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济源市克井镇大社村北的太行山脚下，有一座修建于北魏太和三年（479）的盘谷寺。寺前最显眼的一处石阶上，有一座八角重檐尖顶的御碑亭。亭中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碑首刻有“歌盘合契”四个大字，意思是将歌颂盘谷寺的文章合镌在这块碑上。碑文分三个部分，一为唐朝大文豪韩愈的著名散文《送李愿归盘谷序》，二为清朝乾隆皇帝步韩愈韵的七言诗《用韩昌黎盘谷子诗韵明向误并志今考证也》，三为乾隆所撰关于刻碑缘由的后记，均为乾隆亲自书写，书法行云流水，洒脱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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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碑亭外景
为广大游客所不尽知的是，在盘谷寺后的千尺摩崖上，还有一处刻于清代、高5米、宽8米的摩崖石刻。它就是著名的《济源盘谷考证刻石》。该刻石与其说是乾隆皇帝的一份考证论文，不如说是乾隆皇帝的一份“检讨”笔记。
唐贞元十七年（801），大文学家韩愈送友人李愿归隐，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送李愿归盘谷序》。文中借隐者李愿所言，表明自己如被重用，则以己之才，干一番事业,如不被重用，则宁肯隐居山林，也不会去趋炎附势，以此来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尤其对李愿“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钧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的隐居生活，表达了自己的向往之心，神往之意。
原来，历史上的盘谷寺有两个，一个在济源盘山，一个则在河北蓟县盘山。到清中期时，乾隆皇帝对李愿的归隐行为，不知因何突然有了兴趣。不仅颇为赞赏，而且在多篇诗文中都有涉及。比如，乾隆七年他写的《游盘山记》中称：“韩昌黎所称太行之阳有盘谷。无从考其非是，而其为隐者之所以盘旋一也。”乾隆十二年御制《盘谷寺》诗中，更有“暂游宛探月窟，到此可破天悭。珍重韩愈李愿，曾否烟磴跻攀”之句。可就是在《游盘山记》中，在论及盘山之盘谷与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之间的关系时，乾隆皇帝则犯了个地理错误：误以为李愿隐居的盘谷就是河北蓟县的盘谷。十几年后，他又命蒋溥、汪由敦、董邦达纂修《盘山志》。卷四述及盘山名胜时云“盘谷在盘山中央，旧称唐李愿隐处”，接着就引录了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其实，蒋溥他们并非不知道乾隆把地名搞混了，只是皇帝说过的话谁也不敢轻易纠正，只得以讹传讹了。
乾隆皇帝翰墨之娱图
在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李愿的归隐地并没有问题，文中开篇就说是“太行之阳的盘谷”。待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时，乾隆皇帝听人说李愿隐居处不在盘山，而在济源。这下子，他心中就着实不安了。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乾隆皇帝便命当时的河南巡抚阿恩哈亲临济源进行调查。阿恩哈的一番实地考证，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原来，李愿隐居的盘谷果然在济源，而不是蓟县。
阿恩哈回京如实禀奏，并呈上了详细绘制的盘谷、寺庙、李愿住处和韩愈文之刻石等图。乾隆看后恍然大悟：“盘谷实在济源，而不在蓟县。”对此，他感慨万千，反思自己情况不明，引用错了误事。他分析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不明于学就是盲从。他对此十分重视，亲笔写下了计380余言的《济源盘谷考证》。文章除讲述事情的原委，还作了自我剖析。他在文章中举了陶渊明的例子，说陶渊明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在他来说是可以的，因为陶渊明“高尚避世，理有所不必明，身有所不屑修，事有所不足制”。在自己则不可。因此，文章结尾说：“陶渊明不求甚解，在彼则可，在他人则不可，而在为人君者益不可。”他命人将此文连同《送李愿归盘谷序》文，分别刻于济源和蓟县的盘山上，意在引以为戒，昭示后人。
《济源盘谷考证刻石》实景
在这篇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考证文中，乾隆说人论事举一反三，既坦诚自己的误解，也批评了蒋溥等人的附会。尽管原立于河北蓟县盘山的《济源盘谷考证碑》及《送李愿归盘谷序碑》，如今都已不复存在。河南济源盘谷山的《济源盘谷考证碑》，由于岁月的洗礼，也已显得极为沧桑。然乾隆皇帝那种实事求是、勇于改过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