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虚构之《百合花》
2020-05-19 06:14阅读：
《百合花》是茹志娟写于1958年，最初发表在《延安》1958年第三期，是她的成名作，茅盾曾这样评价：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篇短篇小说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任何一部小说都不完全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小说不是凭空虚构的，因为小说时反映生活、来源于生活的，作者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现实世界的点点滴滴都对作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作品是作者思想的产物，由此观之，凭空虚构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小说也是真实的，至少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来说是真实的。《百合花》也是如此。
1958年正是反右扩大化的一年，许多知识分子、爱党人士都难逃此难，东躲西藏，茹志娟的家人也如此，这窘困的生活，使她开始想起甚至是怀念往日的美好生活，于是写下了这篇短篇小说，她写的是战争时期的故事，她曾这样回忆：《百合花》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们确实在总攻包扎所里做后勤工作。但是根据战争时间及查阅相关史料，苏中战役中并没有地点是在海岸的。这可能是因为战争时间与写作时间相隔多年，作者的记忆出现了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的真实性有待商榷。
那小说中通讯员、新媳妇是否在生活中有原型？这样写的的目的又是为什么呢？通讯员、新媳妇是否在生活中有原型这个很难考证，但是无论是真实或者虚构其都有作者深层的含义，当现实的生活或者事件难于表达作者自己的时候，作者就需要创造一些人物来更好的阐释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百合花》是如此，其他小说也是如此。
小说的每一处地方都体现着作者的匠心，例如“中秋夜”，中秋本是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时刻，但是战争就发生在这天夜里，给人很大的冲突性，从侧面更反映了战争的冷酷无情。“包扎所”是战争的后方，虽然没有敌强炮舰，但是在这里也同样上演着生离死别，更重要的是，作者是女性，女性很少能直接上战场，而后方——包扎所就成了他们的工作之地，这也体现了女人与战争的关系，这在当时来说
绝对是真实的。
通讯员也是时代的产物，符合常理。通讯员羞涩，文中写到“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接近他时，他又蹬蹬地向前走了，一下子又把我摔了几丈远”，另一个是给我馒头的时候，他不是亲手交给我而是放在石头上，这些都体现了他的羞涩，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通讯员的举止很奇怪，但是我们是从封建时代慢慢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开放，从男女不能同道而行，男女有别，到后来的男女平等，而通讯员正是在一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带有封建思想但同时又有新鲜思想，通讯员同时也是爱美和善良的，文中写到他背里的枪筒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支野菊花可见一斑，通讯员的人格在他背后是千千万万的通讯员，这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要说虚构可能就是在我与通讯员的关系与其发生的故事是否是虚构的，但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作者在回味这种人性的美好。
新媳妇，新媳妇调皮又善良，她肯把她的嫁妆—新被子拿出来，这是当时百姓支持党支持军兵的一个体现，新被子对新媳妇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她却毫无保留地拿了出来，这是民爱军的体现。同时她也是害羞的，给伤员清理伤口时很多女人都不敢看，争着做烧水的工作哦，这也给时代背景有关，但是后来新媳妇为了革命勇于突破自己、挑战自己，这就是革命的魅力。没有必要一味追求是否有原型，反正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一类人，我们通过小说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这就够了。
在当时英雄式题材泛滥的年代，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描写小战争或者小场面这是相当难得的，小说以百合花贯穿，给人一种清新淡雅之感，纯洁美好，就像人与人的关系，军爱民民拥军，人民之间互相帮助体贴，善良美好的人性，作者在战乱时看到这一好的方面，的确可以说是视角独特。真实与虚构在含义上并不对立，至少，在小说中是这样的。
小说中的真实是作者经历了的事情，是作者的世界体验，而虚构可以说是为了表现作者经历的世界而创造的物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虚构也是真实的一种。通讯员、新媳妇是如此。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包扎所是真的、作者是真的、战争是真的、伤员是真的、人性是真的，主人公呢？不一定，那为什么要创造他们呢？为了更好地呈现，呈现那个年代，呈现那些感情。
对于本篇小说中的真实与虚构我想说：真即真，虚为真。真实就是茹志娟的亲身体验，但是虚构也是为了更好地还原，还原作者在当时的处境，还原那个时代。所以二者是共存的。
本篇文章大多数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的结论，为使论据更具说服力，也引用了一些原文，其次，也查阅了百度百科，如写到茹志娟的回忆时，但对于人物分析及对于真实与虚构的看法多数是自己思考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