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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成为工农兵学员的

2023-02-05 14:48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6415474428

“工农兵学员”或曰“工农兵大学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学生群体。由于废除了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修正主义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招收学生，因而工农兵学员入学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部分学员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有的甚至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由于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极不正规，教学不能正常进行，而工农兵学员的任务又是“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政治活动和学工学农占用大量的学习时间，因而工农兵大学生毕业时的专业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毋庸讳言，大部分学生学业水平极其低下。
一直以来，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饱受非议，工农兵学员的称号也臭名昭著。比如1977年我被分配到水电八局乌江子弟学校教书的时候，就颇不受学校领导待见，非要盘问我的中学学历；有老师则直接叫我“王大学”。直到现在，我教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班的学生，还有人以为我的名字就是王大学。他们哪里知道，这名号来自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姓王的什么人对大学的经典解释，其实是用来讽刺我的：“所谓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而在工农兵大学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其中不少人成为党国高级领导的时候，他们的言语稍有失误，他们的工农兵大学生学历就往往成为人们嘲讽讥刺的对象。（此处删掉20字）
我是怎样成为工农兵学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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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成为工农兵学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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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进入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未必就比如今要考上大学成为大学生容易；对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就更不容易了。不能不承认，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不仅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多提供了一条离开农村的渠道，而且也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更为光明美好的出路。
我就是从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的。
1974年，我在余庆县松烟区关兴公社下元大队金斗湾生产队插队已经6个年头了。我觉得自己这辈子似乎已经没有希望离开农村回到遵义去了；而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是绝对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的。所以此前两年，我开始跟我的父亲学习裁缝技术，以便将来有个谋生的手艺，并且已经能够裁剪和缝纫一般的服装了。然而凭着这样的手艺怎样去求生呢，我却一片茫然，毫无主意。所以我仍然渴望着有什么招工的单位能够把我招去，像那些已经离开农村被招到工厂里去的知青一样——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单位呢？
下乡插队两三年以后，知青们大多不再呆在生产队里干农活了。他们倒流城市，闲在家里，依赖父母生活，只是在每年招工招生的时节，才纷纷回到乡下去，各显神通，或者碰碰运气。我自然也是如此，但每次都是白跑一趟；意料中事，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失望。我知道，作为服装合作社的普通工人，又是异乡人，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没有任何有力的社会关系和个人能耐去开后门把我从乡下招工招回城里来的。
大约是1974年8月吧，当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的时候，我还是勉为其难，买票坐车回到松烟，再走回生产队去。从松烟区到金斗湾生产队的小路是20里，从金斗湾生产队到关兴公社的大道是10里，而从关兴公社到松烟区的公路是30里。与我同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宣益和同一个大队的知青王廷跃——他们不幸都已去世多年，愿他们安息——也回去了。我们百无聊赖，每天在知青点上昏睡，或在乡间游走，或去小河沟里钓鱼，或到关兴街上闲逛，彷佛并不是为着高校招生而回来的，因为我们都自觉没有希望。
在关兴小学王懋达老师（遵义市人）那里，我听说去年还是关兴小学校长的杜全山老师，已经调到松烟区教办担任了教办主任，而高校招生，公社推荐以后，是必须经过区教办审查讨论的。王老师建议我到区上去找找杜校长，因为去年夏天，家住金斗湾生产队的关兴小学老师张伦全因病请假，推荐我在关兴小学代了他一个学期的课，因而杜校长是认识我的。但是一则在这个非常时期不大容易见到杜校长，二则我和杜校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交情，再说公社也未必就会推荐我，所以我觉得很为难。王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愿意代我向杜校长致意，我自然感激不尽。不久王老师就告诉我，杜校长说了，只要公社推荐上来，在区教办审查讨论的时候，他保证没有问题，但是到县教育局审查讨论的时候，他就无能为力了。王老师和杜校长的一片真情，实在让我感动莫名。然而在公社推荐这一层，我却毫无办法，所以也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代管知青工作的关兴公社秘书金裕禄，四五十岁吧，为人极其随和。别的知青们常常和他吹牛谈笑，老朋友似的。但是我性格内向，和他并不熟悉，更不随便；有时赶场天在街上碰见他，也顶多打个招呼，叫他一声“金秘书”，如此而已。
现在，我当然很希望见到他，跟他搭话，向他献点殷勤。我没有勇气到公社大院里去找他，便常常到关兴街上闲逛，希望能够碰到他。
天可怜见，有一天，竟然真的在公社大院对面的饭店里碰到他了。我连忙恭恭敬敬地叫他“金秘书”，并奉上一支“朝阳桥”香烟，2角8分钱一包的；自己也点上一支，竭力做出比较随便的样子，和他交谈。那时香烟也比较紧缺，而我并不抽烟，只是为了应酬，才特地从遵义弄了几包带到乡下来的。我终于鼓足勇气问他，这次招生我有没有被推荐的希望。他说，像我这样表现好的知青，当然应该推荐。因为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差，我在生产队里干了差不多整整四年的农活，不过我也知道，劳动表现好并不是被招工招生的主要理由。所以听了他的话，我颇为怀疑，但还是很高兴。我赶紧把还有十多支的半包朝阳桥香烟送给他，他居然也没有怎么推辞就收下了。我又很懊恼，后悔没有多带两包香烟在身上。
然而不久就得到了公社的通知，让我到敖溪中学去参加招生老师主持召开的“考生”座谈会­——我果然被公社推荐上去了！
招生老师主持召开的座谈会，是晚上——日期不记得了——在敖溪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的。参加座谈会的是来自松烟和敖溪两个区的十多名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而招生老师来自哪所大学，也不记得了。招生老师简单讲了讲这次大学招生的意义和方法，然后让我们逐一作自我介绍，并谈谈对上大学的认识，以及希望学习的专业。
于是轮流发言，人人过关。简单自我介绍之后，我们都谈了对上大学的认识以及自己的专业意愿，无非是：在乡下劳动了多年，深感自己知识文化的欠缺，难以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如果能够到大学里读书，一定要刻苦努力，认真学习，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将来毕业了，一定要回到农村，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劳动中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上不了大学，也一定要继续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一辈子革命。大家各自编造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增强发言的说服力。
招生老师做了小结，肯定了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的成绩，对我们上大学的愿望表示深切的理解；并说招生名额有限，希望大家做好两种准备。然后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份试卷即两张统一印刷的稿纸，要我们自由命题写一篇作文，明天之内交到区知青办去——这就是我们的“高考”试卷了。
大约是因为去年（1973年）高校招生考试的时候，发生了辽宁知青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的事件，所以从1974年到1976年，高校招生取消了严格的入学考试。如果进行入学考试，初中都没有念完的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考上大学的。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能不真心诚意地感谢张铁生——愿他事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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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走20里路到松烟；在供销社二楼一个朋友的宿舍里，对着窗外的街道，我构思和撰写我的作文。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我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总算完成了一篇题为“转变”的作文，在5点以前交到了区知青办。
小宁刚到乡下的时候，以为自己是一个中学生，有知识，有文化，而贫下中农却是箩筐大的字不识一挑的大老粗，因此很有些自高自大。
一天上午收工的时候，队长对他说：“小宁，下午你同刘义忠一路去南沟上田坎；把各种活儿都学做一下，好吗？”
“可以可以！”小宁满不在乎地说。心想到生产队的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月，可很多活路都做过了，薅油菜啦，挖土啦，割麦子啦，铲田坎啦，等等，简单得很，一看就会，不过费点力气而已。上田坎这活儿，虽没有做过，但看得多了，也没什么难的。只要用钉耙把田里的泥巴抓起来，糊到田坎边上，以防田坎漏水。那还不会？
吃过早饭，小宁扛着钉耙和贫农社员邻居刘义忠一道往南沟走去。
“小宁，今天这活儿可不大好做，累人不说，搞不好还上不起。”刘义忠说。
“嗯！”小宁随便应了一声。心里却不高兴：这活儿谁不会做，你别装腔作势吓唬人，看我一会做给你看。哼！可别小看我。
来到南沟，小宁故意自个站了一边，和刘义忠隔得老远老远的，开始干起来。他将钉耙往田里抓去，只听“扑通”一声，溅起许多浑水来，小宁躲让不及，身上着了很多泥浆。再把钉耙提起来，只见那耙齿上的泥巴，纷纷滑到田里，空抓了一耙。第二次提起来，仍然是几个耙齿。如此多次，泥巴没有抓起来，却搞得他一身泥浆，满头大汗。再看人家，只见抓下去，提上来，满满一耙泥巴往田坎上一搭，糊几下；身后早已留下光溜溜的一根田坎，在阳光下闪亮。小宁心里便自纳闷：我为啥抓不起泥巴来呢？可能这点儿的泥巴要些。于是他换了一个地方，结果还是不行，心里可就着了急。
这时，刘义忠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道：“你要用力，抓深一些，提起来要快，不要像淘金子一样，这田里的泥巴经不起你淘的，越淘越抓不住。你也不要怕把衣裳打脏了。”
这亲切的指教，小宁当时却不理会，还认为是嘲笑他呢。他赌气又干。这一次泥巴是抓起来了，但糊到田坎上却站不住，一个劲的往下梭；糊上去，梭下来，几次三番，把个田坎弄得稀糟糟的，越更糊不住了。他又像砌墙那样，把泥巴从下面垒上来，可是由于根基不稳，还是往下梭，成了一个懒懒的长坡……
收工了。小宁带着一身泥浆和疲劳，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饭也不煮，衣也不脱，便往床上一倒，睡了……
不知什么时候，小宁被推醒了。他睁眼一看，天已经快要黑了，只见邻居刘义忠端着一钵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亲切地对他说：“怎么一回来就睡了，快起来吃饭吧。”
“大叔，这，这怎么行呢！”小宁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连忙坐了起来，接过饭，却吃不下去。
“累了吧，快吃呀！”刘义忠坐在床沿上，望着小宁感激的样子，语重心长地说道，“小宁呀，我们这庄稼活儿，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就说这上田坎吧，应该是这样的：先用力把泥巴抓起来，迅速搭到田坎边上，要靠上面一些，让它自己往下滑，再糊几下，就行了；不要筑，这烂田的泥巴经过长期浸泡，质地松软，越筑它越往下梭。但遇到干田就不同了，干田的泥巴没有经过长期浸泡，不像烂田泥巴那样软，团子多些，要从下面垒上来，用力筑几下，使它结合得紧一些，再糊光滑；干田的田坎如果不筑紧，就容易开裂漏水。你做活路时，多看看别人的动作，学着干，就能够慢慢学会的。”
贫下中农的热情关怀和帮助，深深感动了小宁。他放下饭钵，含着热泪，沉痛地说：“大叔，是我错了！我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人虽然到了农村，心却没有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总以为自己有文化，聪明，能干，不把贫下中农放在眼里，结果什么也做不好。以后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
刘义忠把饭钵端起来，放到小宁手中说：“不要难过，快吃饭吧。”
从那以后，小宁变了，变得虚心，认真了；心也渐渐地和贫下中农靠近了。
公社推荐一结束，得到推荐的知青们就都跑到松烟区街上住下来，在那里焦急地等待消息。但我交了作文，当天就回金斗湾去了。而区教办审查讨论完毕送县教育局审查讨论的时候，我也没有跟着到百里之外的余庆县城去。因为无论留在区上还是跟到县城，我都无能为力，一点作用也没有。据说，每当招工招生的时候，聚集在区上和县城饭店里的知青们，当得知自己被刷下来之时，不论男女，往往放声大哭，一片悲哀，令人难以忍受。
我依旧和宣益、王廷跃在知青点上昏睡，在乡间游走，去小河沟里钓鱼，到关兴街上闲逛。宣益和王廷跃也都认为，虽然公社推荐了，我也不过是“陪杀场”而已，因为公社推荐的另一名下乡知青，诨名叫“汤保管”的，似乎更有实力。
然而很快我就从王懋达老师那里得知，我已顺利通过区教办的审查讨论，将送到县教育局去了，而杜校长也将参加县里的审查讨论。杜校长并托王老师告诉我，如果我愿意上县师范，那么这次离开农村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想上大学，则还需要送遵义地区教育局，那他就真的无能为力了。我虽然极不情愿上县师范，因为我很想离开余庆这个伤心之地，但离开农村远比离开余庆更为重要更为迫切，而且得陇望蜀，也未免太不知足，所以我请王老师转告杜校长，就上县师范吧，保险一点。
不过很快，杜校长又托王老师转告我，我已经获县教育局审查通过推荐上大学了，将要送到遵义地区教育局去审查，让我赶快回遵义去想办法。杜校长让我放心，说这一次毫无疑问可以离开农村了，因为即使地区教育局审查未获通过，县师范已经为地区教育局审查落选的知青们预留了名额。这让我真是喜出望外！
我于是回到遵义，却并没有什么办法可想。我家租住的谭家院房东的大女儿谭承芬，很关心地问我的情况，我如实地告诉了她。她的丈夫宋光荣，好像在遵义市粮食局当干部，说愿意帮忙打听一下。我非常感激。可是过了几天，他告诉我，他似乎也没有办法。我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这样放心而又焦急地——有县师范可上而又希望离开余庆上大学——等待了大约半个月，我又独自回到生产队去了。
应该是10月下旬之初——居然不记得是哪一天，我终于收到了贵阳师范学院寄来的一封信，是我们在金斗湾生产队最先寄居的房东、时任大队小学代课教师的陈天富从公社邮电所带回来交给我的。打开信封拿出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这不但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而且是我父母至亲心灵的解放！
宣益和王廷跃都认为，我之所以能够被录取，不过是鹤蚌相争，渔人得利。那一年全国高校在余庆县的招生名额总共只有6个，县里初步确定的是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各3个。和我同一个公社的下乡知青汤保管，因为色盲而体检——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仿佛是在敖溪医院——不合格。另一个被推荐的不知何区的下乡知青，据说因为同区另外一个下乡知青与之竞争，二人互相揭发，相互诋毁，结果都没有得到。于是6个被推荐者中只剩下了一个下乡知青，势不可能再被排除，因而我获得了审查通过。
在余庆县招生的6所高校，记得有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和别的两所什么大学。填报自愿的时候——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和在哪里，我不敢填报外省的学校，因为自觉无力和别人竞争，就填报了贵州大学数学系。我1964年上中学，只读完初中二年级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虽然1967年学校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复课闹革命”，然而还没有复到两个月的课，就又“停课闹革命”了。我选择填报数学系，除了较有兴趣和别无选择以外，现在想来，似乎也真是不自量力。对于中文系，我好像也有一点兴趣，但也许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对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文学，怀有某种莫名其妙的忧虑和恐惧，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语言和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我还是收到了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很快，在金斗湾生产队办理了财产移交手续——插队6年，我只领取过斗篷、蓑衣和锄头、镰刀等几件简单的农具，都早已磨损弄坏不知去向；又到关兴公社办好相关手续——在随录取通知书寄来的《家庭情况调查表》上盖上公社的公章。
10月24日清早，两手空空，好像并没有什么行李，我离开了金斗湾生产队，走20里路到松烟。中午12点左右，我坐上从遵义到余庆的班车到县城去——下乡6年，我这还是第一次到余庆县城。到达县城的时候，天比较晚了，机关单位已经下班。在余庆县饮食服务公司住下，随便吃过晚饭，我又到余庆河里去游了一回泳，一洗满身的污浊。次日，到公安局和粮食局办理好户口关系和粮食关系，又到汽车站买好车票。（车票和住宿票居然还在！）
10月26日清早，在车站旁边的摊子上买了一个大方提篮，买了一篮子余庆黄橙——回家一看，大部分都长了蛆，便迫不及待地坐上余庆到遵义的班车。车过乌江的时候，看着窗外绵绵的群山和深深的沟壑，我暗自祈祷，再也不要回到余庆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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