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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邓尉山得名由来

2022-04-25 15:1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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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邓尉山得名由来
苏州邓尉山得名由来
邓尉山位于苏州吴中光福古镇西南侧，风景秀美，文化积淀深厚，因而成为光福的别称。然而，山的得名由来则困惑久远。
苏州邓尉山得名由来
民间最流行的说法，邓尉山得名于东汉邓禹。邓禹（公元2—58年），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东汉初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为刘秀恢复汉室、建立东汉王朝立下赫赫功勋，被称为东汉开国头号功臣，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传说，邓禹晚年曾经隐居吴中光福。然而，考察邓禹一生的活动轨迹均在中原，从来没有到过江南，也没到过吴地，当然就更不用说到过光福。其次，邓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尉”官。宋朝范成大《吴郡志》、明朝卢熊《苏州府志》以及王鏊《姑苏志》等文献都没有记载邓尉山得名的由来。
明朝崇祯《吴县志》首次记载其由来，云：“邓尉山在光福里，锦峰山西南，去（苏州）城七十里。汉有邓尉者隐此，故名。或作
蔚，非也。”此后，清朝《苏州府志》《吴县志》都延用此说；或者增加“相传”二字，如清《光福志》云：“邓尉山，相传汉邓尉隐此。”
那么，这个“邓尉”，究竟是西汉人还是东汉人？又是何方人氏？其生平事迹又怎样？均不得而知。清朝康熙年间，著名文人黄中坚长期关注此事，曾经有专门的考证，写下一篇《邓尉山名辨》，认为邓尉山应该得名于西汉末“神仙”梅福。
黄中坚(1649-1719)，字震孙，号蓄斋，清朝苏州光福人，世居聚坞山（今属光福镇香雪村），康熙年间的著名文人。诸生时即有文名，屡试不第，后放弃科举，肆力古文。冷士嵋说他“少负文名，志大期远”，后“耑心古学，惟以著述自娱”（《蓄斋集序》下同）。杨宾称他“绝意进取，务为古文，举凡左国班马董贾向歆以及唐宋诸家，无不渐摩参究，而尤得于欧苏”。
作为土生土长的光福人，自然关心家乡的文化，“少时尝求其（邓尉山）命名之义，乡人曰：相传汉邓禹为此乡土地之神，故以名其山”（《邓尉山名辨》，下同）。黄中坚听了，“固笑而不信也”。在他看来，“夫必先有此山，而后其神因以得名；又或先有贤者尝居此山，而后其山因以得名。若鬼神之姓名，其谁知之？岂可千百年之下，索之渺茫之中，而强以名其山乎？意当时或有邓姓者居此焉，又不知何以有尉之名也”。应该是与姓邓的有关，而尉又不好解释。为此，他查找历代府志县志，都说“汉有邓尉者居此”，而没有任何依据，“既无事实，亦不言在汉何时？见于何典？似有想当然之说”。
　　后来，黄中坚在《汉书》中找到了答案，“闲读《汉书·梅福传》，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弃官归，数因县道上言变事。及王莽专政，一朝弃妻子去。乡里人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姓名，为吴门市卒云”。困扰心头久久的疑题，顿时豁然开朗，“叹此山之名，定因梅尉而传。惜乎世人不悟，而使前贤遗迹灭没于悠悠之口也”。他详细论证道：
一是“吴地故属会稽，而此山为吴下胜境。（梅）福为市卒时，岂不游息于此？”梅福应该是游息过此山；
二是当时“（梅）福名重天下，既为人所物色，当必遁迹此山，而不终为市卒”，被人发现后，遁隐此山；
三是人们“知其旧尝为尉，而今游于此也，则以遁尉名其山，乃理之所必然者”。
邓尉得名有两种情况：
一是“遁与邓同音，后人讹以为邓耳”；
二是“抑或福变姓名，因自称邓尉，亦未可知”，总之，“其山以梅尉名无疑也”。
笔者读到此亦感叹不已，果真如此，后来邓尉有光福之名，有甲天下之梅，莫非是得了“仙人”的恩泽。
“梅福传”，载于班固《汉书》卷六十七。关于梅福隐居会稽（今苏州），宋朝黄庭坚曾有诗云：
“吴门不作南昌尉，上疏归来朝巿空。笑拂岩花问尘世，故人子是国师公。”
苏州邓尉山得名由来
苏州历代地方志也有记载，明卢熊《苏州府志》云：“吴市门，《汉书·梅福传》云福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今会稽有吴市门。”王鏊《姑苏志》云“梅福隐居，相传在吴门西巿坊”“西市坊，（在）铁瓶巷口，即梅福所隐西寺门”，该志“人物·游寓”《梅福传》最后云“今苏州有吴市门，即其隐处也”。苏州城里旧有“尉厅”，在吴县衙门东九十步、厅后圃内有“梅亭”，“即是用梅福故事”（见清道光《苏州府志》）。
　　黄中坚在《邓尉山名辨》中指出，邓尉山之所以不可能是邓禹，因为“邓禹为中兴元勋，足迹未尝入吴。使其死而为神，必不僻处远乡，屈于卑职，其为诬妄不经甚矣。夫山川土地之神皆正神也，然亦必有迁转更代如人世”。而他之所以长期关注邓尉山得名由来，是因为“独此山之名，余生长其地，不可不为辨正”，有浓厚的家乡情结。“此虽管见，然颇自谓不易”，这是他历数十年研究之结果，来之不易。在文章最后，他特别强调：“愿以告后之君子，毋仍袭固陋焉。”
苏州邓尉山得名由来
苏州邓尉山得名由来
　　黄中坚是古文学家、史学家，“其为文也，根经而据史，详明恺切”（杨宾《蓄斋集序》），深得当时许多名家的赞赏，沈德潜曾云：“先生之文长于议论，而其叙事之作尤极谨严，一句一字不苟下，凡所称述必信而有征，无饰辞，无典笔。”（《蓄斋二集序》）黄中坚做学问极其严谨，其观点应该是可信的。
　　遗憾的是黄中坚的研究成果没有被后人发现采纳。《蓄斋集》刻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而《蓄斋二集》刻于乾隆三十年（1765），当时黄氏家境贫困，刊印不多，流传很少，且被朝廷列入禁书，为稀见之书，因而乾隆以后的地方志编纂者没能发现此文，道光、同治《苏州府志》、道光《光福志》以及民国《吴县志》均没有著录《蓄斋二集》，显然搜集资料时没有看到此文集，因此没能写进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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