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
姐
李亚民
我的兄弟姐妹共六人，姐姐最大，我是老二。我是家里最大的男孩子。
家里有一张我身着姐姐穿小了的浅色连衣裙和外婆、姐姐一块儿照的老照片，我居然很像个女孩子，眉清目秀的，真的很漂亮呢！嘿嘿……谁说男儿不如女啊？要说，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为得意的照片儿了，以后我再照的照片儿，总比不上男扮女装的这一帧！
我和姐姐相差两岁，她是我的第一任领导。小时候我调皮捣蛋不听话，可组织纪律性却不差。我是紧跟领导不掉队，像一支小尾巴跟在姐姐后面屁颠屁颠儿。
小时候，我们生活在那个偏远小城——泥阳。六十年代年的小县城，远没有今天这样繁华。除了早上、中午那段儿短暂地嘈杂喧闹之外，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上的行人并不多。街道上一般见不着汽车，就是人力车、畜力车也不多见。偶尔几声清脆的铃声，你就知道高级人骑着自行驹过来了，得赶快让道儿。衙门口的小贩：“红苕，红苕热热！”“醪糟儿，鸡蛋醪糟儿！”的叫卖声，没有增添多少热闹气氛，反倒更衬出小城的清幽与寂静。独自走在街上，你会有一种空旷无着落的感觉。我小时候非常调皮，胆子却很小，信神信鬼，怕黑怕静，大白天走在道儿上，前后无人时也会怕的头发乍起来。父母知道我是个外强中干的屁胆子，就让我和姐姐相跟着。她外出我跟着，上学也必须带着我。这是她当年的岗位职责，谁知道她把竟然这一责任坚持成了无期限的！
姐姐高我两届，她在学校是最好的学生，我则是学校出了名的捣蛋鬼。我们姐弟俩是两个极端：受表扬的学生总有她，挨批评的差生却少不了我。老师、校长常常叫她给父母捎话儿，说我这儿不对那儿不好，既然一无是处，我也就无所谓了。姐姐觉得很没面子，老在父母面前埋怨：“你娃我管不了，丢人得很！我再也不和他一搭里走了！”我心里却坦荡得很，既然把丢人当豆儿吃，也就不怕她烦。我像一帖狗皮膏药粘，仍然不管不顾地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摊上了我这么个兄弟，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恶声恶气地说说狠话罢了。
姐姐是班级
的干部，学校很多活动她都要参加。记得学校要开忆苦思甜大会，她们文艺队就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排练节目，合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她们一练歌，就领唱、合唱、分部唱的不断反复，我却被凉到一边。不能按时回家，你们有过去的事情唱我却没有，我无聊，就烦，因此就捣乱。她急了，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要打我时，她又求情，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第二天我又故态复萌，依然是捣乱，气得她直跺脚。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是天灾，更是人祸，物资极度的贫乏。我家里兄弟姐妹多，一个苹果分成八瓣儿一家人吃。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事就是吃，总吃不饱，老觉得肚子饿。
清早上学，家里限定我和姐姐俩人分一个馒头，够不够也就是它了。俩人一个馒头，分配的权力自然是姐姐的。她大，算是领导，我有想法却没有办法。其实，她老让着我，可我却从来不领情，总认为她心偏不公道！
姐姐拿起馒头一掰两半儿，她把右手藏在身后，左手一伸：“给！”
“不，我要那半个！”我不相信任何人，想她一定是把多些的那一半儿放在了身后，不然，你藏什么呀！？
“给、给、给！”姐姐两手一倒，又把左手藏在身后，右伸手往前一伸。
这一半儿未必比那一半儿大，不放在一块儿比比，还真是看不出来呢。男子汉说话可得算数啊，虽然愤愤不平，我眨眨眼睛咽口唾沫，稀里糊涂就只能认栽了。
“你娃搅得很！”姐姐经常在父母面前埋怨。
她委屈我也不痛快，总觉得她在糊弄我，心里很不服气。所以，下一次再分馒头时我还是那样儿，同样的剧情再重复一遍。
姐姐对我好，她处处照顾我，这些我都知道，可我总嫌她迁烦，爱管闲事，事儿太多。
记得县政府礼堂上映风靡一时的电影《夜半歌声》。别的我都不关心，目的却很明确，就想看看被硫酸毁了容的人脸是个什么样子。当医生一层又一层地揭开主人翁面部纱布的时候，姐姐猛得把我的头往下一按：“害怕得很！不敢看！”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只听见观众一片惊呼！我火了：“你管我哩？吓死了我活该！跟你有啥相干哩嘛！？”气得我眼泪都下来了，我至今遗憾没看见那令人惊骇的一幕！
还有，那一年县城里流行脑膜炎，谈虎色变，人心惶惶。外出必须戴上口罩，难受得很。县剧团上演新排的秦腔现代剧《芦荡火种》（既文革中改为样板戏的《沙家浜》）我和姐姐一人拿一个橘子高高兴兴地去看戏。在空气浑浊的剧场里，戴着口罩憋得我实在受不了，心里还惦记着拿在手里的橘子，想吃却无法递到嘴里。我燥了，一把扯下口罩，剥去橘子的外皮，就把瓣儿就往嘴里塞。姐姐一回头看见了，火了！大庭广众下不便发作，她拽住我的胳膊就从人堆里往出撞。这时候剧情刚刚进入高潮，枪战开始了，听着激烈的枪声和人的呐喊声。我想看，心里着急，可我的反抗却没用，当时我没她的劲儿大，你说气人不气人？
……
我和姐姐就是这样相跟着、冲突着、矛盾着。俩人扯着皮，较着劲，人也慢慢长大了。
后来我们大了一些，我就和姐姐一块儿给家里跑点事儿，有时去看看父亲的同事，送点儿东西什么的。过年过节我们就相跟着走走县城附近的亲戚家。那时候，一出县城就是乡野，路边有花儿，树上有鸟，水里有鱼，一派田园风光。实际，我们很有点像池里的鱼、笼子里的鸟儿，到了郊外，自然快乐得不得了。
再后来，文化革命开始了，父亲受到了冲击，他身体不好，行动不那么自由。家里的孩子，就我和姐姐大，所以，一些大人不便出面办的事情，就是我俩相跟着去。其实，事情都是姐姐办的，我顽性不改，就是跟着打怕怕、瞎转悠罢了。不过，这个时候，她倒真有些需要我了。我长了几岁，身体强壮了一些，没有我她孤单，心里不快乐，胆子也不正。
记得那次我们去富平舅舅家。下了火车，姐姐兜里一摸，抽出手来一瞧，自己乐了：“咦！李亚民，你快看，咱还有一毛钱哩！”
我眼睛一亮：“好啊！买糖吃！”这个简单，很好判断！
姐姐心细，预算一定是做过了的，所以她同意了我的建议。那时的钱还真是钱呐，我们在车站的小卖部用一毛钱买了十个水果糖。姐姐知道我吃东西蛮，就给我七个，她自己留了三个。
我撕开糖纸就一颗接一颗往嘴里填，连咬带嚼几口就干掉了。走出百十米远，姐姐回过头一看：“哎，李亚民，你嘴咋不动了？”
“我吃完了啊！”我一脸无辜！
“你咋吃的呀？那么快的？”姐姐瞥了我一眼，把兜里的两块糖掏给了我。
“你说我咋吃的？用嘴吃呗！”又得到两块糖，我得意得不得了。
风卷残云，两块糖又很快下肚了。我又不声不响地跟在姐姐后面，她一回头：“嗯，你又吃完了？”
“就是的，完了！”知道你还问，多余不？
“哼！啥人嘛？”姐姐气得直哼哼。
她把她嘴里的糖吐出来，用牙一咬两半儿，眼瞪着我，挺不高兴的把半块糖往我手里一塞：“给给给！”
我拿过来就往口里送，一不小心“哏！”的一下就咽到肚里了。我一伸脖子两手一摊嘻嘻笑了：“你看看，这就不能怪我了吧？我还没吃呢，又完蛋了！”
姐姐好气又好笑，她把嘴里的那半块糖吐出来递给我，然后食指制戳在我的脑门儿上：“你、你……”半天也不松劲儿。
“刚才还没尝到味儿就完了，这会儿才呡出甜了！”我夸张地吮吸着又得到的半块水果糖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姐姐跺脚一甩手，气呼呼地走在前面，她不理我了！
……
这都是儿时的往事了，前段时间我去北京，和姐姐说起来，他也记着。她笑，我也笑，笑着、笑着眼眶就溢出了泪水。姐姐笑着说：“你小时候就是捣蛋，还是个赖皮！”
虽然几十年过去，这些却成了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姐姐当年十六岁，下乡到富平县吕村公社舅舅家那个生产队落户。她们住土坯房，睡凉炕，搭伙儿自己做饭，和村民们一块儿春耕夏耘，一块儿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却不得息，还要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会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由于父亲成了走资派，虽然在舅家的村子里下乡，所谓世态炎凉，姐姐很不受人待见。一个远房的舅舅故意阴阳怪气地问她：“琴娃呀，你爸爸现在还抽‘恒大’烟不？”明明知道人家讽刺挖苦，还不能说什么，姐姐委屈地直抹眼泪。
从西安坐火车到富平，傍晚时分下车。车站离她下乡的地方还有十五里的小路，这之间要过那条石川河，要上那个吕村原，还要经过一片坟地。我不知她当年是怎么克服这些恐惧的，要是我，吓都吓死了！如果还像小的时候，我和她相跟着，俩人，胆儿就壮些，那一定会好很多。
还好，她下乡不久，国家修梅七铁路线，姐姐就和当时很多下乡知识青年一道加入筑路的民工大军。那时，文化革命运动还没有结束，工地上年轻人多，又是集体性的劳动，这就需要热情，需要宣传，需要鼓动，也需要卫生和医疗，这些实际需要给这些知识青年提供了不少的机会。姐姐在唱歌、跳舞方面还是有些特长的，她被选拔到指挥部下属的文艺宣传队里当歌舞演员。一来二去，到了1971年，梅七铁路工程是结束还是告一段落我就说不清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她们这些修了铁路的知识青年，没有再回到农村，而是顺理成章地被招工，到铁路系统参加了工作。
1971年，姐姐被招工到地处临潼的西安铁路局下属的机械设备修理厂工作。她的工种好像是钳工，那个厂子不很大，产品的品种却很繁杂，他们制造塔式吊车，也修理工程设备。姐姐虽然有点儿娇气，可她认真细致，技术还是挺好的。说来也怪，你说她娇气柔弱吧，却是个憨大胆儿，有点儿二杆子劲儿，她竟把刚刚修好的解放牌汽车鼓捣着在厂里跑。要知道：1、车辆无照是不能随便驾驶的；2、老式的解放车也不是那么好开的。你说她这人叫人咋说？
姐姐所在临潼机械设备修理厂一干就是十多年，在这里她认识姐夫并组建了家庭。修理厂是一个建立不久的新厂，职工大多是下乡后再被招工进厂的城市知识青年，大家都年轻且经历相似所以也容易理解和沟通，姐姐、姐夫在此期间结识了很多知心的朋友，多年来他们和这些朋友一直相互来往走动。姐姐在修理厂那段儿时间，尽管还是文革运动期间，但她的生活氛围和工作环境还是融洽和谐的。那段日子她过很舒心，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乐乐呵呵的。
姐姐在修理厂那段日子，她结婚、生子，生活得其乐融融。当时父母的年龄还不算大，精力尚可，所以大外甥也就在我们家里长大。那个时候，文革运动基本结束，父亲恢复了工作，兄弟姐们相继走上工作岗位。大外甥是省气象局大院里第三代中的第一人，大家都逗着他玩，成了大院里的明星和开心果儿。当时，家里上上下下很是欢快，欣欣向荣。
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姐夫有一个回京的机会。他原属文革前北京某中专学校的学生，本在国家分配之列是可以不下乡的，所以，按当年的国家政策本人可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但是，配偶和孩子就不在解决之列了，这就要自己跑关系，甚至得用钱来疏通了。可世上的事儿却怪，难事儿有时解决起来却一点儿也不难。在回北京的问题上，姐姐的命却好得出奇。也许是贵人相助吧，她和儿子的进京户口、她的工作安排竟然办的异常顺利。用姐夫的话说：一切恰恰都在火候儿上，顺利地不可思议，简直能写成传奇留世。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了，但是，当年户口进京确实不是一件容易办成的事情。
姐姐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北京玻璃总厂下属的某个分厂上班。她先在该厂的工会工作，后又调到总厂幼儿园担任园长。她办事认真脾气好，随缘善良喜欢小孩儿，带着一群娃娃又唱又跳，这一工作倒是挺适合她的。她在这一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入党，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劳动模范，还自修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一时间，李某某风光得不得了。
我1970年参加工作，单位属于部队企业，工厂的主管上级就在北京，所以我进京出差办事的机会就多一些，因此也有机会常去姐姐家。我一到北京，她就请假或者倒休，陪着我进商场，逛公园，然后再买回来一大堆东西。
我结婚晚，那些年的生活是一塌糊涂。我平时不修边幅，可只要去一趟北京，回来就会大大的变样儿，我浑身上下焕然一新。新人新马新旗号：头发成了卷卷的；眼镜是金边的，而且还是变色的；衣服变成配套的，皮鞋擦得铮亮的……同事们笑话我：你这个家伙呀，从北京回来就鸟枪换炮，土鳖变成洋蛋蛋了。我的同事都知道，李亚民的姐姐在北京，对他好得不得了。
姐姐待人热情，她喜欢客人，更乐意接待西安去的朋友。和我一起去她家的同事，她都会送一些她们工厂生产的小玩意儿：用玻璃做的器皿、装饰品等作为礼物。我的同事赵佳麟、王建设都成了她家里的常客。王建设灵活，他在那儿甚至比我混得还熟，他姐姐长姐姐短的比我叫得还亲。她的热情感染到了儿子，大外甥每见到我，总是问我建设舅舅咋样，小白叔叔咋样，提拔当官了吧？
说真话，一到北京，我吃的住的就不用管了，似乎又回到了童年，一切听她指挥就是了。我离开的时候，行李包里的东西整整齐齐。手纸在那儿，拉肚子药在那儿，感冒药在那儿……她都会给我交代的清清楚楚。她的思想意识可能还在早年，认为我的智商还停留在七、八岁上吧？
姐姐心细，她会想到了许多你没有想到的细节，出门她就会提醒你：“看看，你看看，鞋上少油，擦擦去！”我觉得还行，没有必要，就不想擦，她就取鞋油找刷子要动手；“看你头发乱地像茅草一样，蘸水梳梳去！”……
前年，大妹的儿子结婚，姐姐一家人回西安参加外甥的婚礼。她知道我是个马大哈，担心到时候我的衣着不得体，就在北京直接为我买好一身衣服带回来，红都牌裤子，RaIph
Lauren牌体恤。名牌就是好，穿上真是挺合适的。
那条裤子的裤腿稍长，我就请裁缝处理了一下。当我把裤子穿在身上，姐姐一看：“哟，裤腿的边儿咋高了，好好的裤子你看弄成啥了，成高吊裤了！是那个裁缝做的？回去叫他改改去！”还真让她说对了，裤腿高过了脚踝，确实是短了些：“短了咋办？又不能焊上呀！”我觉得没啥办法了。“咋能没法呢？有的是办法。把原边儿翻下来加个衬，一寸也就出来了。”她说得很对，可我却不好意思再找人家，回去另外找一个裁缝，果然是按她的办法把问题解决了。她见了说：“你看看这不是刚好了吗？咯咯……还是我说得对吧？
……
这就是当姐姐的，她把我管习惯、管顺溜了，见了就管我这管我那儿的。有时我就烦了，躁了，横上她几句，她也就笑笑，依然如故，见你还是要说。
姐姐是一个亲情很重的人，她人在北京，却挂牵着西安家里。家里常常能收到她寄来或者捎来她编织的喝水杯罩、自制的抽纸盒儿、还有小饰品、小绢人儿，压蒜工具等等……除此之外，必然还附一小纸条儿，写明这个是谁的，那个是谁的。
其实，姐姐看起来文文静静，可还是老李家的传统，是一副直杠子脾气，有时候说话直率，硬硬地把你顶到墙角儿，噎得你没法回答。我小时候捣蛋调皮，但我的班主任张贤英老师却对我很好，成年以后就怀念老师，前些年我写了《老师》，用来纪念我的老师。姐姐看了就说：“嘿，当时你没把张老师整死。大夏天跑到河里摸螃蟹，害得人家老师半后晌在西河滩里寻你，现在写有啥用，当时咋不省点儿心呢？”她这一说，我尴尬地笑了，还真是无言以对呢。
我退休几年了，一直在外打着工。为几个糟钱儿，看人脸受人管很不舒服，想起来挺没意思的。今年我觉得累了，也想通了，去他妈的，老子不干了。就把手头的事儿了了。给人家打了招呼，也就不去了。多年没出去了，想散散心，七月份就去了一趟北京，看看退休在家的姐姐和还在岗位上的小妹。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姐姐说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她说有张KTV的优惠票我们去唱歌吧，我说行啊，跟着她就去了。到了歌厅，我突然想起在县城上学时她们排节目唱那首很抒情的老歌儿，就在电脑上查，翻到了尽头，就是没有找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返回西安那天，姐姐说：“下午的车，还早，出去转转吧？”我说：“行啊、行啊，出去溜达、溜达！”
刚出楼道儿，姐姐就说：“铭铭说了，大舅的眼镜太老旧了，该换换了！要我说，你就重配一副吧？”我说：“行啊、行啊！”我们就到了眼镜店。她找了熟人，很快，就配了一副标价九百多元优惠到三百元眼镜，还把我正戴得那副也修好了。
她又说：“我们去百货商店看看去？”
“行啊、行啊！看看就看看，你说有啥不敢看的？”反正没事，我就跟着她瞎转悠。
“哎，李亚民，你明年是本命年啊，买件红T恤吧？”
“哎，还真格的，那就买件吧！”和她在一起，我懒得动脑子，就打哈哈！
我们就挑了一件紫红色的T恤。
“再买一件配这件T恤衫的裤子吧？”姐姐她又说。
这我就受不了了，因为和她出来是不允许我花钱的，这也是我和姐姐多年形成的规矩。在一个多小时里，她已经五百元多元出去了，这我就不能干了，心里也很不好受。我知道，在西安我算是贫民，在北京她们也不是富人呐，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退休金一月也就是两三千元。她俩口的工资总和不过五千余元，虽然光荣的生活在伟大的首都北京，但她们却是很穷的穷人。
其实，姐姐对人大方，自己过日子，却是个抠掐人。早年，她用大块的海绵垫子自制沙发，我去了，就高兴地拉着我：“李亚民，你快来看，我做的沙发。还是两用的，叠起来是沙发，放开就可以当床用了，你说好不好呀？”我附和她的意思：“好好好，这是日本东洋人的榻榻米啊，洋气得很！”她买来工具给家人理发、染发。带着大姑姐家的孩子出去，硬是不给人家小孩儿买饮料喝，气得人家孩子说：“舅妈真俗气！饮料都不给人买！”她上街买东西，总要和老板讨价还价，就想批发价买人家的东西，老问：“批不批？批不批？”人家不批发给她，她自己就皮斯开拔了！
唉，她这样做，不是拮据？不是想省几个钱吗？
来北京，不买点儿东西给我她心里过不去，但是，一家一户，各有各的日子啊，适可而止，做过了就不好。我们姐弟关系特殊一些，她的心重一些。但是，也要考虑我的感受啊！唉，人呐！
……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活按着自己的轨迹向前行进着。
退休了，悠闲了，也有时间回味生活了，一些陈年的往事常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如同昨日：
姐姐和我在大院的菜地里捉莲花白叶子里的菜虫，在槐树下逮槐赳赳（也叫吊死鬼儿）喂鸡。总计较谁捉得大，谁逮得多，谁逮的虫子颜色漂亮……争得不亦乐乎？
那时候日子艰难，鸡蛋就是好东西。俩人抢着吃炒鸡蛋，她争不过我，猴急了，就恶心我说：“咯咯……你娃知道不知道？鸡蛋清是人吐得痰，鸡蛋黄儿就是狗拉得屎撅子！你吃、你吃？！”我才不管哩，嘻嘻一笑照吃不误，气得她没有脾气。
为了多吃几牙儿西瓜，我就先下手为强，在每牙儿西瓜上咬上一个月牙儿，霸占着，然后再慢慢独自享受。气得她翻翻眼睛瞪着我，却没办法。
有时我们相处的挺融洽：晚上就盼着父亲不要去开会，不希望有人找他谈工作。这样，父亲就可以给我们读小说、讲故事了。
父亲要去省城开会，他那双棕色的大皮鞋，我和姐姐一人抱上一只分工擦，比着看谁擦得光，看谁擦得亮，争着打鞋油，鞋上抹上得不多，脸上却涂了不少。我清楚记着，那只装鞋油的铁盒子，你得把侧面的元宝旋钮一拧，才能开启……
……
一晃眼儿，我们都到了花甲之年，记忆力确实衰退了，但这些陈年的往事我却不能忘怀，觉得挺珍贵，我就把它记录下来，闲了看看，笑一笑。
姐姐对我好，超过了一般的姐弟关系，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也许是小时候我们生活在高墙大院里，小孩子除了我们还是我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形成了这种特殊的依赖关系，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化冲淡这种小儿女情感。
也许是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在外部极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形成我们姐弟之间这种很强亲和力凝聚力，顺着这个走势一直延续了下来。
也许是前世的缘由，佛家讲六道轮回，说人是有前生后世的。陕西骂人有一句话：“上辈子的冤孽！”这样说，那就是上辈子她欠了我的帐务要清还。所以，这辈子她做了我的姐姐，来照顾我这大半生，看来她还得照顾下去！这是天意，那就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嘿嘿……这些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事实却是这样！那就只能这样解释了！！
其实呀，以上都是游戏笔墨的瞎掰、胡扯！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这，就是人世间不可割舍得那份亲情啊！
最近一期老毕（毕福剑）主持的“星光大道”节目里有一位周冠军，她是那一期的一号选手吉林四平市的万春野。为了照顾自己身有残疾的弟弟小宇，非常优秀的她放弃了很多可以发展的机会，就在家乡附近做着勤杂工，和弟弟相依为命。她的事迹很是感人，正值芳华之年的她为了照顾弟弟却失去了很多。我诚心的希望这位做姐姐的也能得到很多！
我的这份诚心和希望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说而已，因为，我有我的特殊经历，在我的生命中也有一个照顾我多年的姐姐，所以，我的这份诚心也就格外诚心！
2013年11月20日
2017年1月13日
2019年1月12日
（22\0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