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2019-05-21 22:32阅读：
笔者之所以也想谈题中所引的诗句，乃因为每每看到论及章惇与苏轼关系的文章，执笔者常拿它来说事，且各执一词。此“于公（指苏轼）人品心术，殊有关系”（王文诰《苏轼诗集》卷一三），故也想唠叨一二。
最早拿题中所引诗句说事的是南宋学者王明清，他在其《挥麈余话（卷一）》中说：“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岁不自拘检。妻之母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产之时，杨氏欲不举，杨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贮水，缄置其内，遣人持以还俞。俞得之，云：‘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雇乳者谨视之。既长登第，始与东坡先生缔交。后送其出守湖州诗，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以为讥己，由是怨之。……绍圣相天下，坡渡海，盖修报也。”
王氏此论，常为一些学者引用，或以之解释苏轼的原诗，或把它作为苏、章交恶的原因之一。其实，只要我们认真读一读章惇出知湖州后苏轼所写的诗文，即可知王氏之论纯属无稽之谈。
熙宁八年（1075）十月，因御史中丞邓绾、御史蔡承禧等弹劾，章惇以三司使出知湖州。苏轼时任密州太守，闻讯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兹录其一如下：
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章惇在仕途猛进之时忽遭此打击，其心情可想而知。所以，作为知心朋友的苏轼，其和诗满是宽慰之语。章惇好道，且“知养内外丹久矣”（《
与章致平二首》之一），故轼诗开首便有“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句。“方丈”，是传说中仙山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仙人居之。”“高情”，指超然物外的高世情怀。“水云乡”，指湖州。《方舆胜览》卷四《安吉州》（即湖州）引郑谷《寄湖州从叔员外》诗曰：“远看城郭里，余在水云中。”《吴兴备志》卷一五云：“吴兴山水清远，城据其会，状其景者曰‘水晶宫’、‘
水云乡’。”首二句把章惇比作“仙人”，极赞他物我两忘的情怀。湖州水云淼茫，仿佛传说中的“方丈”，故轼冠以“犹爱”二字，以为章惇出知湖州乃仙人得仙地，如鱼之得水。次二句“功名谁使连三捷”夸赞章惇才学出众。“惇豪俊，博学善文。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调商洛令。”（《宋史·章惇传》）治平三年十月又召试馆职被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故云“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夸赞章惇进退裕如，有身世两忘的修为。颈联叙友谊，言两人心心相印，无所不谈。“归休”，指辞官归隐。苏、章二人早年就相约一起归隐，至元丰年间仍有此意。这从《全宋诗》所载章惇《寄苏子瞻》一诗可见：“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余。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苏轼卜居阳羡，是元丰七年（1084）由黄州量移汝州之后的事。也就是说，至元丰七年，两人“心共在”，还是知己。两人早年就相约归隐，为什么迟迟没有归隐呢？“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章惇知湖州任上，曾游飞英寺，作《飞英题留》诗。元丰二年（1079），苏轼出知湖州，游飞英寺，有《次韵章子厚飞英留题》：
款段曾陪马少游，而今人在凤麟洲。黄公酒肆如重过，杳杳白蘋天尽头。
首二句前句以马少游喻章惇，言自己曾陪同章惇一起游终南。事在治平元年（1064）正月，时苏轼为凤翔签判，章惇为商洛令。马少游是马援的堂弟。《后汉书·马援传》载：“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酾酒，劳飨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此处苏轼用马少游典，意在赞章惇淡泊名利，不求富贵。款段：马行迟缓貌。后句言章惇而今在朝为官。唐时中书省称凤池、凤阁，秘书省称麟台。时章惇在朝为翰林学士，故云。
后二句写苏轼游飞英塔时，看到惇诗，想起昔日游终南事，慨叹如今二人相隔遥远，恨不能同游。“白蘋”，即白蘋洲。在湖州。“黄公酒肆”典出《世说新语·伤逝》：“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苏轼用此典，既表达了对章惇的思念之情，又寄寓着自己长期被外放的身世之叹。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离京去谪居地黄州。二月到黄，章惇也于此月拜参知政事。不久，苏轼收到章惇书，轼回书曰：
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去岁吴兴，谓当再获接奉，不意仓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审台候何似？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方是时，应轼者皆怃然。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轼正复洗濯瑕垢，刻磨朽钝，亦当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几天地之仁，不念旧恶，使保首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足矣。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
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会见无期，临纸惘然。冀千万以时为国自重。（《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其一）
章惇此时位居副相，当别人都唯恐避苏轼不及的时候，他却不怕影响自己的仕途，仍然对一个罪臣不嫌不弃，其情谊确实可佩可叹。章惇在信中不仅“存问甚厚，忧爱深切”，还劝慰苏轼“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苏轼很受感动，想到往日自己“病狂”不“循理安分”时，只有章惇“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的种种事，从心底里感叹章惇“真与世俗异矣”。“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之语，则说明在苏轼看来，章惇就像亲兄弟子由一样时刻在真正关心着自己。
苏轼在信中，深为章惇“拜命与议大政”而高兴，自喜初识章惇时所言“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得到了证实。在感激章惇“存问甚厚，忧爱深切”的同时，苏轼还给章惇一五一十地述说了自己黄州生活的一些细末琐事，如果不是亲近朋友、知己，人们能这样亲切地拉家常吗？
由上可知，从熙宁八年（1075）苏轼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至元丰八年（1075）这十年间，苏轼和章惇的私交一直很好。所以，王氏所谓章惇以为“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讥己“由是怨之”之说一点根据都没有；二人因此诗交恶，也属臆测，不可信。
