被许多人惯常名之为饕餮纹，饕餮纹也就因此成为人们解读这类纹饰意义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成了一个导引点，解读出的结论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饕餮纹，就这样成为了解三代青铜器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当然饕餮这两个字，也许不少人发不出确定的读音，当然还是可以猜度一下，首先会感觉应当与吃有关，都是以“食”为部首。但古代又以“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左传》杜注），两字又并不全与吃相关。后人以嗜食为“老饕”，似乎又是用错了这个字，又显然都可以浑指贪食，那就不必细究它了。
从学术的层面看，应当是宋代的金石学家相当肯定地在饕餮与商周青铜器上有些狰狞的纹饰之间画上了一个等号，这个认识已经存在了近千年的时间，最先用饕餮纹之名的是《宣和博古图》。宋代学者显然比较认同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路史·蚩尤传》注中，认定“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看到铜器上所见的图像大抵为兽形，宋人认定蚩尤之像所指正是饕餮。这里的“戒贪”之说，一直主导着铜器纹饰意义的研究，但它却是一个最须要细究的命题。
不过在饕餮与铜器兽面纹之间画上等号，却并不是宋人的初始发明。从文化学的意义出发，更早对所谓饕餮作阐释的是先秦时代的《吕氏春秋》及《左传》，这个时间又要往前提上一千多年。梳理出来的文献尽管阐发很简略，虽也算是宋人作论的主要依据，但却也存有可商之处。
据《吕氏春秋·先识》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这些话很直接地说明，铜器上的那些纹饰就是饕餮，饕餮没有身子，食人还没完全咽下去，结果将自己也撑死了。并且说这里讲的是因果报应的道理，报更就是报应的意思。《吕氏春秋》又专有《报更》一篇，讲行善，讲回报与报应。古人相信，行善行恶都会有报应，但将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与报应关联起来，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样的解释也为汉晋学者所接受，甚至又有更多的推演。《左传》说了饕餮是“缙云氏不才子”，《山海经》中的食人“狍鸮”，郭璞注以为即《左传》所言之饕餮。《山海经·北山经》说：“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郭璞说“为物贪惏，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吕氏言饕餮在周鼎，郭氏更将饕餮推演到夏鼎，都是猜度而已。
很多研究者为了说明饕餮食人，惯常列举的最有力的证据，是铜器上的“虎食人”造型。青铜器中发现有几件虎形卣，一般是半蹲的虎张着大嘴，虎口下立一人形，这被解释为虎食人且是“食人未咽”之意。可是我们看到的人形全无惊恐惧怕之色，反是穿着齐整作双手抱虎亲近之状，虎与人如此和谐，真不能相信这是食人的情景。还有一些铜器上也见到类似人虎共存图形，如三星堆铜尊腹纹和殷墟司母戊大鼎之耳饰及妇好铜钺纹饰，有双身虎，也有双虎，虎头下有人首或人形。安徽阜南出土龙虎尊上，饰有一单首双身虎口衔一蹲踞人形的画面；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三足觥，其中两足上分别饰有一人形，头部上方正是大张的兽口；日本住友氏泉屋博物馆与巴黎赛努施基博物馆，也分别藏有类似的虎食人卣。过去对这样的图形一般也是定义为“虎食人”，认为这个主题符合传说中饕餮吃人的定性（图３）。

另眼观饕餮——中国青铜器主体纹样解构（王仁湘）

图3-虎食人卣与龙虎尊
张光直先生经过仔细观察，认为虎卣大张的虎嘴并没有咀嚼吞食的举动，他否定了原先食人意义的判断。近来有研究者提出这可能是人假虎威的狩猎舞蹈造像，个人觉得也有可能图像应当表现的是驯虎或戏虎的情景，或者是一个假面舞场景，即《尚书·舜典》中所说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一个缩影，恰如当今所见之龙舞狮舞之类。食人主题没有了，食人卣之名可改称虎舞卣便了。
在不同的文化中，几乎都有器物装饰传统。用特别选定的纹样装饰器物，不仅仅是为着美化的目的，它是为着赋予器物灵魂，实际上是人类将自己的灵魂附着在了器物上。将动物图像几何化之后，在史前时代装饰陶器而成就彩陶，在文明时代初期装饰铜器而成就礼器，而选定的动物形象是社会认同的，一般是一个时代一定地域人们崇拜的对象，这也就使得器物的装饰题材与风格高度一致。
如果我们将大量的铜器动物纹视作饕餮，但它并非是一个让铜器拥有者崇拜的对象，那铜器的装饰目的，与彩陶就似乎大不相同了，它会是一个例外吗？那我们就先来一个假设，设定是为了戒贪的目的，周鼎上铸出了食人的饕餮图像，推想一下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许多人似乎很简单地就接受了这样的说法，饕餮是传说中极为贪食的恶兽，贪吃到连自己的身体都吃光光了，所以都成了有头无身的模样。好吧，让我们暂且接受这饕餮纹戒贪的理论，那先得发问：让谁戒贪？青铜礼器祭器，这些重器是祭祀、宾客、自享的永宝用之物，难道是要让神、祖、主、客来戒贪？应当都不是。祭祀神灵与祖先时，摆上这样的祭器，是不还要念些这样的祷词：敬重的神祖，好吃好喝的时候，你们可要悠着点儿，别撑着了，撑坏了不仅自身难保，也保佑不了子孙们了……。当然，不可能这样说话，怎么说呢，《诗·小雅·楚茨》记录了当年可能的说法：“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畿如式”。这是祭祀先祖之歌，馨香的饮食，神祖是很喜欢的，神祖吃好了，就能保佑子孙百福安康。按常理，盛满酒食的青铜器上，不会出现戒贪意境的图像。有许多带铭铜器，很明确是献给祖先的，是为子孙祈福铸造的，作为后代如何会用这戒食的图像警示先祖呢？
所以我们有理由提出怀疑，阔嘴大张的兽面图像，一定与贪吃无关，与人们惯常理解的饕餮之意无关。而且将“害及其身”理解为是吃了自身只剩下了头面的饕餮纹，也很难让人信服。戒贪之说不实，那又应当如何看待这样的青铜纹饰呢？
也许《吕氏春秋》的说法是有些依据的，但那样的解读却未必切题。读《左传》可以知道，春秋时代已经有人对铜器纹饰发表看法了。《左传》文公十八年也提到了饕餮，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不过这儿并没有说明铜器上的兽面纹，是不是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左传》宣公三年记王孙满在回答楚子的问鼎轻重时说，过去夏将远方贡金“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是禹铸九鼎的故事，王孙满认为一些动物能助巫师通天地，它们的形象铸在青铜彝器上，用现时的话说可以使上下和谐国泰民安。王孙满有点像在做考古研究，他的这个说法，我们过去没有太在意，铜器上的动物图像，并非是专指贪恶的饕餮者也，更没有戒贪之意。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王孙满所说的这番话，是在宣公三年，即公元前606年，距离西周存在的年代不过是百多年的时间，作为王孙的他对铜器纹饰的解释应当是可靠的，也是权威的。
为着深入的研究，有许多考古学家就青铜器上的动物头面纹饰进行过分析，划分出几十个类型。这样的纹饰一般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大眼、大鼻、大角，这是基本构图。虽然研究者觉得它们看起来有的像龙、虎、牛、羊、鹿或鸟甚至是人，但还是有一些细节被忽略，影响了对纹饰的定性研究。
商周青铜器制作有模有范，纹饰也有专范。由纹饰制作技术的角度分析，一个动物纹就是用一块单独的纹范制成，从制成的纹饰上看到，单块范之间留有浇铸口，留下了浇铸线。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不少所谓兽面纹就没有见到完整的拼合范模，这一点非常重要。兽面的左右两范常常并没有完全对正，所以出现的那个兽面左右并不完全对称。后来出现的整范动物头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的方菱形额标，似乎是很特殊的一个象征标志，其实它是早先两侧面动物头面额角的轮廓线，两额角对顶合体会自然形成一个菱形线框。有时因为拼范不够严密，左右两额角没能对齐，那个菱形就合不起来了（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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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分合不同的动物头面额心的方菱纹（均见于妇好墓）
铜器上几乎所有的兽面纹乍看起来都不完整，感觉是张着大嘴，但却只表现出上颌与鼻底，不见下颌。其实这是误判，兽面纹是有下颌的，通常看到的鼻突位置是上颌，连接着的是口腔和下颌，下颌在口腔左右而不是在上颌下面的位置。其实是双上颌和双下颌的拼合形式，也即是两个侧视兽面拼合的图形。这样的侧视兽形，在商代早期可以单独出现，一般表现为头面身形俱备，也有两兽对顶的构图，两兽的头部侧面合构成一个正视的头面（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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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商代前期的兽面解构
也正因为如此，商代铜器上许多兽面纹并非是单纯的兽面，它们都拖带着一个小身子，甚至有的还带有小爪子，这在年代稍早的铜器上表现比较明显（图6）。再仔细观察一下皿方罍，那个硕大的动物面形正是由两个侧视的动物脸面合成的，它们都带有自己的身子（图7）。即使到了西周早期，这样的例证也并不少见。对于这些带有身子的全形动物纹，因为头面和眼形过于夸张，研究者有时顾及不到观赏它们的身子，也将它们一并认作是独立存在的兽面纹了（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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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商代后期全侧视动物组合的显身兽面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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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皿方罍动物头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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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西周全侧视动物组合的显身兽面解构
现在我们只须观看那动物头面的左一半或右一半，我们就能读懂它了。在商代早期的一些铜器上，我们能够看到两个这样的全形动物图像，它们也是头对着头，但中间留下较远距离，如郑州白家庄出土铜爵上的对头全形动物纹便是如此（图9）。将动物头面纹饰这样一解构，突然觉得饕餮纹或兽面纹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它们本来是两个相对的动物头面侧视图，是“一对双”，恰是我们误将两图合为一图，看成了一个正视的兽面。独立的兽面图像要晚出一些，而且是沿用了原先的两合图像，将左右两侧面合成出立面像。我们习称的兽面纹中原来的两张脸，其实是互不搭界的，中间常有扉棱之类的隔断，商代铜器上这样的构图所见非常明确，司母戊鼎和妇好鼎上都能见到这样的例证（图10）。后来这隔断装饰消失，就更容易将两张脸合成一张脸看了。因为它的构图依然还是原来双身兽面的结构，只是省却了原有的身形，我们不妨用一个新词称之为“隐身兽面纹”，以强调它与全形兽面纹之间的相关性。从一些例子看，虽然动物头面图像已经不表现身体而隐身了，但在它的左右通常各铸出一全形动物的简略图案，这个用意也很明显：头面它本来是有身子的，匠人在这个图像里不屑或无须再表现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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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郑州白家庄出土商代早期铜器上的对头全形动物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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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司母戊鼎和妇好鼎上的显身兽面
如若这样的观察没有太大出入，可否将动物头面纹饰做出这样的分别：那些中间有明显隔断或划界，而且左右带有明确身形的动物头面，都不能视作单体兽面纹。青铜器装饰如果排除单体雕塑，商代隐身兽面纹也有发现，妇好墓铜器上就能见到（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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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商（上）周（下）隐身兽面纹
还值得注意的是，商周之际铜器上两两相对构图的动物纹，有的距离开始拉得比先前大了一些，大到我们不可能将两个侧面的头面合看成一个头面。或者还在两头之间另插入一个其他图形元素，这样就不会产生误读了。特别是自周初开始铜器上双鸟纹的增加，它们不仅不太可能构成新的兽面，而且使青铜纹饰的整体风格由刚向柔变化，开启了一个略显清新的艺术时代（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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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西周铜器对鸟纹
说到鸟纹装饰，也是商周铜器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说饕餮，说兽面，其实青铜纹饰是不能忽略鸟纹的存在的。刚刚回归的皿方罍，腹部纹饰动物头面鼻端下多铸出了个三角图案，这是过去很少见到的细节，有人解释正表现了食人未尽的用意，说那三角就是吃剩下的人体。这当然是太过于牵强的说法，那若是再问一问，大量没有表现三角的兽面，是它已经将人吃完了，还是它没未及吃着呢？大量的这类兽面纹，它们又如何归入“食人未尽”的情境中理解呢？不用说，这三角不会是人体，它最有可能表现的是鸟的尖喙。如若真是如此，皿方罍上的这大动物头面也许可以定性为鸟面，它的盖上见到了同样构图的头面图像，只不过颠倒了180度，成了向下张望的姿势，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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