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林第一家照相馆是荆山照相馆，老板为祖籍云南的李厚璞。
李荆山，1900年1月9日出生于辽宁省安东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他只读了几年私塾，只能子承父业当了一名木匠。虽没多少文化，但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不但和父亲学得一手精湛木匠手艺，还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木雕刻、镶嵌花槽、彩绘等古建筑修缮技艺。在后来的自学中，还会日语，还会拉琴弹琴，精通音律，是个不可多得的多面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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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林第一家照相馆是荆山照相馆，老板为祖籍云南的李厚璞。
李荆山，1900年1月9日出生于辽宁省安东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他只读了几年私塾，只能子承父业当了一名木匠。虽没多少文化，但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不但和父亲学得一手精湛木匠手艺，还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木雕刻、镶嵌花槽、彩绘等古建筑修缮技艺。在后来的自学中，还会日语，还会拉琴弹琴，精通音律，是个不可多得的多面高手。
乐，在荆山照相馆留影
1927年，从辽宁来到虎林的李荆山，受虎林当地士绅李明发邀请，承揽了虎头关帝庙维修工程。
李荆山和父亲及兄弟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惊人的智慧，将这座残破的庙宇，修缮的焕然一新。即使现在游走在关帝庙中，仍然能看到当年这些优秀工匠的智慧与精湛的工艺。虽然经历了百年沧桑，世人在一睹古庙的厚重与沉淀的同时，精雕细刻木雕和精美的彩绘中透出的古典情怀韵味，让当地官员和中外客商，对李荆山的技艺倍加称赞。
由于虎头关帝庙修缮十分成功，李明发十分高兴，他又把虎头京剧院修缮工程交给了李荆山。
1931年，高级木匠李荆山以31岁“高龄”，到饶河照相馆拜师学艺，成为一个学徒工。
1931年李荆山（右）在饶河照相馆学艺。
这次学艺，本是一次意外，更是一次人性的考验。
李荆山到饶河干木匠活时，认识了饶河县照相馆的袁先生。
两人志趣和性格相同，彼此投合。闲下来时，李若荆山经常去照相馆和袁先生闲聊。照相馆忙时，他也会帮助袁先生一把。袁先生对他也视为知已，把摄影、修板、上色等照相技艺传授给他。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袁先生不知怎么惹上了官司，被警察抓走判刑三年。临走前，万念俱灰的袁先生对李荆山说：“我走以后你帮我照看着生意，媳妇和孩子你就给口饭吃就行。”
三年后，袁先生刑满释放。回来看生意比他走时还好，家人也被李荆山照顾的非常好，心中十分开心又意外。当李荆山把这些年生意收入和家里支出的账目清清楚楚交给他时，袁先生非常激动，难以自持。他用颤抖双手握住李荆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为了帮袁先生照料生意，李荆山已经三年没有回家。看袁先生平安回来，他也准备回家看看。
李荆山重信誉的人品，只留侠意满乾坤的义气，让袁先生十分敬重。他对李荆山说：“干木匠活太累了，回家开照相馆吧，开照相馆收入绝对能养活你那一大家子人，也不用你东奔西跑，还能照顾家人。”
1935年，李荆山返回了虎林县东街基（当时地名黑嘴子，民国时期为四区公报所在地）。
1936年春，李荆山在虎林老市场街，租满州国虎林报纸局局长刘庸凡的一间平房，创建了虎林县第一家照相馆：荆山照相馆。
李荆山虽然没上过多少学，但通过自学初通文墨。他写得一手好字，很喜欢读古籍史书。他根据他的名璞字内含“没有琢磨的玉”的喻意，以及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的荆山、其中抱璞岩传为春秋时代卡和得著名的和氏玉（壁）的地方这一曲故。给刚成立的照相馆起名荆山照相馆，喻意荆山照相馆是块没有雕刻的玉，早晚要大放光彩。
第二年，李荆山和家人在中街西（现农机修造厂至虎林宾馆的红旗路西，约农机公司这一位置。），建了一栋草木结构的房子，整个建筑约二百平方米，营业室约百余平方米。
有了自己的门市，省了租金等开支，效益开始蒸蒸日上。但刚经营四年，日本关东军就来找麻烦，无理要求荆山照相馆搬家，理由是关东军要在照相馆这一位置建神社。
李荆山只好从路西搬到路东，在电影院路东、原张家菜馆这一位置新建了荆山照相馆。
1958年左右李春华和弟弟李培君在老照相馆前留影。
这次盖的房子，砖木结构，铁皮盖瓦，档次是当时虎林较高的。这趟房是一个临街拐把房，营业室不烧火，冬天和外面一样冷。棚顶安着玻璃窗，以便采光，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玻璃房。照相馆用上电，是1960年以后的事。朝北这趟拐把房是住宅，东面和原虎林县日伪时期县长李象山一墙之隔。
日本关东军在原照相馆位置建起了神社，并在神社的南面种上了一片树林。李荆山家的荆山照相馆，就面对着这片树林。
这片树林是虎林许多老人记忆深刻的地方，后来在七十年代末，在这片树林的位置，建起了虎林电影院。
原荆山照相馆西面的小树林。
照相馆的相机，俗称三条脚相机。这是一种较为笨重的座式机，三脚架支撑，上呈箱子状，里面有个小窗口可以看到倒立的影像，箱子下方的板子可以调节焦距，移动三脚架可以调节物距。最早时没有快门，摄影师调好焦距和光圈后，将相机盖取下，利用自然光暴光，然后快速盖上，防止暴光过度。
后来有了快门，在座机的侧边有个快门线，快门是一个气吹状的物件，照相的时候先用大拇指堵住气孔，然后用手指捏气，噗一声就成像了。
刚开始，照相馆的生意因刚开业生意清淡。李荆山为了增加收入，利用他会木匠和画画的特长，兼营牌匾生意。如虎林当时知名的大买卖商号“同聚东”、“永和祥”、“大饭馆福海楼”、“四海轩”等商号牌匾，都是李荆山制作的。
李荆山为了提高照相馆知名度，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还在背景画上下功夫，自己用胶合板等画了很多有新意的背景画，吸引了大批顾客。
这是用胶合板画的汽车背景，照片左为其侄子李培基。
李荆山画的亭台楼阁背景画，照片左为侄子李培基。
李荆山是长子，从小受儒家文化影响，重亲情懂礼孝。他孝敬父母，挣的钱一分不留全交给母亲，用以一大家人的开支。他友爱兄弟姐妹，却很少顾及自己的家人。他对早逝的第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怀有深深的愧疚，他曾对侄子培基说：“现在我想起来很后悔和难过，孩子要一块糖我都没有给买，孩子死了我心里非常难受。”
铮铮硬汉，铁骨柔情，李荆山的痛苦和愧疚，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常深深的自责自己。但他知道，作为长子，他要孝敬父母，要帮助弟妹，要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承担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
李荆山在经营小家庭的同时，不忘国仇家恨，是一个有民族大义的中华好男儿。他和李家大院父老兄弟姐妹，积极支持抗联抗日活动。经常留抗联队伍在大院宿营，为抗联提供粮食、药品、衣服等物资，为抗联传递情报。
位卑未敢忘忧国，爱国犹如爱家，这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已经融入了李荆山及他的家人的血液中了。他们虽是农民，但在民族大义上，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气节。
二弟李厚春，以甲长身份为掩护，三弟李厚盛，以牌长身份为掩护，组织村民为抗联提供军需物资和粮食等。李厚春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抓去，灌辣椒水、上老虎凳，但李厚春拒不承认，后查无实据予以释放。但日寇的酷刑，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出狱不久，就因病去逝了。
四弟李厚宾，以警察身份为掩护，参加共产国际远东组织，成为红色间谍。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最后惨死在日寇731部队。
五弟李厚民，继承哥哥李厚宾的遗志，考上警察后，也加入了共产国际远东谍报组织，经常收集情报并送到江对岸的苏联。光复后，他先后任虎林县公安局保安股长、三区区长等职。
七弟李厚陞，抗日时期入伍，参加了苏军攻克虎头要塞的战役。后在宝清郊外马鞍山一带清剿日军残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3岁。
八弟李厚文，1947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并在所属的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医学。中国医科大学胸外科教授，胸外科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授予特殊贡献专家，中华医学会肺癌诊断、治疗、咨询中心主任，首批辽宁省优秀专家。曾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兼肿瘤病研究所所长，辽宁省肺癌专业委员会主席。
前八弟妹徐桂珍，参加志愿军赴抗美援朝战场，在美机轰炸中牺牲，年仅25岁。
侄子李培林和李培堂，也参军入伍，参加了辽沈战役、并一直随第四野战军打到海南岛，立下赫赫战功。
虎林忠烈一家的不少，但很少有像李荆山家这样，有这么多的人为国家舍身取义而牺牲。真可谓是“忠肝义胆，千载家谱。”
1938年，虎林县公署从虎头搬到东街基，后改东街基为安乐镇。第二年秋，又将安乐镇改为虎林街公所。虎林成为县政府所在地后，政府机关和关东军宪特机关、服务行业、商家店铺、学校医院一下井喷式的增加。中外客商和国内外贸易，也一下激增。这让照相馆一下忙了起来。照相馆原就李荆山拍照，李厚民收款。现在必须增加人手，才能应付激增的业务量。他们雇了一姓宁的师傅，后又让李荆山的妹夫孙凤鸣来到店里。
四十年代，照相馆的业务更忙了。七弟李厚陞、八弟李厚文，五弟妹刘世花，长子李培悟、侄子培林、培堂、培基，都先后到店里帮过忙。
照相馆在五六十年代属于新兴的特种行业，需要经公安部门审核批准才能经营。日军侵华期间，照相馆更是属于特种行业，不但对军队新闻系统拍的照片要严格审查，对民间照相馆所拍图片，也实行了严格的审查使用制度。所有的照片，都必须要经宪兵队审查，合格的在照片背面盖上一个蓝色的三角形章，照相馆拿回后发给顾客。如果不去宪兵队审查而擅自将照片发给顾客，宪兵发现后，轻者处罚或挨打，严重的就要封店铺并将老板抓进宪兵队。
荆山照相馆照片送审，当时由李荆山八弟李厚文和侄子李培林去完成。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要往返于虎林到西岗（宪兵队在西岗）一次。
在日伪时期，照相是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拍一张照片的钱相当于买一斤肉。只有家境还不错的人家，才会在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人过生日、结婚这样的大日子里，来照相馆照一张相。
虽然生活清苦，但很多人还是希望在过年过节去照相馆拍照留影，记录自己的成长片段，将全家团圆为福珍藏于相框。
有些人生活过于困难，拍完照，却一时拿不出钱来。对此，李荆山总是大度的让人把照片取走，并不收这些穷人的钱。
1956年之前，虎林县除荆山照相馆外，还有两个照相馆，但都是从荆山照相馆分出去的。
李荆山的五弟李厚民和爱人刘世花，1950年在三区（现伟光乡）开厚民照相馆。后在1955年，和外甥王焕武合作，在虎林现宾馆西，糖酒公司对面，租老耿家房子开泰和照相馆。
李荆山的徒弟徐德山，和于洪志在虎林钟表社这个位置，租了间房开了德兴照相馆。这个照相馆，营销策略还挺超前，有点直销的意思。没有门面房，直接下乡拍照，回来冲洗成相后，再送回乡下。这相当于现代销售中的压缩铺面成本，减少中间环节，方便顾客的同时，实现利润增长。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公私合营高潮。1956年2月，从荆山照相馆分离出去的泰和照相馆和德兴照相馆，重新回到荆山照相馆，并和虎林县82户个体工商户，一起转为公私合营企业。
公私合营时照相馆共九人，李荆山、李厚民、刘世花、于洪志、徐德山、王焕武、李培森、李春华、白长林。这其中，李荆山、李厚民、刘世花、李培森、李春华、王焕武为李荆山的家人，李氏成员占员工总数的67%。此时的照相馆，仍是典型的家族式企业。
公方将私方设备等折价入股，李荆山3000多元，李厚民1800多元，徐德山800多元。
前排由左至右李厚民、李荆山、宋义堂、于洪志。二排由左至右刘世花、李春华、徐德山、白长林、董延芳。三排由左至右王衍义、宋玉义（后改名宋毅）、毛玉振、王焕武、李培森、徐福山。
宋玉义，外地投亲来到虎林，通过在银行工作的哥哥介绍，进入了虎林照相馆。虽然他文化程度并不算高，但他聪慧过人，好学肯钻，很快成为照相馆的一个多面手。
1960年，农垦局拟安排他去饶河照相馆工作，他不愿意去，就主动离开了虎林照相馆去到了大庆市，在那建了一个照相馆。由于他技术精湛，服务热情，在当地名声大噪。不久，他被调入大庆日报社任摄影记者，后提拔为报社副社长。
宋玉义在大庆拍的照片
转制后，照相馆仍叫荆山照相馆，公方未派经理，李荆山因德高望众，不但聘为副经理，还连续担任虎林县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浪潮，中国传统的照相行业落下了帷幕。但照相发展所具备的“纪念”、“留念”功能并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如五十年代生机勃勃的朝气，六十年代初期的平稳到后期极左的疯狂，七十年代麻木困惑到欣喜愉悦，八十年代个性和多元审美写真的兴起，九十年代华丽装饰及夸张妆容婚纱照，写真，儿童摄影等市场细分的崛起，二千年初数码卡片机对胶片机毁灭性的冲击，后期手机所带来全民摄影时代的“影像泛滥”……
公私合营时，照相馆仍在红旗路虎林镇医院西这一老位置。1960年，荆山照相馆搬到糖酒公司东，现虎林宾馆对面文化路西南角。这个时期，照相馆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体制。
此时的虎林照相馆，按行业来算，只有荆山照相馆一家，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大批高级文化艺术人才齐聚虎林。牡丹江农垦局搬到虎林后，所属的《农垦报》、《北大荒文艺》、《北大荒画报》等文化单位的编辑部，都在虎林落了户。
1960年，是我国自然灾害最艰苦的一年。当年8月，农垦局党委号召机关干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各种创收，缓解资金困难压力。后来又将美术摄影人员列入编外，自己解决工资。
在这种大环境下，《北大荒画报》利用他们的人才优势，在现在的火狐狸服装超市这一位置，成立了“北大荒文化服务部”。说是文化服务部，实际上就是个照相馆。虎林县文化局安排文化干事张宝晋任经理，业务主要是著名记者吕向全。后来县文化局把原总后勤转业来的张国璋调来，又从文工团调来《解放军画报》的王惟。
1963年，随着牡丹江农垦局和合江农垦局的合并，所有机关人员和文化部门都搬到佳木斯去了。存在了三年的服务社，也寿终正寝了。
1958年，荆山照相馆改名为公私合营虎林照相馆，隶属于虎林县工商联合会。
1956年至1959年，公方并未派负责人到照相馆，照相馆的所有业务，仍由副经理李荆山负责。
1959年，厂县合一时期，农垦局安排上尉军官李秉和任照相馆经理。同时来的还有一位解放军画报社转业来的伤残军人宋义生，他抗日期参加革命，在战地拍照时腿被日军打断，是一位伤残的三八式老革命。他一直在虎林照相馆待到八十年代，后调河北省沧州照相馆任经理。
1961年，李秉和调走，少尉军官李杰从856农场调来接替李秉和职务。此时业务组长为李培森，李荆山退休回家。
1964年，李杰调往哈尔滨某院校任教。中尉转业军官黄宝林，从虎林县农机厂厂长位置，调任照相馆经理。
1967年，黄宝林调走，冷连真从县百货批发经理位置，调照相馆任经理。
冷连真调走后，郭振庭从百货批发公司经理位置，调照相馆任经理。之后，县政府管理员贾二海、程善翠、董延芳先后任经理。
大约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虎林县商业服务公司对下属的八大公司进行了重组，组成了三个总店。第一店是工农兵饭店、大众饭店、回民饭店、迎宾饭店、虎林饭店。第二店是第一、二、三理发社。三店是浴池、照相馆，冰棍厂、迎宾旅社。第三总店主任是从三食品调来的全国劳动模范郑淑珍，副主任是董延芳。
郑淑珍，原为一百货售货员，后调三食品当售货员。她工作认真负责，服务热情周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与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刘少奇合了影。
总店体制撤销后，她被组织任命为百货批发公司经理。
照相馆又恢复了经理负责制，经理先后是曲福英、副县长衣正奎爱人姜秀英、王焕武、白长林、张立仁、黄秀兰。
1964年，商业局在县委招待所斜对面盖了一栋房子，招相馆从糖酒公司东头，搬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照相馆，是一栋砖混结构的平房，但这个平房比一般的房子举架高，前有高高的女儿墙，还外伸一块弧形的雨搭。
照相馆大门两侧是两个橱窗，里面展示着一些人物肖像。大多是笑靥如花，美丽而时尚的美女和英俊的小伙子，记得就有文工团王海燕妹妹的，还有一中齐肇慧和邓伟男老师的儿子。还有一些英模人物，如县劳模印刷厂厂长崔永盛。
进入营业室是柜台，柜台南墙有个门可以出去，外面有一趟南北走向的平房，是照相馆的暗室，洗片、修版等都在这里进行。
暗房条件艰苦，屋里当时没有安排风扇通风，厚厚的帘子隔绝了外界的光线和空气，屋里十分闷热，终日弥漫着浓浓的药液味，可见暗房师傅工作是十分艰苦的。
营业室东面有个门，进去是照相馆东摄影室。这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初最早的摄影室。
照相馆西面和虎林财税所一墙之隔，东侧是虎林镇理发社、迎宾旅社。
财税所搬走后，空下的房子改为美术社，隶属于照相馆，是照相馆的一个部门。沈阳美术学院毕业的杨群，原为虎林农垦局文工团专业舞美师，文工团解散后，调入虎林照相馆。虎林照相馆六七十年代的背景画，全是由他一手绘成。1968年建在火车站前一道街十字路口的彩楼，也是由他设计并绘画的。而这之前，一些布景则是由李荆山绘制。
在糖酒公司东时的照相馆背景，是一幅具有中国古典建筑特色的背景画。这是1963年虎饶县百货公司送吴家构书记合影。
美术社除了杨群，还有姜长凤、于素娥二位美工师。约在七十年代末，美术社从照相馆分离，独立成为一个文化单位。大约在九十年代，杨群调走，李所成任美术社经理。后企业改制，美术社解体。
美术社搬走后，原美术社就成为照相馆的西摄影室。照相馆在西墙北侧墙边打开一个门，把美术社和照相馆连为一体，原美术社成为照相馆的西摄影室。西摄影室南墙上挂一幅珍宝岛不容侵犯的背景画，西墙上挂了一幅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背景画，这两幅画，均出自杨群之手。七十年代时，这是虎林照相馆两个政治性很强的背景，很多人都在这里留下了具有年代记忆的影像。
杨群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背景画
杨群画的珍宝岛不容侵犯背景画
原美术社西，隔一个窄巷，是虎林第二理发社，理发社西是回民饭店。理发社和回民饭店，和县委招待所隔一道街相望。照相馆则隔一道街，对着县委招待所东一个宣传栏和糖酒商店。
传统的照相行业，从布光、照相、冲印、整修、上色、晒片、装框等要经过1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很多讲究，一张照片从拍摄到完成，花时需要好几天。
1957年，照相馆购进了一台木制带轮的座机，取代老的三角架相机。这个新座机一直使用到八十年代。由于设备简单，修理底片尤为重要。底片往往要经过极其细致的修整才能冲洗，底片修完冲洗出来，还要在照片上进行二次修理和手工上色。工具从铅笔换成了特制的毛笔和刮刀，颜色也是上色师傅自己调配，考的都是相馆师傅的真功夫。李荆山在修版及上色上，技艺出众。但随着年龄大了后，这些活就由小一辈去做了。而小一辈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技艺上有种青出于蓝的趋势。
修片是照相中一处重要的工序，就是通过‘接光线’来调整照片的明暗，用笔根据个人特点，及考虑胶片感光度、反差、宽容度等特性来勾引光线，有时候光线过度太生硬，就得“接”润和一点。修片技术要求十分严格，一点瑕疵没修好，会引来师傅的质问，这种严格造就了当时普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李荆山就是修片大师，他的侄子李培森，修版技术青出于蓝胜于蓝，技术不但是虎林照相馆的天花板，在省内也是有名修版大师。他在六十年代时，参加全省照相业职工技术比赛，获修版第一名。
六十年代，照相馆拍照基本是黑白照，只有北京、上海少数大地方有彩色底片。黑白照要有色彩，全靠手工着色，这就对美工的上色技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当时的彩色照片，都是在照片洗印出来之后，再在上面涂上颜色而形成的。上色类似于绘画，油彩是用粗细不等的毛衣针缠上脱脂棉，再蘸上各色颜料，在照片上慢慢揉色。水彩是用毛笔在照片上着色，人物的服装、肤色都力求逼真。后来有了按光线养油彩的分面方法，着色技术日益精湛，做出来的照片形象丰满、色彩鲜艳。李荆山的女儿李春华，不但长得清秀漂亮，人也聪慧灵巧，在照片着色方面，不但到父亲亲传，还有许多自己独创的技法。在全省照相业职工技术比赛中获着色第一名。
荆山照相馆的彩色相片，李培基（左）在照相馆对面小杨树林（后电影院）练武。
李荆山的外甥王焕武和王奎武，职工董延芳，都是照相馆当家摄影师，他们在拍摄中构图干净，角度到位，用光巧妙，是单位优秀的摄影师。王焕武在全省照相业职工业务比赛和牡丹江地区一市六县业务考试中，获得第二名。
王奎武，牡丹江师范学校毕后，在虎林给镇长张永涛当通讯员。张镇长调任二九0农场场长后，王奎武调进照相馆工作。六十年代初，他参加全省照相业职工业务比赛，获得摄影比赛第七名的好成绩。在同次比赛中，董延芳获得第八名的好成绩。
大约1969年，虎林文化馆要排演《沙家浜》，由于王奎武嗓音清亮，唱功很好，被抽去主演郭建光。演出很成功，王奎武也一唱成名。由于他京剧功底了得，文化馆按人尽其才的原则，要调他到文工团工作。在文革期间，能进文工团或宣传队，是件荣光和幸运的事情。但王奎武却不想上文工团，就拒绝了邀请。后来，王奎武到了生产资料公司，当了一名司机。
当时，省里规定进入省级比赛前十名的选手，全部送到中国照相业最发达的上海去学习。李培森、李春华、王奎武、董延芳，都符合外出学习条件，但随后文革暴发，业务学习就此搁浅。
素材提供王焕武，王学阳，李培基李肇东父子撰写的李氏家谱，照片由王焕武、秦丽娟、李培基，程善翠、曲道江提供，部分摘自李肇东主笔的李氏家谱。
1927年，从辽宁来到虎林的李荆山，受虎林当地士绅李明发邀请，承揽了虎头关帝庙维修工程。
李荆山和父亲及兄弟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惊人的智慧，将这座残破的庙宇，修缮的焕然一新。即使现在游走在关帝庙中，仍然能看到当年这些优秀工匠的智慧与精湛的工艺。虽然经历了百年沧桑，世人在一睹古庙的厚重与沉淀的同时，精雕细刻木雕和精美的彩绘中透出的古典情怀韵味，让当地官员和中外客商，对李荆山的技艺倍加称赞。
由于虎头关帝庙修缮十分成功，李明发十分高兴，他又把虎头京剧院修缮工程交给了李荆山。
1931年，高级木匠李荆山以31岁“高龄”，到饶河照相馆拜师学艺，成为一个学徒工。
1931年李荆山（右）在饶河照相馆学艺。
这次学艺，本是一次意外，更是一次人性的考验。
李荆山到饶河干木匠活时，认识了饶河县照相馆的袁先生。
两人志趣和性格相同，彼此投合。闲下来时，李若荆山经常去照相馆和袁先生闲聊。照相馆忙时，他也会帮助袁先生一把。袁先生对他也视为知已，把摄影、修板、上色等照相技艺传授给他。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袁先生不知怎么惹上了官司，被警察抓走判刑三年。临走前，万念俱灰的袁先生对李荆山说：“我走以后你帮我照看着生意，媳妇和孩子你就给口饭吃就行。”
三年后，袁先生刑满释放。回来看生意比他走时还好，家人也被李荆山照顾的非常好，心中十分开心又意外。当李荆山把这些年生意收入和家里支出的账目清清楚楚交给他时，袁先生非常激动，难以自持。他用颤抖双手握住李荆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为了帮袁先生照料生意，李荆山已经三年没有回家。看袁先生平安回来，他也准备回家看看。
李荆山重信誉的人品，只留侠意满乾坤的义气，让袁先生十分敬重。他对李荆山说：“干木匠活太累了，回家开照相馆吧，开照相馆收入绝对能养活你那一大家子人，也不用你东奔西跑，还能照顾家人。”
1935年，李荆山返回了虎林县东街基（当时地名黑嘴子，民国时期为四区公报所在地）。
1936年春，李荆山在虎林老市场街，租满州国虎林报纸局局长刘庸凡的一间平房，创建了虎林县第一家照相馆：荆山照相馆。
李荆山虽然没上过多少学，但通过自学初通文墨。他写得一手好字，很喜欢读古籍史书。他根据他的名璞字内含“没有琢磨的玉”的喻意，以及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的荆山、其中抱璞岩传为春秋时代卡和得著名的和氏玉（壁）的地方这一曲故。给刚成立的照相馆起名荆山照相馆，喻意荆山照相馆是块没有雕刻的玉，早晚要大放光彩。
第二年，李荆山和家人在中街西（现农机修造厂至虎林宾馆的红旗路西，约农机公司这一位置。），建了一栋草木结构的房子，整个建筑约二百平方米，营业室约百余平方米。
有了自己的门市，省了租金等开支，效益开始蒸蒸日上。但刚经营四年，日本关东军就来找麻烦，无理要求荆山照相馆搬家，理由是关东军要在照相馆这一位置建神社。
李荆山只好从路西搬到路东，在电影院路东、原张家菜馆这一位置新建了荆山照相馆。
1958年左右李春华和弟弟李培君在老照相馆前留影。
这次盖的房子，砖木结构，铁皮盖瓦，档次是当时虎林较高的。这趟房是一个临街拐把房，营业室不烧火，冬天和外面一样冷。棚顶安着玻璃窗，以便采光，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玻璃房。照相馆用上电，是1960年以后的事。朝北这趟拐把房是住宅，东面和原虎林县日伪时期县长李象山一墙之隔。
日本关东军在原照相馆位置建起了神社，并在神社的南面种上了一片树林。李荆山家的荆山照相馆，就面对着这片树林。
这片树林是虎林许多老人记忆深刻的地方，后来在七十年代末，在这片树林的位置，建起了虎林电影院。
原荆山照相馆西面的小树林。
照相馆的相机，俗称三条脚相机。这是一种较为笨重的座式机，三脚架支撑，上呈箱子状，里面有个小窗口可以看到倒立的影像，箱子下方的板子可以调节焦距，移动三脚架可以调节物距。最早时没有快门，摄影师调好焦距和光圈后，将相机盖取下，利用自然光暴光，然后快速盖上，防止暴光过度。
后来有了快门，在座机的侧边有个快门线，快门是一个气吹状的物件，照相的时候先用大拇指堵住气孔，然后用手指捏气，噗一声就成像了。
刚开始，照相馆的生意因刚开业生意清淡。李荆山为了增加收入，利用他会木匠和画画的特长，兼营牌匾生意。如虎林当时知名的大买卖商号“同聚东”、“永和祥”、“大饭馆福海楼”、“四海轩”等商号牌匾，都是李荆山制作的。
李荆山为了提高照相馆知名度，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还在背景画上下功夫，自己用胶合板等画了很多有新意的背景画，吸引了大批顾客。
这是用胶合板画的汽车背景，照片左为其侄子李培基。
李荆山画的亭台楼阁背景画，照片左为侄子李培基。
李荆山是长子，从小受儒家文化影响，重亲情懂礼孝。他孝敬父母，挣的钱一分不留全交给母亲，用以一大家人的开支。他友爱兄弟姐妹，却很少顾及自己的家人。他对早逝的第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怀有深深的愧疚，他曾对侄子培基说：“现在我想起来很后悔和难过，孩子要一块糖我都没有给买，孩子死了我心里非常难受。”
铮铮硬汉，铁骨柔情，李荆山的痛苦和愧疚，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常深深的自责自己。但他知道，作为长子，他要孝敬父母，要帮助弟妹，要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承担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
李荆山在经营小家庭的同时，不忘国仇家恨，是一个有民族大义的中华好男儿。他和李家大院父老兄弟姐妹，积极支持抗联抗日活动。经常留抗联队伍在大院宿营，为抗联提供粮食、药品、衣服等物资，为抗联传递情报。
位卑未敢忘忧国，爱国犹如爱家，这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已经融入了李荆山及他的家人的血液中了。他们虽是农民，但在民族大义上，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气节。
二弟李厚春，以甲长身份为掩护，三弟李厚盛，以牌长身份为掩护，组织村民为抗联提供军需物资和粮食等。李厚春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抓去，灌辣椒水、上老虎凳，但李厚春拒不承认，后查无实据予以释放。但日寇的酷刑，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出狱不久，就因病去逝了。
四弟李厚宾，以警察身份为掩护，参加共产国际远东组织，成为红色间谍。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最后惨死在日寇731部队。
五弟李厚民，继承哥哥李厚宾的遗志，考上警察后，也加入了共产国际远东谍报组织，经常收集情报并送到江对岸的苏联。光复后，他先后任虎林县公安局保安股长、三区区长等职。
七弟李厚陞，抗日时期入伍，参加了苏军攻克虎头要塞的战役。后在宝清郊外马鞍山一带清剿日军残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3岁。
八弟李厚文，1947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并在所属的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医学。中国医科大学胸外科教授，胸外科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授予特殊贡献专家，中华医学会肺癌诊断、治疗、咨询中心主任，首批辽宁省优秀专家。曾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兼肿瘤病研究所所长，辽宁省肺癌专业委员会主席。
前八弟妹徐桂珍，参加志愿军赴抗美援朝战场，在美机轰炸中牺牲，年仅25岁。
侄子李培林和李培堂，也参军入伍，参加了辽沈战役、并一直随第四野战军打到海南岛，立下赫赫战功。
虎林忠烈一家的不少，但很少有像李荆山家这样，有这么多的人为国家舍身取义而牺牲。真可谓是“忠肝义胆，千载家谱。”
1938年，虎林县公署从虎头搬到东街基，后改东街基为安乐镇。第二年秋，又将安乐镇改为虎林街公所。虎林成为县政府所在地后，政府机关和关东军宪特机关、服务行业、商家店铺、学校医院一下井喷式的增加。中外客商和国内外贸易，也一下激增。这让照相馆一下忙了起来。照相馆原就李荆山拍照，李厚民收款。现在必须增加人手，才能应付激增的业务量。他们雇了一姓宁的师傅，后又让李荆山的妹夫孙凤鸣来到店里。
四十年代，照相馆的业务更忙了。七弟李厚陞、八弟李厚文，五弟妹刘世花，长子李培悟、侄子培林、培堂、培基，都先后到店里帮过忙。
照相馆在五六十年代属于新兴的特种行业，需要经公安部门审核批准才能经营。日军侵华期间，照相馆更是属于特种行业，不但对军队新闻系统拍的照片要严格审查，对民间照相馆所拍图片，也实行了严格的审查使用制度。所有的照片，都必须要经宪兵队审查，合格的在照片背面盖上一个蓝色的三角形章，照相馆拿回后发给顾客。如果不去宪兵队审查而擅自将照片发给顾客，宪兵发现后，轻者处罚或挨打，严重的就要封店铺并将老板抓进宪兵队。
荆山照相馆照片送审，当时由李荆山八弟李厚文和侄子李培林去完成。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要往返于虎林到西岗（宪兵队在西岗）一次。
在日伪时期，照相是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拍一张照片的钱相当于买一斤肉。只有家境还不错的人家，才会在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人过生日、结婚这样的大日子里，来照相馆照一张相。
虽然生活清苦，但很多人还是希望在过年过节去照相馆拍照留影，记录自己的成长片段，将全家团圆为福珍藏于相框。
有些人生活过于困难，拍完照，却一时拿不出钱来。对此，李荆山总是大度的让人把照片取走，并不收这些穷人的钱。
1956年之前，虎林县除荆山照相馆外，还有两个照相馆，但都是从荆山照相馆分出去的。
李荆山的五弟李厚民和爱人刘世花，1950年在三区（现伟光乡）开厚民照相馆。后在1955年，和外甥王焕武合作，在虎林现宾馆西，糖酒公司对面，租老耿家房子开泰和照相馆。
李荆山的徒弟徐德山，和于洪志在虎林钟表社这个位置，租了间房开了德兴照相馆。这个照相馆，营销策略还挺超前，有点直销的意思。没有门面房，直接下乡拍照，回来冲洗成相后，再送回乡下。这相当于现代销售中的压缩铺面成本，减少中间环节，方便顾客的同时，实现利润增长。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公私合营高潮。1956年2月，从荆山照相馆分离出去的泰和照相馆和德兴照相馆，重新回到荆山照相馆，并和虎林县82户个体工商户，一起转为公私合营企业。
公私合营时照相馆共九人，李荆山、李厚民、刘世花、于洪志、徐德山、王焕武、李培森、李春华、白长林。这其中，李荆山、李厚民、刘世花、李培森、李春华、王焕武为李荆山的家人，李氏成员占员工总数的67%。此时的照相馆，仍是典型的家族式企业。
公方将私方设备等折价入股，李荆山3000多元，李厚民1800多元，徐德山800多元。
前排由左至右李厚民、李荆山、宋义堂、于洪志。二排由左至右刘世花、李春华、徐德山、白长林、董延芳。三排由左至右王衍义、宋玉义（后改名宋毅）、毛玉振、王焕武、李培森、徐福山。
宋玉义，外地投亲来到虎林，通过在银行工作的哥哥介绍，进入了虎林照相馆。虽然他文化程度并不算高，但他聪慧过人，好学肯钻，很快成为照相馆的一个多面手。
1960年，农垦局拟安排他去饶河照相馆工作，他不愿意去，就主动离开了虎林照相馆去到了大庆市，在那建了一个照相馆。由于他技术精湛，服务热情，在当地名声大噪。不久，他被调入大庆日报社任摄影记者，后提拔为报社副社长。
宋玉义在大庆拍的照片
转制后，照相馆仍叫荆山照相馆，公方未派经理，李荆山因德高望众，不但聘为副经理，还连续担任虎林县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浪潮，中国传统的照相行业落下了帷幕。但照相发展所具备的“纪念”、“留念”功能并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如五十年代生机勃勃的朝气，六十年代初期的平稳到后期极左的疯狂，七十年代麻木困惑到欣喜愉悦，八十年代个性和多元审美写真的兴起，九十年代华丽装饰及夸张妆容婚纱照，写真，儿童摄影等市场细分的崛起，二千年初数码卡片机对胶片机毁灭性的冲击，后期手机所带来全民摄影时代的“影像泛滥”……
公私合营时，照相馆仍在红旗路虎林镇医院西这一老位置。1960年，荆山照相馆搬到糖酒公司东，现虎林宾馆对面文化路西南角。这个时期，照相馆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体制。
此时的虎林照相馆，按行业来算，只有荆山照相馆一家，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大批高级文化艺术人才齐聚虎林。牡丹江农垦局搬到虎林后，所属的《农垦报》、《北大荒文艺》、《北大荒画报》等文化单位的编辑部，都在虎林落了户。
1960年，是我国自然灾害最艰苦的一年。当年8月，农垦局党委号召机关干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各种创收，缓解资金困难压力。后来又将美术摄影人员列入编外，自己解决工资。
在这种大环境下，《北大荒画报》利用他们的人才优势，在现在的火狐狸服装超市这一位置，成立了“北大荒文化服务部”。说是文化服务部，实际上就是个照相馆。虎林县文化局安排文化干事张宝晋任经理，业务主要是著名记者吕向全。后来县文化局把原总后勤转业来的张国璋调来，又从文工团调来《解放军画报》的王惟。
1963年，随着牡丹江农垦局和合江农垦局的合并，所有机关人员和文化部门都搬到佳木斯去了。存在了三年的服务社，也寿终正寝了。
1958年，荆山照相馆改名为公私合营虎林照相馆，隶属于虎林县工商联合会。
1956年至1959年，公方并未派负责人到照相馆，照相馆的所有业务，仍由副经理李荆山负责。
1959年，厂县合一时期，农垦局安排上尉军官李秉和任照相馆经理。同时来的还有一位解放军画报社转业来的伤残军人宋义生，他抗日期参加革命，在战地拍照时腿被日军打断，是一位伤残的三八式老革命。他一直在虎林照相馆待到八十年代，后调河北省沧州照相馆任经理。
1961年，李秉和调走，少尉军官李杰从856农场调来接替李秉和职务。此时业务组长为李培森，李荆山退休回家。
1964年，李杰调往哈尔滨某院校任教。中尉转业军官黄宝林，从虎林县农机厂厂长位置，调任照相馆经理。
1967年，黄宝林调走，冷连真从县百货批发经理位置，调照相馆任经理。
冷连真调走后，郭振庭从百货批发公司经理位置，调照相馆任经理。之后，县政府管理员贾二海、程善翠、董延芳先后任经理。
大约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虎林县商业服务公司对下属的八大公司进行了重组，组成了三个总店。第一店是工农兵饭店、大众饭店、回民饭店、迎宾饭店、虎林饭店。第二店是第一、二、三理发社。三店是浴池、照相馆，冰棍厂、迎宾旅社。第三总店主任是从三食品调来的全国劳动模范郑淑珍，副主任是董延芳。
郑淑珍，原为一百货售货员，后调三食品当售货员。她工作认真负责，服务热情周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与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刘少奇合了影。
总店体制撤销后，她被组织任命为百货批发公司经理。
照相馆又恢复了经理负责制，经理先后是曲福英、副县长衣正奎爱人姜秀英、王焕武、白长林、张立仁、黄秀兰。
1964年，商业局在县委招待所斜对面盖了一栋房子，招相馆从糖酒公司东头，搬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照相馆，是一栋砖混结构的平房，但这个平房比一般的房子举架高，前有高高的女儿墙，还外伸一块弧形的雨搭。
照相馆大门两侧是两个橱窗，里面展示着一些人物肖像。大多是笑靥如花，美丽而时尚的美女和英俊的小伙子，记得就有文工团王海燕妹妹的，还有一中齐肇慧和邓伟男老师的儿子。还有一些英模人物，如县劳模印刷厂厂长崔永盛。
进入营业室是柜台，柜台南墙有个门可以出去，外面有一趟南北走向的平房，是照相馆的暗室，洗片、修版等都在这里进行。
暗房条件艰苦，屋里当时没有安排风扇通风，厚厚的帘子隔绝了外界的光线和空气，屋里十分闷热，终日弥漫着浓浓的药液味，可见暗房师傅工作是十分艰苦的。
营业室东面有个门，进去是照相馆东摄影室。这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初最早的摄影室。
照相馆西面和虎林财税所一墙之隔，东侧是虎林镇理发社、迎宾旅社。
财税所搬走后，空下的房子改为美术社，隶属于照相馆，是照相馆的一个部门。沈阳美术学院毕业的杨群，原为虎林农垦局文工团专业舞美师，文工团解散后，调入虎林照相馆。虎林照相馆六七十年代的背景画，全是由他一手绘成。1968年建在火车站前一道街十字路口的彩楼，也是由他设计并绘画的。而这之前，一些布景则是由李荆山绘制。
在糖酒公司东时的照相馆背景，是一幅具有中国古典建筑特色的背景画。这是1963年虎饶县百货公司送吴家构书记合影。
美术社除了杨群，还有姜长凤、于素娥二位美工师。约在七十年代末，美术社从照相馆分离，独立成为一个文化单位。大约在九十年代，杨群调走，李所成任美术社经理。后企业改制，美术社解体。
美术社搬走后，原美术社就成为照相馆的西摄影室。照相馆在西墙北侧墙边打开一个门，把美术社和照相馆连为一体，原美术社成为照相馆的西摄影室。西摄影室南墙上挂一幅珍宝岛不容侵犯的背景画，西墙上挂了一幅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背景画，这两幅画，均出自杨群之手。七十年代时，这是虎林照相馆两个政治性很强的背景，很多人都在这里留下了具有年代记忆的影像。
杨群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背景画
杨群画的珍宝岛不容侵犯背景画
原美术社西，隔一个窄巷，是虎林第二理发社，理发社西是回民饭店。理发社和回民饭店，和县委招待所隔一道街相望。照相馆则隔一道街，对着县委招待所东一个宣传栏和糖酒商店。
传统的照相行业，从布光、照相、冲印、整修、上色、晒片、装框等要经过1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很多讲究，一张照片从拍摄到完成，花时需要好几天。
1957年，照相馆购进了一台木制带轮的座机，取代老的三角架相机。这个新座机一直使用到八十年代。由于设备简单，修理底片尤为重要。底片往往要经过极其细致的修整才能冲洗，底片修完冲洗出来，还要在照片上进行二次修理和手工上色。工具从铅笔换成了特制的毛笔和刮刀，颜色也是上色师傅自己调配，考的都是相馆师傅的真功夫。李荆山在修版及上色上，技艺出众。但随着年龄大了后，这些活就由小一辈去做了。而小一辈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技艺上有种青出于蓝的趋势。
修片是照相中一处重要的工序，就是通过‘接光线’来调整照片的明暗，用笔根据个人特点，及考虑胶片感光度、反差、宽容度等特性来勾引光线，有时候光线过度太生硬，就得“接”润和一点。修片技术要求十分严格，一点瑕疵没修好，会引来师傅的质问，这种严格造就了当时普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李荆山就是修片大师，他的侄子李培森，修版技术青出于蓝胜于蓝，技术不但是虎林照相馆的天花板，在省内也是有名修版大师。他在六十年代时，参加全省照相业职工技术比赛，获修版第一名。
六十年代，照相馆拍照基本是黑白照，只有北京、上海少数大地方有彩色底片。黑白照要有色彩，全靠手工着色，这就对美工的上色技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当时的彩色照片，都是在照片洗印出来之后，再在上面涂上颜色而形成的。上色类似于绘画，油彩是用粗细不等的毛衣针缠上脱脂棉，再蘸上各色颜料，在照片上慢慢揉色。水彩是用毛笔在照片上着色，人物的服装、肤色都力求逼真。后来有了按光线养油彩的分面方法，着色技术日益精湛，做出来的照片形象丰满、色彩鲜艳。李荆山的女儿李春华，不但长得清秀漂亮，人也聪慧灵巧，在照片着色方面，不但到父亲亲传，还有许多自己独创的技法。在全省照相业职工技术比赛中获着色第一名。
荆山照相馆的彩色相片，李培基（左）在照相馆对面小杨树林（后电影院）练武。
李荆山的外甥王焕武和王奎武，职工董延芳，都是照相馆当家摄影师，他们在拍摄中构图干净，角度到位，用光巧妙，是单位优秀的摄影师。王焕武在全省照相业职工业务比赛和牡丹江地区一市六县业务考试中，获得第二名。
王奎武，牡丹江师范学校毕后，在虎林给镇长张永涛当通讯员。张镇长调任二九0农场场长后，王奎武调进照相馆工作。六十年代初，他参加全省照相业职工业务比赛，获得摄影比赛第七名的好成绩。在同次比赛中，董延芳获得第八名的好成绩。
大约1969年，虎林文化馆要排演《沙家浜》，由于王奎武嗓音清亮，唱功很好，被抽去主演郭建光。演出很成功，王奎武也一唱成名。由于他京剧功底了得，文化馆按人尽其才的原则，要调他到文工团工作。在文革期间，能进文工团或宣传队，是件荣光和幸运的事情。但王奎武却不想上文工团，就拒绝了邀请。后来，王奎武到了生产资料公司，当了一名司机。
当时，省里规定进入省级比赛前十名的选手，全部送到中国照相业最发达的上海去学习。李培森、李春华、王奎武、董延芳，都符合外出学习条件，但随后文革暴发，业务学习就此搁浅。
素材提供王焕武，王学阳，李培基李肇东父子撰写的李氏家谱，照片由王焕武、秦丽娟、李培基，程善翠、曲道江提供，部分摘自李肇东主笔的李氏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