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397.通鉴载道：司马光
2023-03-28 14:08阅读：
01、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无数颗璀璨的文化巨星。儒学如孔、孟，楚辞如屈、宋，唐诗如李、杜，宋词如苏、辛……星列河汉，看得见，数不清。他们的巨星地位由自己的杰出贡献而奠定，此固然也，但给其作传，为其扬名者，史家也。史笔恰似运载火箭，把卫星发射升空。没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我们将永远无法读懂《离骚》；没有《三国志》，我们就只知道戏台上的曹操……
史学家在为他人定位时，也把自己安放在历史的经纬度内。史学界历来有“两司马”之说，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他们是中国史海之旗舰，史林之巨擘。
对“两司马”，许多人即使没有读过《史记》，至少也知道司马迁；而对后者，大多数人只知道“司马光砸缸”，至于他的《资治通鉴》，大抵没有走出学者的书斋，一些大官大款的书架上也摆着，附庸风雅而已。
02、《资治通鉴》这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的史学巨著，自北宋元丰七年（1084）修成，至今已印行七十余版，且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读之入迷，一生通读达十七遍之多，乃至书页残破，且在书中留下不少批语。他曾多次向干部推荐这部书，对书中的史实更是能随手拈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
《资治通鉴》的主题思想（“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与思想格格不入
，可却说它写得好，理由是“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一语中的，内行。从三家分晋至北宋开国前（前403—959）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纪传体的正史约有三千余万字，而《资治通鉴》用三百余万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如此精炼，故事完整曲折，人物栩栩如生，难怪要赞扬了。《资治通鉴》是一部文字精炼、史料丰富、考证准确、叙事生动的编年体通史。虽然以帝王为读者对象，但普通人也值得一读。为啥？它能让我们从历史经验中领悟上自国家兴替，下至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大智慧是管小智慧的，没有大智慧的人终难摆脱浮躁与浅薄。
03、司马光不仅是史学家，还是政治家、思想家。如果不了解政治家、思想家司马光，就读不懂史学家司马光，甚至读不懂他的《资治通鉴》，特别是其中的史论——“臣光曰”。《资治通鉴》的绝大部分撰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是变法与反变法生死较量的时期，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是变法派和保守派这两个对立营垒的旗手。他俩从能在一起洗澡、能互相调侃的老朋友变成了无事不对立的老冤家，分别主导了王安石变法和清算变法的元祐更化这两大历史事件。司马光的后半生就是与王安石斗争的后半生，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主要活动就是与王安石做斗争。他俩死斗到死，斗到死后，功过是非，争论至今。
他俩都是北宋知识分子的精英。司马光考进士列甲科第六名，王安石礼部试（准状元），只因宋仁宗反感其试卷中有“孺子其朋”四字，降到第四名。他们都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名声显赫，而生活简朴，私德高尚得近乎圣洁。仅举一例，他们的夫人都曾给他们买过妾，但都被果断拒绝，这在大官妻妾成群的宋代，恐怕神仙也难以做到。他们的性格一样的倔强，一个人称“司马牛”，一个被指“拗相公”。
司马光是“官三代”，因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天章阁待制），可以靠“拼爹”恩荫当官，但恩荫的官因无功名（进士），被人鄙视，所以司马光与许多有志气的干部子弟一样，在恩荫得官后又参加了科举考试。王安石是“官二代”，父亲王益官衔只是从六品（都官员外郎），不够五品以上恩荫子弟的杠，他没法“拼爹”，要当官只能靠科举。
04、宋朝可以说是精英治国的朝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之高。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文臣知州事等举措，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公开宣布“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且规定了不杀读书人和言事者的祖训。宋朝大兴科举，不问门第贫富，考取即授官。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录取率是唐代的数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宰相须用读书人”（太祖语），历任宰相都是进士甲科出身。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性进步。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优养，使历数千载的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涌现了灿若星河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唐宋八大家，六个在北宋，且与司马光同时代。与他同时代的还有被称为道学“北宋五子”的著名思想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著名教育家胡瑗，著名科学家毕升、沈括，诗词名家更是难以数计，总之是人文荟萃，济济焉，浩瀚焉。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历任皇帝几乎都是书法家，有的还是诗人、音乐家、画家，文臣与皇帝唱和诗词，交流艺术，歌舞升平，其乐融融。
然而，重文抑武在带来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同时，却让宋朝患了软骨病。自赵光义收复幽州遭高粱河（今北京市内）之败后，宋便一蹶不振，再无国威军威可言。真宗赵恒畏敌如虎，在军事占主动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盟誓”，每年对辽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二年九月，又增岁赐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合计五十万），不久后宋仁宗又承认了由节度使独立的西夏的国家地位，丢失大片土地，“岁赐”银、茶、绢二十五万五千（两、斤、匹）。
05、到仁宗时，宋朝建国已近百年，沉疴在身，积重难返，突出的问题是“三冗”：冗官、冗费、冗兵。“三冗”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国家穷，平民穷，而大官僚地主富得流油。面对危机，范仲淹曾主持“庆历新政”，改革首先从冗官开刀，仅此一举，就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仁宗妥协了，新政如昙花一现，刚刚起步便无疾而终。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是在这期间高中进士，走上政治舞台的。
脱离了这幅北宋风俗画，就读不懂士大夫阶层，也就读不懂司马光和王安石。
他俩都以天下为己任，面对宋廷这个“病人”，都坚信自己是好的“医生”，坚信只有按自己开的“药方”才能挽救朝廷。但两人开出的“药方”正好相反。
06、王安石要变法，在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拒绝了神宗任以执政大臣的“收买”，辞掉了枢密副使这个士大夫梦寐以求的职务，后到洛阳完成了他的《资治通鉴》。
王安石崇孟（子），司马光《疑孟》崇扬（雄）；司马光注古本《孝经》，王安石处处质疑。王安石吸收诸子百家的合理成分，完成了“荆公新学”，成为北宋之宋学中的学派，而司马光则成为“道学六先生”之一。他们的学术论战不仅与变法反变法的实践相始终，而且先于其前，延于其后，乃至于今。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逝于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晚走四个多月。从表面上看，王安石死在失败的挽歌声中，司马光死在胜利的凯歌声中，其实他们都是在忧愁中带着遗憾走的。他们没有一个是赢家，给我们留下两个殉道者的故事，留下一场没有演完的时代悲剧。他俩逝世后仅四十年，北宋灭亡了。
宋代营造了知识分子的“天堂”，而升入“天堂”的人们却亲手毁掉了这座“天堂”。不亦悲乎！
07、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左丘明的《左传》。在司马迁创纪传体史书写作之前，史书基本都是《左传》式的编年体。《史记》的问世，使《左传》式的编年体相形见绌，日渐式微，几至绝迹。《左传》式的史书以年月为次，好处是时间脉络清楚，不足之处是记事过于简略，可读性较差。司马迁的纪传体，在书首设“本纪”，用编年体简要记载一朝的大事，用“书”（班固修《汉书》时改为“志”）来介绍一朝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军事工作，而把“列传”作为主体，生动地记叙传主的生平事迹。纪传体史书保留了《左传》的优长，又完整地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历史人物，可读性很强，所以很快取代了《左传》式的编年体，成为正史的标准写法。在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前，已有“十七史”（加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应为十九部）之说，均为纪传体。
煌煌十九部正史，可宋神宗却在《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的嘉奖令中说：“史学之废久矣”，怎么回事呢？第一，科举考试只考经义而不考史学，以至历史无人问津；第二，十九史卷帙浩繁，一千六百余卷，正文及其注洋洋三千余万字，一般人根本没有可能读完，更别说日理万机的帝王和身负重任的大臣了（恰恰他们是最需要了解历史的）。《资治通鉴》问世前，历史学家如凤毛麟角，但大多也只读过《史记》和前后《汉书》等名著，对汉以后的历史也是懵懵懂懂。就是在“史学之废久矣”的背景下，司马光主动挑起了振兴史学的重担。
08、要振兴史学，是否能吸引读者是个关键。正史之所以逐渐失去读者，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太长了，而文字太长，是因为同一件事往往在“纪”、“志”和相关多人的“列传”中重复记载，且时有互相抵牾之处；另一个原因是“列传”中的人物固然生动，但时间概念比较模糊，让人不容易理清历史事件发生、演变的时间顺序，难以认识事件的全貌。
《资治通鉴》受《汉纪》和《高氏小史》的启发而修，但如果不超越他们，一样会湮没无闻。宋神宗在对执政大臣谈《通鉴》时说，超荀悦《汉纪》远矣！司马光超越的地方，就是他创新的地方，就是《资治通鉴》的生命力之所在，就是奠定其顶尖史学家地位的基石。
09、首先，《资治通鉴》告诉我们，在纪传体正史的基础上再撰编年体通史，不是简单地浓缩和重新编排，而是一种再创作，不仅可以大大缩小篇幅，而且可以增加容量。《资治通鉴》将十九史浓缩为三百余万字，却增加了许多新的史料。《资治通鉴》中，唐、五代部分有约二分之一的史料是正史和现存史书中所未见的，而被他引用的这些书籍今天多已亡失。
其次，《资治通鉴》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即使是经典名著中所载的故事，也要考证异同，辨别真伪。
其三，《资治通鉴》突破了孔夫子的“春秋笔法”，不“为尊者隐”，暴露昏君之丑行毫不留情，对明君之失误也秉笔直书，对农民起义虽依旧称之为“寇”、“贼”，但大抵能够客观描述；对分裂时期的政权，不论大小强弱，不分正统、僭伪，一视同仁。这在史书写作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其四，《资治通鉴》不写无法考证的神仙鬼怪和不合情理的奇节异行，对正史上的有关记述一概毫不客气地删去，这无疑又是史书写作上的一大进步。
最后，《资治通鉴》给后世做出了一个用洗练的文字生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样板。《资治通鉴》是史书，但同样可以当文学来读。
最著名的当是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赤壁之战》（《资治通鉴》第六十五卷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十月）。赤壁之战是决定魏蜀吴三足鼎立的重大战役，但原有史书的记载均不完整，其史料散见于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虞溥《江表传》、韦昭的《吴书》和乐资的《山阳公载记》等书中，而涉及的人物有曹操、刘备、孙权、周瑜、诸葛亮、鲁肃、张昭、黄盖等，一般人不可能把上述史书都读到，而且即使都读到，也很难将赤壁之战理出头绪，形成完整印象。司马光仅用二千余字就把赤壁之战的前因后果和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精彩纷呈，所涉及的人物一个个被描写得栩栩如生，特别是孙权、诸葛亮、鲁肃、周瑜这四个人物的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赤壁之战》能成为文学名篇，理所当然。在长于叙事这一点上说，司马光与司马迁可谓不相上下。
10、《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两部名著不但是中国古代史学之绝笔，也无疑是世界古代史学之绝笔”。从两部书的影响来说，并称“两司马”也是恰如其分的。《史记》乃正史写作之规范，而《资治通鉴》带动了编年体的复兴，引发了“通鉴体”写作的高潮。
《资治通鉴》催生了中国史书的新体系，其影响扩大至亚洲邻国。据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受《资治通鉴》的启发，日本编撰了编年体史书《大年镜》《今镜》《水镜》《增镜》，另外日本史书中的四大名著《吾妻镜》（《东镜》）《神皇正统记》《本朝通鉴》《大日本史》也不同程度借鉴了《资治通鉴》的做法。朝鲜十二世纪金宽毅编纂的《编年通录》，李朝时期成书的《东国通鉴》，一五一〇年越南武琼编写的《大越通鉴通考》，亦当是受《资治通鉴》影响的产物。
《资治通鉴》像一坛美酒，越陈越醇，越陈越香，年代愈久，其价值愈高。
司马光简介：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
，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信阳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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