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003.南师.上下三千年文化
2022-12-08 10:06阅读：
01、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周朝中叶以后，尤其从春秋时代开始，民风渐变，井田公有制度也渐行衰弊，从士而仕的社会风气渐变，师道的尊严也渐形独立，于是便有民间自由讲学，私人传道授业的形式产生，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大家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事实上，我们所知道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诸子，都是来自民间社会私人讲学所产生的自由分子，也即是古书上所推崇的特立独行之士，并且大多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人物。你如不信，必须要冷静去研究思考一番，便可知道了。
春秋、战国这三四百年之间，在我们历史称作乱世。姑且不谈历史的统一观点，更不论政权的一统，单从社会文化教育自然发展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值得好学深思的一代。
在这三四百年中各种各类的学术人才，值得我们师法者，实在太多。但人才都不是公家教育所培养的，他们都是来自民间，是私人自学而成的。这岂不是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02、秦汉时代的学官与学术：到了秦朝，推翻周代的封建，废诸侯，建郡县，统一天下而建立一代的秦朝政权，所用的将、相、官、吏，也都是由民间自学成才的人士出任，上自丞相李斯，下至当时被坑杀的博士们。但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历史上，最初所置的博士的学位之官，是从战国末期开始的，齐、魏等国都设有博士官，使学识渊博者任之，作参政顾问。因之，秦统一天下后
，继续设立博士官。后来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的官称，并非是他新创，只是因袭秦制而建立。
两汉三四百年来的人才，皆非政府出资培养而成。在官制上，汉武帝开始设有“太学”，设“五经博士”为教师。但如周代的“辟壅”、“頖宫”，汉代的“太学”，只是教育贵族子弟的机构而已。真正两汉的人才，大家比较熟知的，如董仲舒、公孙弘等辈，也都是来自民间，从社会中自学成才而选拔为国用。
03、魏晋南北朝的名士与学伐：到了东汉末期，汉学与汉儒所形成的学术尊严与权威，已经迥然与社会政治遥相脱节。如孔融、郑康成、卢植等儒者，皆名重一时，但多无补与世变时艰。如仔细研究汉末及三国蜀、魏、吴史迹，就可知当时特别注重文学与谋略的曹操，在“建安”时期六七年间（公元二一至二一七年），完全不顾人品道德贤良方正之说，曾经三次颁布“唯才是举”的明朗爽快、而极尽讽刺迂儒古板的妙文，因此而开启“建安七子”的一代文学风气。
在这一时期，南朝由东晋历宋（刘宋）、齐（萧齐）、梁（萧梁）、陈、隋二百七十余年，社会上的教育学风，统由宗法社会名门大族学阀所把持。平民社会上，即使有自学成才的人物，如果不依附与权门伐阅，始终难以出人头地。
04、北朝的文化与教育：在东晋初期开始，史称为南北朝的二百余年期间，北朝五胡十六国的乱华局面，都是汉、魏以来少数归化的边陲民族们，为了争取汉化的称王称帝，争权夺利所引发的争霸战争。但对于中国文化，却衍变为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因为北朝十六国汉化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习惯、根源，都来自西域之故。
隋、唐开始，形成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文化，取代自战国以来以儒、墨、道三家为主的地位。
南北朝两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衍变，可以说是继战国以来诸子百家之后，第二次学术人才的汇流。只是此时的社会人才，大多数是探索追寻宗教哲学与生命的认知哲学为主，大抵都与现实政治疏离，浮华有余，却与现实社会难以融洽。
05、隋唐开科取士的考试制度：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精神，是显现在文学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学的演变来说，由春秋战国以后，直到两汉的文章，确有其古朴而简练的特色。流变到魏、晋时代，由于曹操、曹丕父子文采风流的影响，加上建安七子的新文艺，直至南北朝隋、唐之间，演变为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的骈体文为主的学风。以致民间社会，以及政府机构的实用行文，只顾音韵和优美，内容令人大有不知所云之感。类似现代一些注重逻辑的堆砌性文章，读了后只感层层重叠，道理的言说虽多，也有不知所云的感受。观今鉴古，不禁使人想到文化文学的演进，经常会出现扭曲的疲惫，这又是一种时代反映的畸形现象，实在值得深思反省。
唐初考试进士真是唐史上一件伟大的举措和好戏。但考试制度真能一网打尽天下的英雄吗？事实不然。唐代许多知名成功的人才，很多是不经考试，而靠推荐保用出身的。唐代三百年间，出了许多隐士、“神仙”；禅宗“一花开五叶”的五个宗派中，更产生许多大德禅师，声名煊赫。又在考试制度之外，把丛林中参禅打坐的场地，取名为“选佛场”，俨然别开一格。这就是唐代文化教育别具风标的特色。
06、两宋的书院与文学：大家都知道，宋朝是文风鼎盛的一代，也是过去历史上最尊重文人，而且最尊重相权的一代。贫民出身的宰相，可以与帝王政权的君主相对论道。
但是，宋朝也和两晋一样，三百年来分为北宋和南宋两截，而且根本没有把当时的中国恢复为一统的江山。站在我们历史习惯的正统观念而言，不能统一全国而治平天下的，几乎称不上正统，所以宋朝应该算我们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
由于宋朝代重文轻武的文化教育，才会产生许多名臣贤相，以及很多的词人骚客，将唐朝三百年文采风流的诗律规范，改变成为宋代的词章和理学。
宋代建国之初，仍依唐制，以考试取士网罗天下的人才。初期贤相如王曾、王旦，之后便是名相晏殊，他极力提拔穷苦孤儿自学成才的范仲淹，而且他与范仲淹二人又特别提倡平民办书院讲学的风气。以此先有孙复在泰山脚下开馆授徒，后有胡瑗讲学吴中，提倡师道。而民间讲学之风由此大开，直到南宋末代不衰。范仲淹影响所及，培养出来的名臣良相，有寇准、富弼、文彦博等。至于光耀宋明理学的五大儒——张载（横渠）、周敦颐（濂溪）、二程（程颢、程颐），以及南宋理学巨擘朱熹，这些史称关、洛、濂、闽诸大儒的理学家的发迹，也几乎都和范仲淹有关，与私人讲学的书院制度更是息息相连。
两宋三百年来，所有自学成才而考取进士的名儒和大文学家，也是非常之多；他们并非都是理学家。如众所周知的北宋名相又兼文史学家的司马光，以及欧阳修、王安石，父子齐名的三苏、黄庭坚（山谷）等，文学词章都非等闲之辈。
北宋后期到南宋之间理学的兴起，在北方的儒者，却认为这如同儒学的怪胎，或是儒学的骈拇枝指。例如北方的名儒李屏山，便着有《鸣道集说》，中和融会儒、释、道三家的观念而兼驳理学家的说法。至于在金、元期间，禅宗曹洞传法的高僧万松行秀，以出类拔萃的声望而望重士林，终于振兴嵩山少林寺的禅风。金、元之间的名士如元遗山、耶律楚材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尤其在中国的医学史上，继唐代孙思邈的高风，到了金、元之际，出了四位名医，其著作流传千古，至今仍具有医学上不衰的权威。也可说金、元时代，北方出了几位对生命科学贡献卓越的医药科学家，那就是河间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以及浙江义乌的朱丹溪，他们皆不同于南方的名儒理学家们高谈性命之说、坐论理气二元却不切实际的作风。
07、明清的四书和八股文：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最为遗憾的事，就是自明初朱元璋立国以后，到后来明、清两朝近六百年间，采用宋儒理学家朱熹注解的四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的思想意识形态；又将士子考试所用的文章体裁规定为八股形式。
但是明、清间许多名士大臣，例如明代的王守仁（阳明）、张居正，清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最后的状元张謇等人，都不是由明、清两代的官学国子监出身，他们当初都是由家塾或书院自学成才，在随俗走八股考试的功名路线而来。这也就是明、清两代传统所说的：“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的自我苦读而成名的豪语。
08、文艺复兴时的明朝：明朝中叶，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这四个年号的一百年间，正是公元的十六世纪阶段，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由此而改变了西洋文明，而使人类历史渐次进入世界性全球化。其实中国的文化教育史，在这个阶段的宋、明理学，也有所改变，影响最大的，就是王阳明一派学说的兴起，甚至正式涵盖了禅宗和道家的风气而使之衰落。
明代自学成才的民间学者，继元朝的唱曲说戏之后，将文学形式扩展为章回小说的写作，若有意若无意地抗拒理学的禁锢。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列国志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成为明朝一代文艺运动的代表，足以与汉文、唐诗、元曲、宋词等时代特色文学一脉相承。
09、清代文化教育的巨变：满族入关以后建立了清朝，一切文化教育制度，全盘因袭承接明代，仍然用朱注四书、考八股文等。但自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余年间，学者的风气却大有转变，汉儒重拾对经学（四书五经）的考证工夫；所以在清代两三百年间，另有对儒家十三经的各家考据大作出现。表示对朱注的积极反省。但有妥协宋、明理学，而冠为义理之学。至于文学诗、词，在康熙、乾隆之间的一百年来，又别成一格，与唐宋诗词，各有千秋。这便是清代文化上的“考据”、“义理”、“词章”三大特点。但在乾隆、嘉庆之后，也便渐形衰落，唯有“考据”一门，仍与现代的“考古”衔接而已。
清朝两百八十余年的帝制政权，对中国本身而言，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鼎盛时期，是康熙、雍正的阶段，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特别颁发谕旨，提倡各省设立书院，此后雍正在位期间，中国的书院就从明朝的二千多所，迅速发展到三千多所。雍正之后到乾隆的末年，无论文治武功，也都颇有胜场。因此，乾隆晚年得意忘形自称为“十全老人”。其实，真正衰败的原因，早在他的晚期便已埋下根柢。所以嘉庆接位以后，就开始形成衰落。
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设立“同文馆”，准备有计划的翻译洋书，几经转折而到现在，还始终不见如南北朝时期姚兴为鸠摩罗什法师开设逍遥园译场，或如唐太宗为玄奘法师成立译经院的百分之一的成就。光绪廿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设经济特科。但须注意，这个所谓经济，不是现在学科所讲有关财政金融等的经济学。清廷官办的经济特科，是要考选对时局能振衰起弊，有经纶济世、安邦定国才能的经济之士。同时，又开办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
公元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的革命成功，同时也取消了几千年来的帝王专制政体，来年改宣统三年为中华民国元年，称国家的元首为总统。
接着就有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运动了（一般习惯称为五四运动），号召全国只要民主和科学，打倒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
同年，又请来主张教育实用主义的美国教育专家杜威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学，并在各地演讲，风靡一时而影响直到现在。其实，教育之目的，当然就是学以致用。如果只是为找工作谋生，或是看社会、政府需要哪一种专才，然后才办教育来造就那一种实用的人才，那是属于专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的范围。假使把整体文化教育的目标和范围，都跟着这种观念走，其流弊和差错就非同小可了。我们应当深思反省。（以上内容，由南怀瑾老师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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