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守定《谈文》文论思想浅探
2017-10-06 14:56阅读：
袁守定《谈文》文论思想浅探
高明扬 李洪良
摘要：文论史上虽无袁守定之名，但其《雩上诗说》及《佔毕丛谈》中的《谈文》、《谈诗》、《时文蠡测》等篇都涉及到不少文学批评方面的内容，体现出一定的理论特色。特别是《谈文》中的诸多见解值得我们细细研读，诸如关于文章价值、文道关系、文辞创新、文章笔法、文艺创作过程、文艺创作“灵感”等等。总的来说，其文论精神还是建立于“文本于道”的基础之上，没有超出儒家传统的文论思想。尽管如此，上述诸种论断对丰富古代文学理论，指导今人研究还是颇具意义的。
袁守定(1705—1782), 字叔论, 号易斋, 晚号渔山翁,丰城县(今江西丰城市)人,
清代经学家。雍正二年(1724)入县学, 两年后中举人,八年(1730)中进士,
颇受朱轼和杨锡绂等江西籍高官看重。先分发湖南参与撰修《通志》，继而任湖南会同知县。后又知洪江县、芷江县、楚阳州, 颇能断案,
有“袁青天”之誉。于任上建义学, 兴教化。37岁时以终养老母故辞官归里。 乾隆十二年(1747)主豫章书院讲席。
侍母12年以终,其间习青乌书,会卜算。乾隆二十一年(1756)复北上任官。委任为八沟(府)同知, 后任直隶曲周知县等,
升礼部主事。二十四年, 告病辞归 [1] (P2193-2194)
。袁守定擅诗, 以五言律诗见长, 题材多为民疾、勤劳之事, 有《莅民诗》19 首,
以见其体察民情与咏赞乡村生活。著有《地理啖蔗录》 、《读易豹窥》、《图民录》 、《说云诗钞》 、《雩上诗说》
、《佔毕丛谈》（附《劝学危言》) 、《时文蠡测》。
袁守定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精于术数、吏治之法, 而对其文论思想则少有关
注。虽然影响较大的多部文论史著作都没有袁守定之名, 但其《雩上诗说》、《佔毕丛谈》中的《谈文》 、《谈诗》 、《时文蠡测》等篇,
对于文学创作、文学价值、文道关系及文学鉴赏等问题的论断, 特别是其《谈文》中对相关理论的总结, 不乏真知灼见,
值得我们细细研读。这对丰富古代文学理论, 指导今人研究深具意义。
一、“立言”的价值
先秦以来, 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不朽”的价值标准, 按照这一原则, 立德最重要, 立功次之,
立言居于最末的地位。自汉以后,
百家罢黜，儒术独尊，从文以载道、助教、兴善等社会功用出发，文(立言)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被提高到“人伦之首，大教之本”的地位。
曹丕更把立言置于立德、立功之上，将其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典论·论文》)。
曹丕重视文章的社会政治功用,
即所谓“经国之大业”；同时，也看重文章具有使个人获得不朽声名的价值，即“不朽之盛事”。刘勰发展了曹丕的这一思想，其所谓“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
(《文心雕龙·序志》)
与曹丕表达的意思一致，即通过著书立说，而留下身后之名，从而实现对有限人生的超越。苏轼也曾说“生前富贵，死后文章” (《 薄薄酒二
首(并序)》)，认为文章的价值比现实生活的荣耀与欢乐更具有久远的意义，认为通过写作，可以使作者声名传之于后而无穷。
袁守定对曹丕、刘勰、苏轼关于“立言”可使文人获得不朽声名的论断大加推崇，不同的是，他进一步强调要将创作建立在修身立德的基础之上，其云:“士、君子以道为饮，以理为食。”[2]
(P518)认为只有这样，所立之言才具有对国家、社会、个人三方面的作用, 即“上之……佐国家盛治。次之,
则汲古之英, 切今之理，施之文章以润群生。 其下，伏处草茅，结言逗韵，使十指拂拂间粟飞鬼哭，以追斯道之妙。”
[2] (P518) 而那些“剩馥残膏”的闺中之作，无道之文,
耽于世俗, 纵情声色, 娱乐人生,
虽“沾濡千古”，也是无法为文人立不朽之名的,“若既无补于国家，又无与于斯道。征逐人群，捐虫蠕而动。其既入黄土也，则大地上不复知有斯人，此与浮游之朝生暮死何异，可涕也哉”。在袁氏看来,
所立之言只有具备了“达于时用”的价值，才能传之后世，让人“声名不朽”。这样，诗辞赋等纯文学作品就被排除在“立言不朽”之外了。
除“达于时用”之文能传于后世之外，那些抒“不平之鸣”、感激怨愤之情，具有人文忧患意识的辞章也为后人所称道。袁守定推重韩愈对柳宗元的评价(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子厚惟斥久、穷极，故能力于辞章以传于后”)，认为柳宗元的文章为人推崇备至的原因就在于“斥久”“穷极”。[2](P518)
正是穷厄困顿的遭遇，加深了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体验，激励作家益自刻苦，这才能写出流芳百世的好文章。袁氏也认为真正能传之后世的优秀作品，并不是出自仕途得意、养尊处优之人的官样文章，而是出自穷厄困顿、忧愁愤懑之下的不平之鸣。他在《谈文》中多次强调抒“不平之鸣”的辞章而能传于后世这一命题，“史称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盖人惟穷困不能以其中之所能表见于世，而又不能自已于是，反而注之于书，以尽抒其所积，冀后世有知我者，而因得以不死，其用心亦良苦矣。”他还以司马迁之言为例:“太史公《报任安书》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皆是道也。”[2]
(P527) 司马迁认为作家由于身处险恶的环境之中，
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往往发愤著述，以发泄心中的愤懑，寄托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袁守定认为:“凡善文之士，胸中确有见于性命之微,
天人之际，家国天下之故，自信必传，故矻矻为之而不以为苦，不可传则弗为矣。柳子厚曰立言而朽君子不由是也。”[2]
(P529)所以那些无道之文尽管流传于世后, 但很快就淹没无闻,
这不符合文人立言而立名的价值追求，君子是不愿这样做的。
总之，袁守定所主张的“立言而声名不朽”首要强调的还是文章的现实社会功用，即文章达于时用，看重所立之言的内容对立名的作用。他说:“文章之道无他，惟有裨身心日用人伦世教国计民生，而后为无弃之言也。”他引刘隋评价司马光之文的话“君天下者得之,
足以鉴兴衰、通治体；公卿大夫得之, 足以为忠嘉、尽臣节；士庶人得之，足以检身厉行，为君子之归。”[2]
(P518) 以此强调文章载道、助教、兴善等社会功用。
二、文道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道”关系的说法, 早在《荀子》中就已露端倪, 荀子在《解蔽》 、《儒效》
、《正名》等篇中,
强调“言必当理”，此即后世文学批评中“明道”、“载道”说的滥觞。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命题，其《原道》篇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他强调“文”是用来阐明“道”的。唐代古文运动把“文以明道”作为其理论纲领。北宋周敦颐是第一位明确标榜“文以载道”的理学家。南宋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把“文”看作是“道”的派生物。明末清初，黄宗羲提出“文之美恶，视道合离”
(《李杲堂墓志铭》)
的论断，顾炎武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黄、顾二人均主张“文明道致用”。
袁守定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文道关系作了较全面的概括和总结。他称道韩愈的“不惟其辞之好,
好其道尔”、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欧阳修的“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等理论主张，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同时，他也未完全忽视文的价值，他说:“文以理胜，必藉词以达之”，又云“夫六经皆载道之文，非有文也，道安附乎；非有道也，文安出乎”。[2]
(P529)他看到了文与道的相互依存关系,
但秉承“文以载道”的传统，还是认为文只是载道、明道的工具而已。因此，就学习古文而言,
他主张学习内容、思想而非文辞，“读古人之文而不求其道,犹服药物者。舍参苓之液而嚼其渣,
犹弗服也。学古人之文而不求闻道，犹行千里者无舟车之物而徒其步，究弗行也。” [2]
(P529)就对文辞的要求而言,
袁守定推崇韩愈“文无难易，惟其是”的观点，认为文章不必刻意写得通畅易晓或奇僻艰涩，只要文章合理、合适即可。就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他补充说:“而所以皆是,
在于闻道。闻道则识见真，而言必有中矣。”[2] (P518)
“合适”、“合理”的先决条件还在于闻道。在这个意义上，他认同朱熹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的文道关系说。
由于重道,
袁氏强调作文者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文章需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即如柳宗元所言“文以行为本”、韩愈所言“文必有诸其中”。为此，他要求作文者平日须涵养自己的学识修养,
其云:“何以有诸其中，在于积学, 积学则中, 富有而出之裕如矣。” [2]
(P518)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作文之关键在于积理，即作文者从实践中积累各种生活知识、道理。“有文之本,
在于积理。” [2] (P529)
他认为文章如果没有理，没有内容，即便有再好的技巧也只是空壳，诚如王通所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者，是天下无文也。”
[2]
(P529)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专讲为文技巧、作文之法，他坚决反对，并嘲讽说:“专讲作文法,
直小虫鸣瓮者耳。” [2] (P529)
袁守定虽也重视文在表现作者性情、气质等精神面貌上的作用，即如柳宗元所言“凡为文，以神志为主”
(《与杨京兆凭书》)，但主要还是强调文章言理言事的价值，他说:“抒文无他巧，不过言理言事二者而已……若无欲吐之理，可言之事，而缀词藻饰，襞绩成章，虽纸劳墨瘁，乌得谓之文哉。”[2]
(P521) 此说并不完全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 因为有些文章既不言理,
也不言事，而仅抒作者内心之情怀。
道在文道关系中的首要地位已明确。对于道的内涵，袁守定秉承韩愈的文学思想,
认为就是正统的儒家之道。他评价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云:“称樊之妙至矣，尤以出入仁义为大主脑。”
[2] (P518)。对于韩愈的文章，李汉《韩昌黎全集序》
这样评价说:“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龙凤跃，铿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
周情孔思，千态万状卒泽。”袁守定非常赞同李汉的观点，认为韩文之所以精妙，乃在于其“文`于道德仁义' 为大主脑”
[2]
(P518)。作文者要先具备道德仁义后文章才能求得精妙，“盖必原本道德仁义，而后可求之众妙之间，不然特文人之词耳，有谬圣贤之道，乌足贵哉。”
[2] (P518)
所以，就写作而言，袁守定主张要以儒家之道为旨归，否则，只是文人之词，不值得称道。
三、作文技法
袁守定认为修辞明道是为文宗旨、写作目的对这种明道之文有何要求, 有何技法?
他用了较大篇幅对此作了深入阐述。
(一)文辞创新
1、意需师古。就学习古圣先贤文章而言,
袁守定赞同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和南宋陈亮的“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的主张，强调应学习古人文章的内涵和精神。对剽窃袭蹈前人文辞的作法，他嘲讽说:“为文直录书籍，前人讥之为裨贩，言其如贪贩子也，亦曰胥钞言，其如钞写吏也。”
[2]
(P519)别人的文章无论多么好，抄袭而来终不是自己的，无论是全抄或者“旁采”，都是盗窃行为。当作文者的构思形成之后，他强调应当广泛吸取古典名著思想及语言精华，将“道”表现出来，即如陆机《文赋》所谓“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这才真正称得上学习古圣贤人，即其所言“食古而化”[2]
(P519)。虽说独创须脱俗，但也可以故为新，他赞同陈亮和艾南英的观点，陈亮云:“经句不全两，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则用书而化矣。”艾南英曰:“胸中有书,
笔底无书, 则并不知其为书矣。” [2] (P519)
袁氏认为只有如此，才真正谈得上师古。
2、夺胎换骨。袁守定对黄庭坚和俞成的“夺胎换骨”说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文辞要创新，就需要学习前人，其云:“夫文不役古何以成文。”
他反对全盘摹拟，“全摹之是袭古，非役古也”。[2]
(P519)他更主张在旧有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采其成言而别具炉灶，掠其命里而自吐精光，如陶石篑，所谓酿花为蜜，蜜成而初不见花。酿稻为酒，酒成而必去其粕。斯善役古者也。即夺胎换骨之谓矣。”
[2]
(P519)强调尽可能多地吸收、借鉴前人诗文中的语言技巧、立意，达到“以故为新”。所以，他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人未有贪常袭古而能名一家之言者也”。[2](P520)
以时文为例，时文语言之所以平庸，他认为乃是应试者“平时所习皆平庸烂熟之文”的原因。
3、务去陈言。
对韩愈的“务去陈言”和王安石的“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的论断，袁守定作了辩证分析:“夫不去陈言，虽有妙理而出之陈腐，殊不可进,
所谓《太公家教》是也。力去陈言而但存空壳，真理不存，无当于用。所谓五石瓢者是也。必合二公之言始足斯道之妙。”[2]
(P520)袁氏对“陈言”的看法比较客观和理性，对语言既要重视革新和创造，反对仿真抄袭前人文字，又需要注重文章的内容，即儒家之“道”。忌讳为创新而创新，徒有文辞，而没有内容。既有内容，语言又有创新，这样的文章才能完美，这是袁守定对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辩证认识。
(二)文章笔法
1、驭题之法。
题目是文章的灵魂，文章写作首要在于分辨题意，把握题旨。就如何驾驭题目，袁守定确定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我役题而不为题所役，斯笔端之良工矣。”[2]
(P520)除此之外，文章写作还应讲究作题之法，他提出了“小题大做之法……长题驾御之法”
[2]
(P520)。就文题本身而言，应该有可阐发的内容，“作文须题有汁浆，始可抒发精妙”。否则，“苟无可抒发，不过随题敷衍无卓议也”。[2]
(P522)
2、篇章之法。
袁守定主张文章写作手法须多样，总结出：咏叹法、穿插法、寄托法、波澜法、带见法、飞渡法 [2]
(P520)，认为文章只有如此，文气才能波澜起伏，跌宕多姿。
3、虚实之法。
“意到笔不到”本是中国画论术语，指画贵含蓄，笔虽未到，却能在意境中得之，后也成为文学创作和文章写作的重要原则。意与笔的关系即虚与实的关系，强调用笔实处见虚，虚处见实，虚实相生。袁氏肯定此说：“若直白说出，则了无趣味，乌足动人。文章之道亦然，能者之累在好尽也，好尽则无意到笔不到之妙。”
[2] (P520)这是作家追求的目标。
4、字法。
就用奇字而言，袁守定并不认同韩愈语言上刻意求新求异，用奇字、造拗句的做法，不主张文章一味用僻字，认为这样会有碍道的传递。对“摭拾古僻不可识者以炫奇”这种现象，他借用刘勰的话斥之为“字妖”。但又认为奇字并不是不可用，只是用字一定要以适合文章内容的表达为取舍。就奇字，他提出“不以可识与否”[2]
(P522)为标准，强调用字一定要义安意尽，均以意义表达的需要为旨归。
四、语言审美风格
就语言审美而言，袁守定崇尚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自然平淡的文风，“夫诗文何以无工？作意不雕辞，浑然流出清空如话。……若矜情作意，俊词颖句以求工，此艾东乡所谓‘后生小子尖新局也’，去作家远矣。”[2]
(P523)
他反对文辞浮靡雕琢、拖沓冗长，主张应该简洁，其云：“文之肥者不可以寿世”，“为文纡朱拖紫，有何性灵？缀玉装金，究属尸气。刘舍人所谓‘采滥辞诡，心理愈翳，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也。”
[2] (P524)
认为文章华丽的文采，在于表现内容；而淫滥过度的文辞，反而使内容模糊。
有鉴于此，他强调应该学习西汉贾谊、董仲舒的文章，认为他们的文章无“字镂句琢”，自然“理达词昌，朴茂典重”[2]
(P524)，如“词不典贵”，则“文章无色” [2]
(P529)。“然典 贵之词非集之平时临文之际”[2]
(P529)，而在于作者平时“畜之也”，在于积学，
即丰富人生阅历，他借用刘器之的话说:“古人著述多在晚年，盖老则阅天下之事，久而世故明；读古人之书多而义理熟精，知作者之意，则手硬；绝无仕进之念，则心专。所以腾其墨妙自勒一家。若少年脑满肠肥膏腴害骨，以之拾青紫可矣，其可以等登作者之堂乎。”[2]
(P527)著述立说宜在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之后，厚积薄发，“古人文章精进多仕宦之后，笃意好古乃登斯道”。为此，他还举例为据:“柳子厚永州之役著作始工，坡公海南文字笔力益劲。昌黎阳山后诸作醇乎其醇。杨用修编锢云南著作之富甲于一代，古人文章穷而愈进。”
[2]
(P527)这与刘勰的“蚌病成珠”同属一理，也就是后世常说的“诗必穷而后工”。
袁氏主张语言应该婉转活泼，特别称赏苏辙的“每句如珠圆” (《栾城遗言》)
和苏轼的“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的文辞观。在文与气的关系方面，他推崇韩愈的文气说，对其“以水喻文”倍加赞赏。他反对文辞病态奄奄，主张“文须有气格”，要求“其文须成片段”
[2]
(P523)，认为语言只有这样才符合“文以载道”的要求。袁守定强调文章应有内在的节奏与韵律，“文章虽不如歌诗骈体拘韵限声，然亦须平仄相间低昂相宜，使音响调协铿锵可听。”
[2]
(P521)文章平仄必须间隔运用，才能取得声调的变化流美，和谐动听。就文章之美而言，他特别赞赏《礼记》的含蓄蕴藉，典雅凝练的语言风格，并分别就有关篇目作了评价：“《王制》、《月令》诸篇固是，是秦汉人本色，《乐记》朴茂深醇，有典有则；《祭义》、《礼运》
如长江大河，气势磅礴；《檀弓》笔意隽妙，别具仙姿；《内则》、《少仪》古色斑斓，如睹商周法物”，这些文章较贾谊、董仲舒文更为古朴、典雅、简洁，而贾、董文章是载道之文，“可为经”[2]
(P524)。因此，他推崇西汉之文，认为“简质而醇”；鄙弃六朝之词，因其“新艳而薄”。
袁守定认为文辞的审美境界是无止境的，他并不主张强学简古与淡泊，认为真正平淡朴实的语言是在华丽绚烂之后才能达到的境地，语言是由华丽后归于朴实的。他非常赞同苏轼的观点，把苏轼所说的“气象峥嵘，五色绚烂”
(苏轼《与侄简书》) 看作第一境界：“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苏轼《与侄简书》)
看作第二境界；而文辞的最高境界，袁氏借用韩愈的话(《答李诩书》：“其皆醇也，然后肆焉”)
来说，认为是“醇而又肆”[2]
(P526)，即文意深醇，行文恣肆。
五、文艺创作
(一)艺术构思
袁守定对艺术构思相关问题作了阐述。就“虚静”而言，老庄提出此概念，后被引入文艺创作领域。中国古代许多文艺理论家都把它看作是文艺创作的重要前提条件，认为创作主体只要进入虚静境界，排除一切杂念，所有的情思、深刻的思想自然就迸发而出，正如陆机所言“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文赋》)，袁守定对此深信无疑，他说：“凡拈题之始，心与理冥，略无所睹，思之则出，深思则愈出。”[2]
(P522)认为创作主体只有在进人“虚无”、“寂寞”境界时才有各种喜怒哀乐的情思涌入，这是文章写作的第一步。
各种喜怒哀乐的情思涌入之后，就要选择合适的具体内容，他说：“凡构思之始，众妙纷呈，茫无统纪，必择其意贯气属，应节而不杂者属而为文。”
[2] (P522)
当构思完成之后，如何运用文辞把握文意？袁氏赞成陆机的说法：“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文赋》)
即谋篇谋局要服从表“义”的需要，这是一条总的原则。
按照“义”的需要，把那些有形象有音响的文辞按部就班地组织起来，使文章俊俏挺拔，标新立异 [3]
(P49)。就如何保证在写作过程中文思通畅问题，袁守定指出，作者应保持精神饱满，不可“钻砺过分”，否则将会导致思路断绝。每当“钻砺过分，思路至断绝处”，当“澄心息虑，逾时复更端而起”。[2]
(P523)文思阻塞时就收起情思放下笔来，文思涌现时就舒展情怀执笔书写，这就是刘勰所说的“理伏则投笔以卷怀，意得则舒怀以命笔也。”
(《文心雕龙·养气》)
他认为当文思涌起时，作者就应一气呵成，一挥而就，否则，文思稍纵即逝，“凡意有所触，妙理乍呈，便当琢以慧心，著之楮上，缓之则情移理逸，不可复睹”。[2]
(P522)对这种创作状态，苏轼也曾谈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思涌现时就要马上写作，灵感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再也难以摹写了。
最后，创作主体完成作品后，也应该注意前人是否已经先我而作，他说：“凡得好句，当下转自疑，恐其经人道过。”[2]
(P522) 这和陆机的“
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也”的表述一脉相承，强调独创精神，反对抄袭模拟。
(二)创作的“灵感”
“兴会”，作为我国古代文艺创作论中的审美范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灵感。古代文论中最早描述“兴会”的是陆机。陆机在《文赋》里形容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其后刘勰对“兴会”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唐代诗人则是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对“兴会”的自觉追求，宋代诗论家们在对“兴会”的规律进行探讨之时，还把“兴会”当作诗歌创作能否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尺度。明清两代，更是对“灵感”研究的集大成时期，诸多学者如汤显祖、胡应麟、谢榛、王士禛、袁枚、赵翼、王夫之等人都推重“兴会”
[4]
。袁守定在继承前人“兴会”理论的基础上，对其来源、触发规律、思维特质等重要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总结。
1、灵感的偶然性、突发性。“灵感”作为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超常心理状态，一种直觉的顿悟，是由一定机缘触发的，这种机缘往往突然袭来，稍纵即逝，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袁守定说：“作文必有一段兴致，触景感物，适然相遭，遂造妙境。”[2]
(P523)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恰好诱发了作者创作的动因，作者触景生情，因事寄感，以文章写作来抒发个人的情绪和感触。灵感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它来得突然，正如陆机《文赋》所云，“若夫感应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它是主体意识无法预期和控制的，同时灵感对于艺术家来说，只是灵光一现，稍纵即逝，袁守定的“得之在俄顷”
[2] (P519)之说就是很好的总结。
2、灵感的必然性。“灵感”作为文艺创作的一种超常的心理状态，具有偶发性一面。但灵感在不可预知的机缘背后，存在其产生的内在必然。袁守定对这种辩证的统一关系作了精辟地论述，“文章之道，遭际兴会，抒发性灵，生于临文之顷者也。然须平日餐经馈史，霍然有怀。对景感物，旷然有会。尝有欲吐之言，难遏之意，然后拈题泚笔，忽忽相遭。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
[2]
(P518)灵感偶然性外表下面是长期量的积累和准备，作家平素的学识素养和艺术经验积累的角度是灵感产生的前提条件，即必然性。“俄顷”之间得到的创作灵感，需要靠平时长期的积累，即“积之在平日”。这种积累是多方面的，既有生活素材的积累，也有艺术经验的积累；既有四季对景感物的阅历，也有平日餐经馈史的攻读。其引吴立夫的话说：“胸中无三万卷书，眼中无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纵文亦儿女语。”
[2] (P523)
可见，灵感不是天生的，不是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作者长期的知识和艺术积累的结果，是作者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结果。
3、灵感的易逝性。创作需要灵感，但它来如闪电，“得之在俄顷”，去似烟云，“缓之则情移理逸，不可复睹”[2]
(P522)。因其如此，袁守定强调：“凡意有所触，妙理乍呈，便当琢以慧心，著之楮上”
[2]
(P522)。灵感产生后，写作就需要“意到笔随”，抓住灵感，一气呵成。否则，转瞬即逝。
六、文艺鉴赏
文学欣赏活动中，读者在对文艺作品内容理解的基础上，情感也会加入到文艺欣赏中来，而读者的情感具有选择功能，它总会影响读者吸收与自己情感相合的信息，排斥与自己的情感不相协调的信息
[5]
(P223)。对此，袁守定做了深入阐释：“凡阅文大都喜适己者，稍与己异则河汉其言，刘舍人所谓“‘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
是也” [2]
(P528)。他反对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评判的标准，这样方可避免产生“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片面性。“凡读书视其所造，身远其途而强读其文，未免气塞心闷，了无可喜。庄子所谓‘自小视大者，不尽也'”[2]
(P528)这样的话，读者就很难进入到文艺欣赏的深刻而强烈的审美体验中去。
凡是合自己口味的作品就称赞，不合口味的就没兴趣；各人拿自己片面的理解，来衡量多种多样的文章，其后果则如陆机《文赋》所言“虽浚发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好文章被理解也不容易，有的文章虽写得十分精妙，但遇到眼光平庸的人也难免受到讥笑，对文章的评价可能会有偏见。另外，他还批评了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其云：“负高是学者通患，才能握管便俯视平流，意气甚盛……。才有隙光便用其所知，诋諆先辈，此昌黎所谓轻的不良风气,
其云:“负高是学者通患, 才能握管便俯视平流, 意气甚盛……。 才有隙光便用其所知, 诋諆先辈,
此昌黎所谓‘蚍蜉撼大木'也。”[2](P528)这是文艺欣赏之大忌。
综上所述，袁守定《谈文》一篇所体现的文论思想只是其全部文论精神的一部分，虽没有太多惊人之论，但不少论断乃是对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概括和总结，其所涉及内容已很丰富和全面，本文特就其文章价值、文道关系、文辞创新、文章笔法、文艺创作过程、文艺创作“灵感”作简要介绍，期待有抛砖引玉之用。限于篇幅，另如作家个性、文学风格、戒雷同、修辞诸多方面无法一一道来。总的来说，他的文论精神还是建立于“文本于道”的基础上，没有超出儒家传统的文论思想。尽管如此，上述诸种论断对丰富古代文学理论，指导今人研究还是颇具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蒋士铨.礼部祠祭司主事易斋袁公墓志铭[A] .忠雅堂集校笺(第四册)[C].邵海清校,
李梦生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袁守定.谈文[A]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陆辑第 12册[C]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3]阳海洲.陆机《文赋》创作论今探[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5):46-49.
[4]邓新华.中国古代诗学“兴会”论[J] .社会科学辑刊, 2004,(6):141-146.
[5]刘甫田, 徐景熙.文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