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格”“反常”或属创新一法
2023-09-28 09:42阅读：
“破格”“反常”或属创新一法
——学习苏轼诗词的点滴体会
文/贺中轩
毛泽东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这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所以，我们写诗填词，应严守格律。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读苏轼诗词，又让人觉得：破格或属创新一法。我常常在感受苏轼诗词高超艺术性的一面外，又为其反常规的破格而惊叹。这种反常规的破格，曾为古人所诟病，亦未必为今人赞许。但退而思之，这难道不正是他的诗词能达到别开一面的创新之路么。我想，敢于“破格”，大胆创新，对于传统诗词写出精品，或许是很有益处的！下面谈谈自己的粗浅体会。
一、以文入诗，趣味横溢
“以文入诗”，虽不为苏轼首倡，亦可说，他是“别开生面，成一代大观”者（清·赵翼《瓯北诗话》意）。所谓“以文入诗”就是指，以“议论”或“尚理”等这些当时都属于散文的功能，纳入诗词的创作。正是他在诗词总体创作手法上来了这个大“破格”，才使他的作品，趣味横溢！例如《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几乎句句属于议论。只是议论中又句句不离形象，或隐含形象。诗的妙处在于末联，让人感受哲趣：一个人如果只局限于自我的狭小范围，不能从各个角度统观全局，缺乏高瞻远瞩的胸怀和眼光，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探索到它的奥秘。诗的巧妙手法是，在形象的议论中，揭示出
带有哲理性的真谛，这又是一般人心中有而口不能说出的东西。全诗给我们写诗的启示是，诗发议论可以，但要议中有形象，议中蕴含哲理，否则就不是诗或不是好诗了。
苏轼曾有书信对他侄儿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为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转引自《历代诗话论作家》第706页）这里，苏轼自己说得明白，他是借作文之法来写诗的。一般来说，口语俗词属于“散文语”而不是“诗语”，然而苏轼却偏偏将口语入诗。例如《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使君置酒莫相违，守舍何妨独掩扉。静看月窗盘蜥蜴，卧闻风幔落蛜蝛。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中有句“静看月窗盘蜥蜴”，其中“蜥蜴”无疑是俚俗之语，“蜥蜴”又是丑陋之物，苏氏竟信手拈来，一反传统，化入诗境，使所在全句别含趣味：月光如水，“蜥蜴盘窗”，诗人在佳节月夜，守舍掩扉，独坐静看。是感慨，抑或悲怆？这慨然感思的无限情味便都在境内象外了。又如《五禽言》中有一首诗，用上“脱破袴”、“脱袴”二词语（“袴”同“裤”），两者便是俗之又俗之语。全诗为“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穀儿，劝我脱破袴。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诗写到农民被逼交租，受到残酷鞭打：“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瘢，是伤痕。农民交不起租，被打得两腿都是伤痕，过河时，伤痕映在水里——不用“脱破袴”等俗词，不“脱袴”能“照见催租瘢”，揭露地主剥削之残酷么？噫，有这“脱破袴”几句诗，抵得上杜甫一首《石壕吏》、白居易一首《卖炭翁》呵！联想到毛泽东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中用了“不须放屁”，而受到某些人明里暗里诟病，这其实是不妥的：文学艺术讲究塑造典型，有典型人物、典型语言之说。毛诗《念奴娇·鸟儿问答》是一首寓言诗，“不须放屁”是“鸟人”之语，对全词艺术来说，它正是十分恰当的非常形象的妙趣横生之语……
又如诗人作于杭州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诗，就像是一篇精短的含有故事味的哲理散文：“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诗人形容黑云像泼翻了墨汁似的，方才还没有遮着山头，可一下子雨就来了，来得很猛，雨点落在湖面上，溅起许多白色的水珠，纷纷掉进船里。正是大雨倾盆的时候，忽然一阵大风，云散、雨止，西湖上水天一色。在这里，诗人浑似说白话，用了一溜儿“翻”“跳”“吹散”等口语，运用比喻，形象地将夏日暴雨骤晴的景象活脱脱地画出来，并且将哲理隐含在“象之中”、“言之外”：那些来势汹汹的东西，败退也快；黑暗很快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正是苏轼“以文入诗”，运用口语俗语，时或议论等手法，随意挥写，自由奔放，富有趣味，显示出异常的浪漫主义色彩。看来，这种手法似有提倡必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呵。
二、破律恣肆，雄豪出世
在苏轼创造“豪放”风格词之前，词是只有“婉约”派一家的。所以，著名词人宋·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以为苏轼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几乎全盘否定之。据说，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为“豪放”派的产生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苏轼曾告知友人说：“近却颇作小调，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可见他从此倡导并带头创作豪放词，而此前词界是没有这“一家”的。如果苏轼墨守成规，循规蹈矩，宋词岂不少了“豪放”派半壁江山！
《念奴娇·赤壁怀古》似乎可称得上苏轼“冠绝古今”的豪放派代表之作。然而，它也是一阕按律考之“破格”最多的一阕词。下面以龙榆生《唐宋词格律》该词“定格”之谱校之：一是句式异常，上阕第二、三两句由一字逗的五言句和四言句，变成三字逗加六言的九字长句；第四、五句也由七言句与六言句一变而成四言句加三字逗的九言句；下阕第二、三句本为四言句加五言句，“破”而成五言句加四言句；第四、五两句本为七言句下接六言句，又改为四言句加三字逗的九言句；第七、八句本为四言句加五言句，改为五言句加四言句——“破格”竟有六处之多！二是拗律有两处：上阕“三国周郎赤壁”所在句声律应为“中仄中平平仄”，“赤”字拗，按声律此处应用平声字；下阕“雄姿英发”中“雄”字拗，按声律此处应用仄声字。三是以今人用韵标准“词用《词林正韵》”，苏轼此词因一字之差，用了两部韵：“物”“雪”“杰”……等皆属《词林正韵》第十八部，唯“壁”一字，韵落《词林正韵》第十七部之“十二锡”韵。
后人是出于“为尊者讳”，还是因其词之雄奇高妙，而于“正格”或“定格”之外，作“变格一”之表率处理，敝人无能考之。要知道，词之内容为体，声韵为衣，岂能“削足适履”？词缘情，正是由于苏氏情之所至，随兴“破格”，汪洋恣肆，才创作出这大气磅礴，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古今绝唱”！这让“胶柱鼓瑟”过分讲究声韵、如敝人者感叹唏嘘之余，应该着力反思、猛而醒悟呵！
有人说，李白、杜甫可以破格，苏轼、辛弃疾可以破格，而咱们不能破，因为咱们的才思离他们实在太远！初闻此言，或以为然。久而思之，却又疑之：大力士带镣跳舞，尝不得恣情高蹈；体弱力小者“不稍松于镣”或“轻镣”，可舞出靓姿么？照常理，制定法律者或知法懂法者，更应守法；而在诗词界怎么就成，越懂诗词的大能者，似乎越难守律、用律至“炉火纯青”，倒以随兴违规为能事呢？幸亏当时苏轼敢字当头，否则“大江东去”真地会全无声息了。我想对初学格律者说句心里话，咱们在严守格律之时，不妨“挤”出点时空，学点自由诗之恣情纵兴，然后“就律推敲”之，以成“近体”，即使有点“违律”也可自许之；若是真情至处，更应置“违律而不顾”！再说，打开词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变格”或“又一体”；又有什么“减字”“偷声”；又有什么同名而别体，同体而异名——其实都是一个“破”字之故！世上万物，皆适时“破土而出”，才有这万紫千红的美丽春天。我想，传统诗词苑林，离开这一“破”字，春天岂不遥远！只有敢“破”，才能创新，这就是结论！
再说，世间人与物，千差万别，是不能“格式”化的。苏轼被称为“豪放派”杰出代表，他也有“突破”自己“豪放”的另一面：写出了不少婉约风韵的好词。例如《贺新郎·夏景》就是他“婉约词”代表作，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它“冠绝古今，托意高远”……然而，它也是不离“破格”二字的。传说《贺新郎》始见苏轼，原名《贺新凉》，因词中有“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句，故名。后来将“凉”字误作“郎”字，才名之曰“贺新郎”。就是这阕《贺新郎·夏景》词，有人说“每句都是以仄声结尾，与诸家颇多不合”。真不知“诸家”破了苏轼之律，还是苏轼破了“诸家”之律？以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之本词“定格”声韵校之，不仅拗字较多，而且下阕倒数第三句还少了一个字，使全词一百一十六个字，变成了一百一十五个字。该句句式也发生大变化，使一字逗的八言句变成了一般的七言句。写至此，调侃自己，逗乐别人：吟诗填词，大可恣意逞兴，莫问什么诗宗词派，做到物我两忘，写到好处，便不受格律之桎梏。对格律等外在形式，应取的态度，还是《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林黛玉说得好“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三、似傻装病，奇妙频出
苏轼诗词创作中有一法，我将它叫“似傻装病”法，请待我慢慢说来。
例如《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写得奇妙，不仅别出心裁写出西湖之美；重要的是蕴含理趣：人或怨秋雨绵绵，或怨夏日炎炎，而苏轼却看到西湖“晴方好”“雨亦奇”？其言外意是，“我”乃“破”了诗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孤愁，在“乐天”派的“我”看来，一切景物都是美的。诗以人比物，妙想成趣，手法高妙。然而，好玉似有瑕疵：把西湖之美比作西施之美，这是很好的。可“西施”怎变成了“西子”，西施姓西么？按常理，孔子姓孔，孟子姓孟，墨子姓墨呀。苏轼傻么？然而，西施虽然姓施，但若诗中“西子”改成“施子”，其诗味会倾刻大减：因为西子对应的是西湖，两个“西”字使诗句颇具“粘连”之美；再说，姓施的还有“东施”那位姑娘，跟西湖比，能说美么。这些，大诗人苏轼当然知道。因此，我们似乎只能说苏子“似傻非傻”！这“似傻装病”，无疑的是教诗词“奇妙频出”的好手法！
又如《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作者似乎装傻弄拙，用信手拈来的手法，两句假设与否定性反问，在只提问不作答中，巧妙地让人体味出一种带普遍性的道理：任何美好事物的产生或事业上的成功，都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产物。试问如果没有这种装傻弄拙，诗会有这种创新性的理趣么？
三如《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作者自我调侃，似乎把自己写成个小丑那样无聊与无奈：词上阕，“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是说，时间是春天将过，杏果青涩，燕子飞时的绿水好景也是别人家的。“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是说，这里吹拂的温馨柳绵，也许就像人生的缘分，给我是那样地稀少，但我不信走遍天涯就没属于自己的芳草。词的下阕，更是把自己描写成灰溜溜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一堵“恶墙”把我阻隔在佳人与佳景之外，已让我生愁，更难堪是渐行渐远的笑声，却告知，我的“多情”受到“无情”佳人的讥笑！——看来作者是把政治上的被打击，用“爱情的失落”来描述，欲避政治之嫌；是傻似病，写尽人生的酸涩。而诗的美妙，令人啧啧赞叹……
四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明知或怀疑此壁不是真正的“赤壁之战”的赤壁，却狡黠绝妙地用“人道是”三字来避实；周瑜与小乔结婚明明已经十年，他却装傻弄痴说成“小乔初嫁”；“羽扇纶巾”分明是诸葛亮的艺术形象，却“张冠李戴”到周瑜的身上……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两点：一是艺术的真实与客观事物的真实是有差别的，不少艺术手法如傻似痴，塑造出别致的艺术形象，以慑人心魄。比如现代战争影片中为了表现战争一方的威力，把许多大炮排列在一起，隆隆地发射大炮，作为艺术手法是可以的，但如果真的有个将军把许多大炮整齐地排在一起，他就是个傻儿将军，因为这是绝对违背战术常识的；又如戏曲中包公额头上添了个月亮疤，无疑是符合艺术真实的，但谁如果真地相信包拯额头上长了这样一个疤，还不是傻瓜么。二是写诗填词应该学点恣意傻想，不妨来些超乎客观现实的奇思，例如福建诗人吴万利《伟人毛泽东》“咏雪诗魂耀宇寰，拨开迷雾换新天。珠峰纵使削千尺，仍是中华第一山”。说到这，让我忆起莫之棪的《七绝〈伟人毛泽东〉中的硬伤》（《中华诗词》2009年第6期）这篇文章说“比喻失实”，因为削去第一峰“珠峰”（他理解为“珠穆朗玛峰”，不理解为用“个别指代”的修辞手法所描写“喜马拉雅山之诸峰”）一千尺，留下了还有它的其他高峰……从这种客观现实看，莫先生的观点无疑是“绝对”正确的，但这又“绝对”不符合艺术真实，不然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等都要算是“硬伤”的。而前面涉及的“小乔初嫁”怕也是硬伤了。由此遐想到篆刻家有一道工序，是敲打篆章，故意弄出些残破来，在外人看来是不是有些儿傻呢。然而，没有艺术家们这超乎现实的“傻”或“硬伤”之类刀笔之法，怎有“精品”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