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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管改”日记(1975.6~1977.10)(24)

2023-06-04 18:00阅读:

1976523
明天就要去大山洞校办农场劳动了,时间一星期。
小说《困兽记》,我曾多次向图书馆借阅,但却始终没有借到。前些天却被一位同学借到了,于是我借来一阅。实在的,并不好看;不过既然开了头,我还是耐着性子看了下去。到今天下午,只剩一二十页没看完;明天要走,今天无论如何得看完它。
吃了晚饭,却被一位同学缠住,不得脱身,也不好拒绝他,于是便同到柏油路上转了一周,却不期然的遇见了一位“老乡”,勾起了我的不愉快的思绪。我向来是不习惯称人为“老乡”的,通常都称“同学”或者“熟人”,然而这位却称了“老乡”。
他是余庆人,年纪尚轻,至多不过22岁吧。1973年秋收时,我在关兴粮店遇见了他。那时,我也在关兴干事,由于无聊,便常与街上的几个青年玩耍;他在粮店里搞秋征工作,不久便相识了,却并不知道姓名,也没有互相询问。那时我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和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秋天过去了,他离开了关兴;年底,我也离开了关兴,从此没有再相会。1974年,我离开了余庆,决没有想到再遇见他,他在我的记忆中也消失了。

然而今天却不期然地遇见了他。一问,才知道他叫徐安明,已经是贵阳中医学院的大学生了,真没料到。他告诉了我一些关兴的情况。
“上管改”日记(1975.6~1977.10)(24)

火生,被安排在松烟水泥厂,他妹妹,安排在余庆陶瓷厂,两姊妹都陷在余庆了。火生不是知青,是随他父母下放到关兴去的。早些时,曾经努力于招生读书,但被回乡势力和知青势力所排挤,因为他既不是回乡,也算不得下乡,若说是下乡,则老知青们不同意的。他终于没跳出余庆,只看来日了。
齐××,记不清名字了,关兴粮站站长的大儿子,中学毕业后,于1973年在沙堆公社代课,后来不知怎的,又在关兴下街插队,现在居然也是大学生了,农学院农机系。他的劳动时间恐怕还不到两年吧,到底他老子是站长。
李会生,县委书记李杰的儿子,在遵义高中毕业,1973年也在关兴小学带了半年课,后插队在下元大队大寨生产队,与两个老知青同队却没同点,他住在大队支书王司棋家里。两个老知青没有着落,他却不愿读贵大哲学系而去当兵去了,劳动时间好像也没有两年。县委书记的儿子嘛,不消说的了。
我本来已离开了余庆,思想虽还没有完全摆脱那里,时时被那里的事情所纠缠,但新的环境到底给了我许多的慰藉,渐渐地忘却了苦痛。但今天一提,却又陷入了深深的烦闷之中了。当官的儿子们劳动时间是那样地短暂,都有离开农村的机会,而老知青们却靠边了,有许多理由排斥他们:年纪大,不在生产队。然而这能够怪他们么?要怪,也只好怪他们的父母不当官了!当官的一面肥了自己,一面却还要百姓们去缩小三大差别。像这样下去,差别不能缩小,倒只有扩大的。
我虽然因为偶然的机会离开了余庆,但还没能彻底离开它。我似乎已进到一个较为光明的境地,然而,使我困苦6年的地方的人事仍然是那样昏暗,使我想见得到。谁叫我们的父母不当官呢!所以倘若想要生活美满的父母,须得努力捞个一官半职才行。
我不知道徐安明给我精神上罩上的阴影要几时才能消退,恐怕永远也不得消退的吧,不加深便是万福了。
“上管改”日记(1975.6~197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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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洞农场有着大片的平整的肥沃的土地,但土地上的野草却比庄稼长得更茂盛。野草的生命力的确很强盛,轻易是不能叫它死亡的;而庄稼却很娇气,稍有损伤,便很难生长起来。最早的时候,当庄稼还是野生的时候,庄稼可能也不像现在这样娇弱,只是因为人们的惯侍,它才娇弱起来,生命力也在娇养中衰退了。
大片的平整的肥沃的土地,收成却极其微薄,这是因为管理不善的缘故。管理之所以不善,是因为人手不够的缘故。偌大一个农场,土地有百余亩,但常驻的工人却只有几名,大部分活儿全靠学生临时支援。这样富庶的土地,这样微薄的收成,在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不应该的。然而学院并不靠农场支撑,农场的有无,乃是应景的事,情况也就只能如此了。
我们在这里劳动了6天,每天劳动时间不过6个小时。经过6年乡村生活锻炼的我,这劳动当然是不在话下,随便可以应付的。
精神的苦闷比物质的苦闷更难耐,这在基本物质生活保证的情况下,是对的。物质的损失比精神的损失不足虑,条件也应如上。
农场劳动归来,遇到的第一件事,竟是失盗。
本来我们的要求,是留一个同学看守寝室,然而领导不同意,说是即使病号也要求去农场。我们准备将门顶好后越窗而走,但有同学找来老乡看守了,于是一切便都解决。27日,贵阳召开审判大会,那老乡去了一趟,便失盗了。
一件穿了一年的涤卡中山装被盗走,布票,工资卷也不见,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幸而损失只有这一点,出乎意料得很。
不知怎的,我竟没有平常失财的悲哀。对自己的财物竟也变得淡漠,这大概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淡漠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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