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孟子的国家社会思想（一）
2020-05-06 17:30阅读：
谈谈孟子的国家社会思想（一）
束有春
一、孟子生活的时代
孟子名轲，字子舆，在《史记》中与荀卿即荀子合传。据《史记》载，孟子是战国末期鲁国邹人，曾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当时的形势是“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说明现今传世的《孟子》七篇，司马迁当年也曾读过。《孟子》七篇是我们了解孟子生活的时代、研究孟子思想的主要文献来源。
孟子生卒年，史书记载不详，根据他生前曾见过梁惠王、梁襄王和齐宣王，又根据他与商鞅、吴起、孙膑、田忌等人同时代，所以，有关他的生卒年虽难有确切定论，但基本可以框定在一定的时代范围内。元代程复心曾编有《孟子年谱》一书，后来较著名的则有清代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广业的《孟子四考》、狄子奇的《孟子编年》、崔述的《孟子事实考》及近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罗根泽《孟子传论》（收入《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元代程复心的《孟子年谱》以为，孟子生于周烈王姬喜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姬延二十六年（公元前289），或者以为孟子生于周安王姬骄十七年到二十年（公元前385年、前382年）之间，而卒于周赧王姬延十二、三年（公元前303年、前302年）之间。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哲学”分册，将孟子生卒年定为（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大概是依据元代人的推论。现代人们基本沿用了这种说法，民间有所谓“七十四、八十三，
阎王不请自己去”，主要是根据孔子活了74岁、孟子活了83岁，两个圣人的寿岁不过如此，一般人活到这个年龄也应死而无憾矣；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人们，人活到这两个年龄段，要特别注意身体的变化，防止出现意外。
孟子生活的时代，东周王朝已彻底走向末路，诸侯国争霸不断，周天子威信已不复存在，周天子几成傀儡。春秋“板荡”延续至战国中期，天下已出现齐、楚、燕、韩
、赵、魏、秦“七雄”争霸格局。七国中，发展到后来，齐、秦两国最为强大，东西对峙，互相争取盟国，以图击败对方，以替代周天子地位。据《战国策·东周》载：周显王姬扁在位时，“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鼎是权利的象征，而九鼎只能属于周天子拥有，向周天子“求”九鼎，也就是要周天子交出天下政权，可谓明白张胆、无所顾忌了。与秦、齐相较，其他五国与齐、秦两国时而对抗，时而联合，其中以楚国的外交最为摇摆不定，因为楚国也存在与秦、齐抗衡的实力。大国间冲突加剧，出现了如张仪、苏秦、公孙衍这些活跃于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家，出现了“合纵”和“连横”两大外交走向，从而也形成了两大“国际”阵营，张、苏、公孙三人在历史上也以“纵横家”知名。“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合纵”就是南北纵列的诸多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阻止齐、秦两国兼并弱国；连横就是秦或齐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另外一些国家，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最终目的就是彻底取代周天子的地位，由一个诸侯国来实现天下一统，当天下盟主。
孟子描写当时诸侯国之间的争夺战争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以下只标注篇名）
指责统治者的这种行为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在这种诸侯国割据、战争不断的时代面前，孟子与春秋时期孔子一样，竭力维护周天子的地位，希望天下能够回归到尧、舜、禹、汤及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时代，以实现天下大同，民生康宁。但当时天下大势是诸侯战争已呈覆水难收之势，孟子尽管胸怀大志且又“善辩”，但面对诸侯国战争烽火四起，最后只能还是像孔子那样，到处碰壁，还被讥讽为是“不合时宜”的愚夫子。孟子是孔子思想学说最忠实的继承者，尽管他“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上》）但因为他曾“受益”于孔子弟子子思的门人，所以说，孟子思想学说是孔子的嫡传。当年孔子曾带着弟子在周游列国后，整理了《诗经》和《周易》，孟子弟子没有孔子那么多，但也有万章之徒紧随其后，所以，后来也如孔子一般，退隐山林，收徒讲学，著书立说，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孟子的国家社会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孟子关注民生疾苦、努力寻求解决民生疾苦之良药，正是通过他的国家社会思想来体现的。研究孟子的国家社会思想，有助于我们对孟子思想体系的全面深刻认识。
二、孟子始终关注民生疾苦
面对战国乱世现象，孟子曾怀有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的雄心大志。《公孙丑下》篇载：孟子去齐，弟子充虞在路上问道：“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面对学生的发问，孟子回答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你看这口气是够大的！孟子手中无权无粮，更无一兵一卒，之所以有这等气概，与他心中装着百姓的疾苦，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平民百姓，始终关注社会最低层劳苦大众的命运有关。当齐宣王问他“德如何则可以王”时，孟子果断地答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他认为，诸侯国君有三件宝：“土地，人民，政事”。在孟子眼中，老百姓比国君还重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尽心下》）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之前的中国社会即已存在，如《尚书·皋陶谟》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思想都是典型说明。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先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将民生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来认识，确有振聋发聩之效。孟子见梁襄王，当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时，他答曰“定于一”。谁能“定于一”？孟子答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针对“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的残酷现实，孟子认为，“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梁惠王上》）与此同时，孟子还通过反面典型来阐述这一道理。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离娄上》）可以说，孟子是我国早期一位十分可亲可敬的平民思想家，其心与民众紧紧连在一起。
面对生灵涂炭的残酷社会现实，孟子关心民生疾苦、关注社会底层命运的思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乐”。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主张让老百姓享受同国君一样的狩猎游冶权利，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统治者浪费土地资源的不满。在《梁惠王上》篇，孟子见梁惠王时，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而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接着，他用《诗经·大雅·灵台》中的情况来为自己立论：“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认为，周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是因为周文王与民“偕乐”，所以，文王才真正感到自己快乐。接着又引《尚书·汤誓》中百姓诅咒夏桀时说的话：“时日何丧，予及女偕亡”，指出，如夏桀这样的国君，老百姓欲与他同归于尽，因此，“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齐宣王与孟子在雪宫（即离宫）中的一段对话也反映了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孟子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在与齐宣王讨论有关田猎、钟鼓享受时，孟子再次提出了统治者要与民同乐问题，认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同时指出，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而“民犹以为小”、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而“民犹以为大”的原因在于：“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免者往焉，与民同之”，所以“民以为小”；而齐宣王是“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所以“民以为大”。（《梁惠王下》）在孟子的心目中，“大”“小”是相对而言，土地如何使用也是因人因事而异，凡与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密切相关、对人民有利、让人民受惠的，园囿再大也无妨，否则，再小也嫌大。
其次，提醒统治者不要误了“农时”。在《梁惠王上》篇中，他向梁惠王畅谈了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景：“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虽然出发点是为了梁惠王如何当好统治者，但实质上体现了孟子对社会低层百姓生活疾苦的关心，同时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进入战国时代中国乡村建设的美好蓝图。在《滕文公上》篇，当“滕文公问为国”时，孟子也是回答说“民事不可缓也”，并引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诗句：“昼尔于茅，宵尔索陶，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说明农事不能耽误的重要性，再次体现了他对民生的真切关怀。
第三，希望统治者让老百姓有“恒产”。所谓“恒产”也就是有固定收入和固定资产。孟子在游说齐宣王、梁惠王时，畅谈农民每户要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构想，也就是为了让农民有自己的固定资产和固定收入。他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只有让老百姓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统治者才能获得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也才能有时间、有兴趣去“治礼仪”，提高文化素养，接受封建礼制教育，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
管晏列传》），通过孟子思想也再次体现了我国早期思想家们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深刻认识。除了让老百姓有“恒产”，孟子还主张要减轻百姓税赋之苦，让老百姓能够真正富起来。在《尽心上》篇，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他还劝导齐宣王要当好一国之君，还要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的崇高境界与人文关怀，如果做到这一点，必然赢得民心，“天下可运于掌”矣。
第四，要求统治者全面施行“仁政”。孟子对那种“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肌色，野有饿莩”的社会现象极度不满，认为这样做是“率兽而食人也”。他责问诸侯国君：“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所以，他在游说诸侯国君时，一次次地大声疾呼，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他在回答梁惠王如何为王时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梁惠王上》）又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士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在其他一次次与诸侯国君交谈中，孟子也不厌其烦、强烈宣传他的“仁政”思想，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执政爱民，不要把老百姓拖到战火中去。他认为，“当今之世，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公孙丑上》）对于那些不关心生灵疾苦、不施行仁政的统治者，孟子也是抓住时机，给予无情的揭露与声讨，其中对梁惠王的所作所为更是如此。孟子说：“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尽心下》）
孟子民本思想主张有继承先贤思想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源于他对残酷社会现实的不满，由此也激发了他对如何建立起一个令百姓满意的国家政权体制及美好社会形态的向往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