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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日本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

2017-08-11 16:5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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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日本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
——读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在中国的周边邻居中，对中国人民影响较大的国家，当是日本国。国与国之间，邻居不可选择。我们对这个好斗的民族究竟了解多少？为什么会发生惨绝人寰的日军南京大屠杀？钓鱼岛会引发下一次的中日战争吗？如果下一次中日战争爆发，会是怎样的结果？……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归结到我们对未来对手有多少了解。中国古代兵书《孙子•谋攻篇》早就告诫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特点，我读了十几本书。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于1946年的《菊与刀》。

洞察日本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我早知道《菊与刀》这本书，一直没兴趣读——源于我对“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无知。在武汉高校里，除了武汉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其他高校没这个专业。把书看到一半，我开始相信“人类学”这门学科是非常重要的科学。
日本民族文化究竟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日本民族文化最显著特点是等级森严。
国家有等级。天皇至高无上，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天皇的家族为皇室贵胄，属于最高阶层。向下依次有将军、大名、武士，这一部分社会阶层统称为“士族”。将军是大名中有实力者，最有实力的将军称幕府将军，地位仅在皇族之下。大名有些类似于中国春秋时的诸侯王，实际上就是某些土地或庄园的领主。例如江户时代，大名多达200多家。将军与大名的家臣便是武士。这些武士有共性：尚武（有武艺）、有知识、忠诚于主人。整个社会最低层是农、工、商、贱民。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低贱到什么程度？普通国民根本无法弄清祖宗是谁，是干什么的。说来其他国家人都不相信——一百三十年前他们连姓氏都没有！在日本历史上，只有贵族和士族可以有姓有名，普通国民有名无姓。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废除了奴隶制与武士制。政府感觉到国民没有姓，编造户籍，课税征役，非常不方便。明治三年（公元1870年）日本政府作出“凡国民，均可起姓”的决定。可是日本国民大多习惯于没有姓的生活，此决定并无多少人响应。日本政府不得不在明治八年（1875年）颁布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强行规定“凡国民，必须起姓”。命令下来，全日本掀起起姓热，各种各样的姓都涌现出来：田中、三木、山田、前部、酒井、井上清、犬养、山本、渡边、高桥、小林、中村……依山野田原、依兴趣爱好等取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日本人向西方文明学习，用行政机构管理国家。日本国家级行政机构是内阁，以下统领各政府部门与地方行政。地方行政机构是市、町、村。为了稳定的政权，他们严格按照等级制度，用“各安其所，各守本分”的文化精神来教育民众、管理国家。
家庭有等级。日本家庭的等级建立在辈分、长幼尊卑、性别的基础之上，严格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兄为弟纲”。前辈高于晚辈，长者高于幼者，男人高于女人。在日本家庭中，子女若要与父母唱反调，几乎是不可能的。本尼迪克特说：“在其他领域，日本人像在家里一样严格地遵守着等级制度。自古以来，对于沿袭等级制几百年的民族来说，这既是好处，也有弊端。大概在公元7世纪以前，日本已经吸取了来自中国的无等级生活方式，并用它来改变自身的等级文化。”尽管后来一千多年历史中，新时代、新理念、新思想对日本等级文化不断冲击，日本家庭的等级意识依然非常浓烈。
军队有等级。在《军人教谕》中规定，“凡为军人者，上自元帅，下至兵卒，期间自有官职阶级之分。”为了让军人绝对服从指挥官，还规定有“须知下级者之承上命，实无异承朕命。”这条规定告诫军人——不听上司的命令，无异于不听天皇指令！所以日军长官训斥下级，可以打骂。下级士兵对长官要绝对服从，不敢冒犯与违抗命令。
日本民族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日本天皇在国民心中的地位相当高，所有人都无条件地忠诚他。
日本人非常重视“报恩”。日本文化认为，人生来就是负恩者。恩即恩债：历史的恩债，过去的恩债，现在的恩债，每天与他人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恩债……每个人若欠了恩债，须得还债。本尼迪克特举过一个例子：一个日本人如果无端受到别人的一杯水，会使饮水人内心不安——因为施水人对饮水人有“恩”，饮水人须得报“恩”。不过，“恩”有层次，饮水之“恩”只是最低级层次的“恩”。日本人认为日常所享受的恩情，通常是皇恩、亲恩、主恩、师恩等。在这所有“恩情”等级中，皇恩最高。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她说：“日本老百姓与天皇的关系，在一个‘忠’字下成了具有两面性的东西。”本尼迪克特举例说明，天皇的声音还没有通过电波传出来时，很多负隅顽抗分子跑到皇宫外面，为投降诏书的宣布制造麻烦。但诏书一出，他们也就顺从了。即使是东条英机，也没有敢对诏书说一个“不”字。
日本军队明文规定，严禁投降。因此，日本军人在战争前线不再对此作特别的训练。1945年8月之前，日本军人忠实地履行着这条军规，每逢作战通常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二战中，各国都有将军被俘的记录，唯独日本没有——那些日本将军往往选择剖腹自杀而不被敌方俘虏受辱。但是，8月14日天皇发出声音，他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通过电波第二天传向各地，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些从未听过天皇声音的日本军人，立即放下武器。他们认为，这个时候，对天皇效“忠”大于一切，投降是一件崇高的事情——因为这是对“皇恩”的回馈。
洞察日本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
美军记者拍摄的准备投降的日军
世人皆以为野蛮尚武的日本人在遭到原子弹毁灭性打击之后，会对美军“复仇”。谁知美军走下飞机时，迎接他们的竟是相当礼貌的欢迎仪式。刚下飞机的美国军人开始还警惕地紧握枪支，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将枪支丢到一边，轻松地上街买东西去了。前几天还奋不顾身与美军殊死作战的日本军人，转眼非常礼貌地接待美军。后来美国媒体证实，当时即使一个美国人独自去偏僻的日本乡下，也不必担心安全问题。笔者实在想不通，广岛、长崎被两颗原子弹炸没了，伤亡的数十万人有无数亲友，他们对美国军人就没有仇？看来，向敌军复仇的强烈意识，全然让位于至高无上的天皇号召！
日本民族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日本民族文化与世界各国民族文化存在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在其他国家认为矛盾而不可理解，但在日本却可以被认为合理而长期存在。文化、文明从世界各地传入日本，统治者为封建统治服务，对传入的外来文化“取其所需”融入日本文化。日积月累，使得日本文化与世界文化差异越来越大，以至于大相径庭。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肯定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她用了许多文字，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比较，找出了日本引进中国文化时，并未全盘接受的实例。日本人虽遵从中国的孔孟之道，但日本人对中国传入文化使用自我解释，形成一种与中国传统理念相矛盾的意识与概念。
在中国古代，“信神”是信仰佛祖与天神，“忠君”是忠于皇帝，“信神”与“忠君”是两回事。明治维新时，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使神道教成为明治政府教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民间传说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天皇也就成了神的代名词。在日本，“信神”与“忠君”是一回事。
日本民族文化有强烈地耻辱感。日本的耻文化，是从中国文化发展而来。中国古代文化赞扬美好的行为，称为行善。行必善，善而行。《论语》“行己有耻”，意思是“一个人行事须以善为本，凡自己认为可耻的事就不去做。”在日本“耻”文化中，耻是一种在遭到他人嘲笑、蔑视后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因此，日本人做事会尽量避免他人嘲笑。例如，集团内大家一致行事，某人若与大家持不同态度，会受到大家嘲笑，就是“耻”。这个与大家持不同态度的人，须知“耻”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大家一同行事。日本“耻”文化，尽管保留了中国文化中“耻，辱也”的基本含意，却少了善与恶、罪与罚的行为判别标准。二战时期，日本反战人士较少，应该与此有关。
“仁”，中国的“仁”是“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是以人为本，“仁者爱人”。日本人的“仁”，仍使用汉字写法，但把“仁”这个字义排斥在日本人伦理道德体系之外，赋予了“仁，不忍也”的含意，并认为“仁”仅仅体现在“法律范围以外之事”。例如，日本人以为“仁”是为慈善事业捐款、对犯人施以赦免等——但它显然是份外的事，不是每个人必须如此！
“仁义”文化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中国的“仁义”是“仁爱”和“正义之气”。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仁义成了非主流社会中的江湖义气之类的东西……中国人的仁义概念已经面目全非了。”中国人“仁义”的前提是“仁”，后面才是“义”。因此，中国人常说“你若不仁，休怪我不义”。换句话说，如果你先不能仁爱地对待对方，就休怪对方对你不客气（不讲义气）。可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道理，抗战时期许多侵华日军士兵至死也没弄明白。还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至今亦无法理解当年他们恃强在中国土地上挑衅引发战争，而国力处于弱势的中国，为何有无数热血儿女毫不屈服，义无反顾地舍生杀倭！
“无我”本是复杂的佛家术语，意思是“无我者非我、非我所，非我之我”。日本人认为“无我”就是“像死了一样活着”。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战争时期，日本军人最喜欢说：我决心要‘像已经死了一样’，以报答天皇的恩德”。日本统治者正是利用民众对于“无我”的理解，将这种“无我”的佛家高深境界，引入日本军人行为准则之中，以驱使日本军人愚蠢野蛮、不惧死亡。
日本民族文化还有许多特点：看重名誉，看重人情，不承认失败，用他们认可的义理（合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规范行为等等。
必须说明，本尼迪克特有一个观念笔者不赞成，那就是《菊与刀》书中对日本天皇战争罪恶有开脱之嫌。她借一位美国“日本通”之口说：“在日本整整700年的封建统治中，天皇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保留天皇制是必要的。她在书中写：“尽管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在日本人概念里，等级制度下的天皇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日本，是否在世俗政治中有所作为并不是用来衡量天皇分量的东西。在征夷大将军领导下的几百年里，天皇都被认为是有保存价值的东西。”可能正是这一段文字，使得同盟国驻日本最高军事统帅麦克阿瑟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并保留了天皇制。
中国抗战时期的昭和天皇裕仁，不仅是日本广大民众信奉的神之化身，实际上他也是战时的日本陆海军大元帅。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是掌管日本陆军军令的机关，凡有大事，必向天皇呈报。在二战期间，裕仁直接发出过几十件敕令、军令、大陆令、大海令，全部是战争发展的重大指令。他不仅颁布诏书，还参拜靖国神社，嘉奖在二战中日本侵略军的“忠勇”。而且，他还在战争中御赐将军们以军刀、香烟、美酒等。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后，日军任命已退役的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8月17日，松井石根上海赴任前，向天皇辞行。裕仁面授机宜，还赠送了他一把有菊徽的日本军刀。松井石根来到中国，打完淞沪会战，又直接指挥了南京作战，是纵容日军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裕仁授于松井石根的军刀，松井石根视为至宝，总是带在身边。
洞察日本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
1938年10月19日，日本天皇裕仁参拜靖国神社
洞察日本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
1937年11月10日，松井石根佩戴着御赐军刀在上海接待英国提督和少将 洞察日本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
1937年12月17日（南京大屠杀期间），松井石根带着御赐军刀参加南京入城式
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肉身在日本国的代表，因此忠于天皇是对神道的崇拜。近代历史上，日本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千方百计让天皇成为所有日本人的最大恩人，不断增加普通民众对“皇恩”的感激之情。比如，二战期间，以天皇的名义给前线士兵发放物资，每个士兵领一支烟，就是“承蒙皇恩”，领一口酒，也是“皇恩浩荡”。每年新年第一天，侵略异国的日本军人，都会在异国他乡集体向东方遥拜，感恩天皇。神风特攻队日机自杀式袭击美军战舰，是为了报答“皇恩”；在战场上冲锋而死，是为了报答“皇恩”；守卫太平洋岛屿的日本士兵，选择自杀，也是为了报答“皇恩”。日军每占领他国一个据点或城镇，指挥官一定要将士兵集中起来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以此激励士兵作战、敢于牺牲，并表达对“皇恩”的回馈。
洞察日本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
1938年10月8日，日军占领湖北蕲州城后三呼“万岁”
洞察日本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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