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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国保古建筑探讨和交流——晋祠（中一）

2018-03-09 00:14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6317266296

二、走进晋祠：
我们以梁林夫妇参观晋祠作为引子，又以花园或宫苑的直观评价，对晋祠进行了整体定位，并具有了初步认识，即重点强调的，晋祠，属于全国范围内西周初期宗法制度的建筑实物遗存孤例，包括，与晋祠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景观，因为，这些基本概念和景观，或多或少地，有助于整体上更加全面和准确以及独到地把握晋祠内容与风貌。
下面，我们将围绕，晋祠作为全国范围内西周初期宗法制度的建筑实物遗存孤例，这条主线，再以祖先崇拜和世俗崇拜以及宗教信仰包括礼乐文化甚至三晋文化等为辅助，着眼于各种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分类化或模块化的游园方式，走进晋祠、欣赏晋祠、分析晋祠和理解晋祠。
先看晋祠大门。晋祠的大门可以分为旧大门和新大门，都开向东面。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新大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修建，主要目的，出于对晋祠的文物保护和旅游管理。至于旧大门，也就是与大名鼎鼎的圣母殿和唐叔虞祠密切相关的景清门或者说惠远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被移至晋祠里面，且位于北中南三区当中的南区，并成为那里十方奉圣禅寺的山门。其实，这里提到新大门和旧大门的区别，尤其旧大门，是因为，景清门或惠远门直接折射出晋祠宗法祭祀和祖先崇拜的重大变迁。早在北宋时期，景清门或惠远门已经存在，而且，景清门曾经是唐叔虞祠大门，惠远门曾经是圣母殿大门。随着晋祠主祭祀兼主建筑由唐叔虞祠改为圣母殿，景清门和惠远门也随之变换位置，变化最大的时候是明代，并有古代文献的具体记载。然而，直到民国时期，景清门和惠远门的历史记载，几乎成为了空白，只有本地人刘大鹏，在其晋祠志当中提出了，景清门即惠远门，还为景清门题款，这时，景清门成为晋祠的大门，而惠远门则早已销声匿迹、不知去向，所以，两门的关系，不
再是和而是或，对此，学术界观点不一，但是，大多数观点还是认同于刘大鹏，虽然，刘大鹏的观点未必准确。所以，谈到晋祠主祭祀兼主建筑的唐叔虞祠和圣母殿的的重大变迁，晋祠新大门和旧大门还是值得玩味一番的。


山西国保古建筑探讨和交流——晋祠（中一）
山西国保古建筑探讨和交流——晋祠（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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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新大门，正式游览以前，人们通常会感觉到晋祠的一个明显特点，即景区内古树名木遍布，尤其是盛夏季节，满眼的绿色葱茏，通常看不远也看不清景区全貌，梁思成先生当年的感觉就是这样。实际上，借助平面图，我们可以将晋祠划分为北中南三个景区。这样去游览和欣赏，会清楚与方便一些。


山西国保古建筑探讨和交流——晋祠（中一）
 晋祠的中轴景区，从东往西，依次为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以及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这个序列，导游人员包括部分游客，再熟悉不过。


先看水镜台，是中轴景区东西序列当中的第一座古建筑，而且，是一座以酬神为主的古戏台，距离新大门西侧不远处。从晋祠作为皇家园林和祠庙群落来看，水镜台所凸显的，是它的宗法祭祀和祖先崇拜以及礼乐文化等综合性功能，并以教化和娱乐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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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古戏台的奇特之一就在于，若从游览角度来看，它的正反面异位或者说前后面颠倒。因为，这座古戏台作为一种比较常见的前后勾连搭古建筑，其朝向游客的东面，恰是它的后面或后台，属于明代重檐歇山顶建筑；而背向游客的西面，则是它的前面或前台，并面向远处的晋祠主建筑圣母殿，属于清代单檐卷棚顶建筑。很明显，属补建，补建原因，可能与酬神热情和经济发展等直接相关，甚至，有超越宗法制度所涵盖建筑等级的一些地方，例如，堪称繁复的建筑装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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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古戏台的奇特之二就在于，从古建筑角度看，它集楼阁殿台四种样式于一身。东面的重檐歇山顶像楼、西面的单檐卷棚顶像阁、后面的高大台基像殿、前面的宽大戏场像台，其实，也是真正的戏台，而且，是南西北三面开敞。古戏台面阔和进深各五间，屋顶置琉璃脊刹和脊饰，飞檐角挂铁风铃，中间设拱券下板门、左右开回纹格月窗，匾额与楹联俱全，并有石勾栏和石望柱以及木制的前台十二根明柱和后台四根角柱等形成围廊，总面积超过三百平方米。在我国南北古戏台当中，属于规模较大和等级较高以及较为华丽的明清戏台之一。特别是，和南方的内置祠堂戏台相比较，它属于北方较为典型的室外神庙戏台。
这座古戏台的奇特之三就在于，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在露天演戏时候观众听觉上需要，除了前台南西北三面开敞，和设计高达一点五米左右的台基，来远传声音以外，还充分利用古代军事方面的“瓮听”或“地听”技术原理，仿照军队在野外将空心陶瓮埋入地下，并派人伏在瓮口，通过细听声音方位而判断识别敌情，在台基下面埋入四组八个两两相扣的巨大陶瓮，来增强声音共鸣。据说，这使得无论大小演出还是远近观众，都能够听得远也听得清，和南方内置祠堂戏台藻井在聚拢与回旋声音功能上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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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上述三个奇特之处，我们可以看出，水镜台作为中轴景区现存的第一座具有祭祀功能的古建筑，既循建筑法度和规制，又有大胆突破与创新。
例如，它的第一个奇特之处，即正反面异位或者说颠倒，就是严格遵照本建筑必须在朝向上与主祭祀兼主建筑圣母殿保持主从对应关系的相关要求，即本建筑的坐东朝西是基于圣母殿的坐西朝东，这也是宗法制度之下建筑礼制方面的一个代表和缩影。
除了上述三个奇特，可以略提的，还有前后面的水镜台和三晋名泉两块匾额以及水秀山明无墨无笔图画、鸟语花笑有声有色文章一幅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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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西面的“水镜台”匾额为晋祠镇南堡村的清朝翰林杨二酉题写，东面的“三晋名泉”匾额为清朝武举杨廷翰题写，而且，杨廷翰还是杨二酉的伯父。为此，许多导游人员将此一文一武叔侄俩题匾作为水镜台的又一个奇特之处。实际上，与晋祠高度关联并略有名气的本地人，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晋祠镇赤桥村的刘大鹏，也就仅剩杨二酉和杨廷翰了，其中，刘大鹏对晋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先说杨二酉，乾隆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因其文章和书法俱佳，得到皇帝赏识，任协办起居事，即跟随于皇帝左右并记载其每日言行。后来，曾任协理山西道监察御史，又任巡视台湾监察御史兼理地方学政，在吏治和教育方面颇有建树，至今，在台湾省台南市仍有颂赞杨二酉振兴当地书院的碑刻遗存。回到北京以后，因以兵部给事中弹劾权贵反遭诬陷而失宠被夺职。退仕家乡以后，以主要精力投身于晋祠的修扩建。最后，以七十多岁高龄病逝。可以说，在三晋文化名人当中，杨二酉属于儒家经世致用的典型代表之一，与同为山西人的清代名臣于成龙、陈廷敬、孙嘉淦、徐继畲、祁雋藻等颇为相似且青史留名。
再说杨廷翰，康熙年间武举，相关历史记载不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武举仅有做官资格并非实职，所以，连杨廷翰最终是否进入仕途，也不清楚，很可能，真没有，毕竟，不见详细官方记载。尤其，清代每届全国武举人数，平均来说也在五百上下，各省则为三十或五十，甚至八十不等，并非人人都能进入仕途。只不过，古代武举也算是相当了得，例如，在内场的考试当中，必须举起三百斤大石和挥舞一百二十斤大刀，这在一般人肯定做不到。
此外，水镜台没有壁画但有彩画，内容上既有景观花鸟也有历史故事，功能上，既有教化影响，也有装饰作用。属于明代彩画，不过，后人曾经重抹重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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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开水镜台景观花鸟彩画不谈，就其历史故事彩画来说，主要集中在西面，且有丰富内涵，教化作用非常明显。
例如，西面次间和稍间走马板部位绘彩画，一共有四幅，北次间为木兰从军、北稍间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南次间为昭君出塞、南稍间为唐明皇与杨贵妃。可以看出，各幅彩画均有女性人物且是主要人物，对于主祭祀兼主建筑圣母殿的酬神和取悦目的非常明显，同时，昭君和木兰故事所反映的，正式古代宗法制度和特殊情境之下，孝亲、忠君尤其爱国主题，对游览者有着一种潜移默化的无形影响。
又如，西面明间顺梁部位彩画，为周文王访姜子牙，开创周朝八百年基业，随后，周公旦辅佐周武王，进一步完善了夏商以来对于古代中国巩固统治、稳定社会极为重要的宗法制度，核心之一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并辅以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等，基础之一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至于，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封神演义当中的诸多经典情节，在水镜台东西面的其它建筑部位也随处可见。
可以说，水镜台的建筑形制、规模、等级和技术以及彩画等等，都是服务于每年数十次的各种酬神演戏活动，尤其，每年农历七月祭祀圣母的晋祠庙会期间，水镜台也是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之一。现在，晋祠庙会，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水镜台，就是其兴衰沧桑和传承复兴的最重要见证之一。


再看会仙桥，是中轴景区东西序列当中的第二座古建筑，然而，仅是一座极其普通短小的单孔过河桥。会仙桥下面就是晋祠历史上有名的智伯渠，智伯渠晋祠段不断转变流向，会仙桥则是在东西方向上横跨智伯渠。整座会仙桥长大约六米左右、宽大约三米左右，属于典型的园林式风景桥，单拱石造，桥面南北两侧配以栏板栏杆和垂带栏杆，栏板里外两面浮雕多样图案，各望柱头造型或八棱石或蹲兽石，东西两端望柱外侧还有抱鼓石。只不过，除了桥面尚且坚固结实，其它部分大多风化和残损，包括桥头南北两侧砖石混砌的安全挡墙连望柱头也完全缺失，欣赏价值不大。至于，建造年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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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会仙桥本身索然无味。但是，当地人赋予它的一个古老传说，倒是能够引出一系列有关晋祠和主祭祀兼主建筑圣母殿以及圣母崇拜等众多历史典故。这个古老传说讲述了会仙桥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明代嘉靖年间的状元翰林撰修罗洪先在桥上与女仙相遇，并赋诗一首：悬瓮山中一脉清，龙蟠虎伏隐真明。水飘火劫山移步，五十年来帝母临。实际上，这个古老传说的古怪离奇和这首无题七绝的真实涵义毫无关联。但是，晋祠主建筑圣母殿南廊有一通罗洪先这首无题七绝的悬笔诗碑，在晋祠超过四百块的碑刻当中，也属综合价值较高，尤其是，它的狂草书法价值。然而，在专家和学者眼里，这首无题七绝所揭示的，恰恰是晋祠主祭祀兼主建筑由唐叔虞祠改为圣母殿的重大历史变故。
一脉清，是指晋水；龙蟠虎伏隐真明，是指晋祠周边群山林立，真明可虚指也可实指，甚至，有考证认为，真明是指赤桥村兰若寺一位名僧；至于水飘火劫山移步，是指宋太宗赵光义火烧和水淹古晋阳，以及悬瓮山滑坡导致的唐叔虞祠被毁和迁建，包括改建与新立主祭祀兼主建筑圣母殿，也就是说，太平兴国年间（九百八十年上下的水飘火劫）经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年间（一千零一十二年上下的山移步）到宋仁宗赵祯天圣年间（一千零二十七年上下的改建与新立主祭祀兼主建筑圣母殿）；五十年来帝母临，则成为对上述唐叔虞祠和圣母殿重大历史变故等的总结性诠释。
会仙桥的古老传说，常常被导游人员讲解给各地游客。根据圣母殿南廊悬笔诗碑记载，罗洪先的无题七绝创作于他五十四岁来晋祠游览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会仙桥的古老传说就不太可能。特别是，在四百多年以前，所谓正视正言和正听正德为个人日常德行标准的时代，罗洪先以知天命年龄竟然对陌生女子轻率吟诵“世人常夸西施美，余视娇妇胜西施。”如此轻佻言行，根本无法和罗洪先这位天下功名第一的状元郎与崇尚阳明心学的思想家划等号。至于，这个古老传说涉及的罗洪先与明代奸臣严嵩的儿女亲家关系，和个人德行冲突，以及准儿媳为准公爹奉茶劝退等细节，同样，经不起历史推敲。根据罗洪先与严嵩生卒年和任职年以及其子女大致情况等，可以知道，罗严两人几乎没有任何在官场与生活当中的紧密交集，最多地，严嵩有大约五年左右时间执掌过罗洪先所在翰林院。例如，这个古老传说是以严嵩权倾天下为背景展开的，实际上，罗洪先因劝谏明世宗朱厚熜被罢免官职离京回乡的时候，本人仅是正六品或正七品，严嵩即便官居礼部尚书，也才是正三品，当时，真正权倾天下的是著名首辅夏言，最高的正一品，罗洪先离京回乡五年以后，严嵩才击败夏言成为首辅并真正权倾天下。而且，历史记载，严嵩的儿女子孙亲家均为朝廷正一品上下，最突出的，就是其唯一的孙女，由嘉靖帝做媒而御配给山东孔府第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
罗洪先与山西更紧密一些的关联，除了圣母殿南廊悬笔诗碑以外，就是他本人多年心血《广舆图》当中关于明代九边之一大同镇等相关记载，这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刊刻流行的地图集，可惜，已经失传。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罗洪先，晚年竟然是贫病交加。去世的时间，大约在离开山西、回到家乡以后的数年，刚好六十岁。


然后是金人台，中轴景区东西序列当中的第三座古建筑，其整体建筑形式不多见。那就是，正方形毛石台基之上，四边围以仿栏板式砖砌矮墙并条石压顶，四角相对各立一尊两米多高的宋代铁铸武将形象，正中间还有一座三米多高的明代琉璃制焚帛炉小阁楼，可谓融祭祀和观赏以及沟通前后景点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殊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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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人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最主要的，当然是作为主建筑圣母殿的配属性或前置性的祭祀用建筑物，所以，铸造铁人四尊来侍卫圣母，并保护晋祠，且祈求神佑。这方面，西南角和西北角铁人铭文可为明证。同时，古代五行学说认为金生水，故而，当地人铸造铁人四尊来祈求晋水长流并造福百姓，被称镇水金神。
所谓金人台的命名，有观点认为，来自于金银铜铁锡的古代五金分类而命名，也有观点认为，来自于金朝军队攻占太原以后在此歌舞庆贺而命名，前者合情合理，后者值得商榷，一方面是民族情感问题，另一方面是民间称呼待考，涉及到唐代称女真和明代称北虏以及宋辽金元时期彼此之间称呼等。
此外，同会仙桥一样，金人台也被当地人赋予活灵活现的一个古老传说，主要内容是金人潜逃和被抓受罚等，略过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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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人台的主角，肯定是四尊宋代铁人，但是，四尊铁人的铸造前后和质量好坏等不尽相同。其中，铸造于宋哲宗绍圣年间即公元一千零九十五年前后的西南角铁人保存最好，也是唯一保存宋代原貌的。至于，其它三尊铁人，都在明代或民国进行头部修补，尤其东北角铁人，是在宋代铁人毁坏以后又在民国时期重新铸造，然而，质量最差早已锈迹斑斑，反衬出西南角宋代铁人高超而精湛的雕塑水平与铸造技术。难怪，梁思成先生对四尊宋代铁人的总体性评价并不高，且认为比较丑，这一点，甚至影响到现在的一些梁林夫妇崇拜者。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建筑及其相关文化的研究方面，梁思成先生注重形式，刘敦祯先生注重内在，为此，刘敦祯先生还对梁思成先生在此方面进行了批评。实际上，我国古代大型铁像的铸造和遗存，非常难得，即便，在全球古代文明大国里面也是佼佼者，晋祠金人台西南角铁人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例如，我国明代以前的大型铁像遗存总共三十尊，而且，多为祭祀铁像，山西地区占到一半左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神灵崇拜普遍、祭祀风气浓厚，官方和民间都非常重视。晋祠金人台四尊宋代铁人也是当地人不惜重金，聘请山西雕塑行家与河南铸造大师以及铭文反写高手，为晋祠主祭祀兼主建筑圣母殿奉建。同时，晋祠金人台四尊宋代铁人的铸造，还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木炭生铁冶炼技术，才使晋祠金人台西南角铁人历经千年而历久弥新。


再后是对越坊，中轴景区东西序列当中的第四座古建筑，好在，也是一座属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祭祀性附属建筑物。其匾额对越两字，出自诗经之周颂当中的对越在天和骏奔走在庙。意思为报答和宣扬。原本是歌颂周朝奠基者周文王姬昌，这里是报答和宣扬圣母的神佑功德。其枋心彩画内容，应为封神演义的部分情节，可惜，风雨侵蚀、模糊不清，不过，也属于宗法性装饰小品画。
对越坊的建筑形制以及其它细节，与前面提到的芳林寺牌楼大致相同，略过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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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立坊人和题匾人，普遍认为，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山西乡试举人高应元，还被当地人赋予一个感念母恩而尽孝立坊并敬神题匾的民间故事。然而，这个流行说法早被部分专家学者予以否认。因为，根据清代道光年间《太原县志》记载，高应元是明代万历中期考中举人。但是，对越坊匾额的上款和下款，分别是知太原县事古塞高秉直、县丞张鹏程、教谕刘致和、训导黄庆与万历四年岁次丙午春三月吉日立，况且，如果对越坊为明代万历初期所立，那么高应元若在二十岁中举则万历四年尚未出生、若在三十岁中举则万历四年也就五岁。所以，专家学者认为，此坊和此匾与高应元并没有关系。
聊到这里，我们已将中轴景区走过一半，在这一半古建筑当中，曾经提到了晋祠三匾当中的两个，即水镜台和对越，另一个呢，就是著名的难老泉亭里面的傅山真迹难老。不过，若就晋祠作为全国范围内西周初期宗法制度的建筑实物遗存孤例来说，三匾的地位和意义不大，如果在讲解当中过分突出或游园当中过分关注，反而会冲淡和影响对晋祠独特性的理解，加上极尽渲染的古老传说与民间故事夹杂其间，甚至成为游客对晋祠说不清、道不明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从傅山、杨二酉、高应元三人所具有的历史影响、学术地位尤其书法成就来说，仅仅是具有极强的山西地域性，甚至，仅仅是太原地域性。例如，高应元的历史知名度，可以说，几乎无法同晋祠所具有的独特人文价值相匹配，最直接的，明代后期，每科的乡试举人各省大约三百人上下、全国大约四千人左右，就各省相对比例来说，尚可提及，就全国绝对比例来讲，则可以忽略。所以，过于突出上述内容，往往显得主题不明，是不利于晋祠的对外形象宣传甚至申报世界遗产的。相反，后面的献殿和鱼沼飞梁以及圣母殿才是晋祠的独特性和代表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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