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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管改”日记(1975.6~1977.10)(25)

2023-06-06 16:1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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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管改”日记(1975.6~1977.10)(25)
下午到食堂去打饭,走到体操房旁边,迎面走来两位年轻的军人。其中一个,面部上宽下窄,络腮胡刮得很光,反背了手,很庄重的样子。他仔细地看住了我,直到我走过他的面前。我也似乎觉得有些面熟,但又记不起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的,不敢相认,径直走过去了。走了好几公尺,仿佛听见他说了句什么,又才回过头来,见他们注视着我,我于是返身回去,向他打了招呼:
“你们到哪里去呀?我记不起你的名字了,是小学时候的同学吧?”
“不是,是中学的。”他操一口北方话。
我这才有些明白了。原来读中学的时候,从外地迁来了不少厂矿,职工的家属也跟着迁来,他们的子弟也便转学到遵义,多数都安排到三中。我们班也很来了不少,前后有十来个吧,有东北的,内蒙的,还有河南的。河南的来得晚一些,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迁来的;来得早的则同学有一年多。他就是从东北来的一位同学。
我连忙表现得热情起来,招呼他们说:
“你们吃饭没有?”
“吃了,吃了
。”
“啊,那你们等一下,让我打好饭,一起到我那里去坐坐。啊,你们吃饭没有?我这里给你们打起吧,一起吃。”其实我身上只有6两饭票。
“吃了的。不要打了。”幸而他们说吃了的。
于是我急忙去打饭。打好饭回来,和他们一道往回走,一边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记不起来了。”
“张——正——魁!”他一字一板地说。
然而我却没听明白,再问了一回,似乎记起他来了,中学时他的形象,也在头脑里活起来。他那时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不爱说话,很老实的样子,没想到竟当了兵。
接着便自报了姓名,相互询问了情况。
原来他是1968年从学校入伍的——这一点我记不得了,同时入伍的还有一位女同学名叫杨炳仙的——这一位却记得,因为小学时候便是同学;到现在快9年了,一直都在七三八五部队,即独立师,现在大约是连长之类的官儿了吧。问他,他笑而不答。至于杨炳仙,据他说现在在省军区工作;恐怕已经结婚了吧,我想。
于是我们谈到了班上云散的同学:黄丰杰、张洪禄、刘祥全、罗弟刚、邵云、李川、刘连志、刘伟元、邹明厚、刘正明、余改明、徐光忠、杨宜生、杨崇光、李智林、谭显明、张均元、陈润勋、李莲英、刘大辉、刘思群、李安惠、徐凤珠、覃如梦、张纯德、肖永芬、郭子厚、张昌林、祝光全……一些记得,还曾与他通信往来,一些却全然没有了印象。
他在我这里坐了有半个多小时吧。
“上管改”日记(1975.6~1977.10)(25)
他还是比较可以的一个同学,我想。中学时代的同学,自从下乡以后,便断了来往,平时遇到,也几乎不打招呼。那原因,其一是在校时交往本就不密切,其二是意趣不相投,其三是以为他们瞧不起我,因而自卑,或者是自傲吧。总之,分别几乎就是永别。
特别是黄丰杰,似乎很有些傲慢。他是班主席,学习还可以,又是干部子弟,后来不知怎么弄到遵义军分区当了兵哥哥。在遵义时也曾看见过他,但没有打招呼。有一次在松烟赶场碰到他,他大概是出差到余庆去。我主动招呼他,然而他却很冷淡,爱理不理的。寒暄之后,听说我还在当知青,他便自去和他的战友交谈,不再理我。这很使我生气,更使我感到人生的冷酷,同学情义的淡薄。
想起黄丰杰,更使我感到张正魁为人的可取。对于我,他似乎也是可以傲慢一些的,然而他却先向我打招呼,哪怕还认不准确,又和我交谈这么久,态度也很谦和随便。这才是真正的同学。
天黑之前我送走了他们。然而天黑以后,在红楼门口我又听到他们向别人问路找人,应该是找女生吧。他们并没有看见我,我也就避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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